摘要：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当流量成为衡量影响力的尺度，当“网红”占据公共话语的中心，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否已然沉寂？他们的精神坐标又该置于何处？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许纪霖教授力作《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正以此为叩问，重返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深处，为这个时代的

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当流量成为衡量影响力的尺度，当“网红”占据公共话语的中心，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否已然沉寂？他们的精神坐标又该置于何处？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许纪霖教授力作《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正以此为叩问，重返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深处，为这个时代的知识人提供一份深沉而温热的精神地图。

本书初版于2003年，曾荣获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被誉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之作。时隔20余年，作者许纪霖在保留原书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全面更新与重构，更换六成篇目，以“十论”之体例，系统梳理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精神图谱，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亦是对现实的回应。

“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书名取义于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著名比喻。刺猬型学者执着于一以贯之的体系，而狐狸型思想家则广涉多方、触类旁通。许纪霖自述其学术风格“以刺猬为体，以狐狸为用”——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于公共空间广纳博引。这一自我定位，恰是本书思想张力的内在源泉：它既是一部严谨的思想史研究，亦是一次面向公众的知识人自省。

全书以“知识分子死亡了吗？”开篇，直面当代知识群体的生存困境。从晚清士大夫的家国忧思，到五四启蒙者的呐喊；从共和国初期的理想燃烧，到市场经济浪潮中的身份迷思；再到新媒体时代的话语边缘化，许纪霖以思想史家的深邃笔触，勾勒出六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他们或如鲁迅般，在虚无中坚守“韧性战斗”的责任伦理；或如王元化，在风雨如晦中秉持“不降志、不辱身”的士人风骨；或如史铁生，在荒谬命运中践行“过程论理想主义”，于苦难中重寻生命意义。

这些个案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致敬，更是对一种价值传统的守护。在价值多元、信念飘摇的今天，许纪霖并未陷入悲情怀旧，而是提出“降维启蒙”的现实路径。他指出，传统的启蒙姿态往往居高临下，预设了“先知”与“后知”的等级关系，而在一个平等化、碎片化的传播时代，真正的思想对话必须建立在“分享”而非“教导”的基础上。唯有放下知识的骄傲与道德的优越感，走进青年一代的生活经验与话语体系，思想才可能真正落地生根。

《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专章探讨“帝都与魔都”的城市知识分子差异，揭示北京与上海在文化气质、权力结构与知识生态上的分野；亦深入分析新媒体迭代对公共领域的重塑，指出知识分子式微的背后，是知识垄断的终结与表达方式的革命。在这一背景下，大学是否仍能守护思想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在体制内外保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衡？这些问题，许纪霖并未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引导读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展开持续的思考。

尤为可贵的是，本书虽具学术深度，却始终面向公众写作。许纪霖以清晰的逻辑、克制的文风与深切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思想议题转化为可感可思的文本。他不回避知识分子的局限与困境，亦不轻言放弃其社会责任。在他看来，启蒙并未终结，而是以新的形态延续——它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对话；不再是宏大的布道，而是具体的分享；不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跌到尘埃里”的共情。

此次再版，新增主标题“狐狸与刺猬”，不仅点明作者的学术自觉，也象征着一种理想的知识人格：在专业精深与公共关怀之间，在思想坚守与时代对话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哪怕所有的篇目都被置换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原书中洋溢的知识分子精神气质。”

在一个文化快餐化、思想平面化的时代，《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的出版，恰如一束沉静的光，照亮了喧嚣背后的沉思。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不在于追逐流量，而在于守护价值；不在于占据中心，而在于提供另一种可能。当“后浪”奔涌向前，前浪的意义，或许正在于为他们标出精神的坐标，提供不同的参照。

许纪霖教授以30余年的学术积淀，完成了一次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情凝视。这本书，不仅属于研究者，更属于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追问意义、寻求安顿的现代人。

来源：南瓜爱美剧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