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1952年2月底到北京《解放军报》筹建处报到的。报到后首先见到的是我们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赵易亚部长,他是筹备全军统一报纸《解放军报》的主要负责人。
作者 胡 奇 坤 推荐 王 皇 义
我是1952年2月底到北京《解放军报》筹建处报到的。报到后首先见到的是我们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赵易亚部长,他是筹备全军统一报纸《解放军报》的主要负责人。
赵部长是我的老首长,我从1940年起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做宣传队员时受他这位宣传科长的领导。1943年是他提名调我到新四军9旅《奋斗报》工作的,《奋斗报》也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我到21军《拂晓报》工作,他已从军里的宣传部长岗位调到华东军区宣传部。但是,我上次调到华东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工作,这次调北京参加筹办《解放军报》,又都是他提名的。
赵易亚部长见到我来了,他很高兴,“你那边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吧?”头一句他就这样问我。
我说:“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来向老首长报到来了。”
“那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筹备《解放军报》吧!现在从全军各大军区抽调的第一批20多人已经到了。能够作为第一批参加筹办《解放军报》的人员是很光荣的,你要为华东军区争光啊!”
“那一定。”我回答说。
“报纸的筹备时期,也是艰苦的时期,既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自己的宿舍和食堂。现在我们已经租用一个小旅馆,大家在那里开会,研究筹办这张全军性的报纸将遇到哪些问题以及解决办法,包括报纸的性质、任务、指导对象、组织编制、编辑工作、记者工作、出版发行以及财务管理都要一一加以研究,然后,把研究结果写成一个综合报告,上报总政治部,请上级审查批示。等上级批示下来后,我们先试办一段时间,然后再正式出版《解放军报》。”赵易亚同志接着说,“你从团里出版的小报到旅(师)、军以及大军区的报纸都工作过,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调你来参加筹备全军最高、最大的报纸。这对你来说,你在从事军中办报事业上,又增加了一个不平凡的经历,自下而上,从小报、中报到大报的经历全有了。”
“赵部长、你还记得不?1943年,你调我到九旅《奋斗报》工作时,我向你讲价钱说过的话:‘我年龄小,参军早,文化低,干不了。’现在报纸的等级越来越高,我的文化水平适应不了,能不能给我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再来工作。”根据我1955年3月8日日记上记载:“前几天,我和赵易亚部长谈话时,向他提出了学习的要求。”
“将来有适当机会,去学习提高一下,我赞成。但是,目前正是筹备出版《解放军报》最紧张的阶段,总政治部要求我们在两三个月内拿出意见上报,今年不能去学习,待明年以后再说。”赵部长接着说,“你是我看着长大和成长起来的,你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我了解,你和我军许多优秀干部一样,是自学成才的,不要妄自菲薄。”他又说:“你光说自己是小学生来部队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难道还是参军前那个‘小学生’吗?你在华东写过许多战地通讯和指导基层政治工作的文章,我和许多同志都看过,反映不错嘛!”他又说:“我们这次调来筹办《解放军报》的人,既要看学历,更主要是看实际工作能力。有些同志文字水平可能好些,但是,下到连队与干部战士隔阂很深,很难展开工作。他们只适合在内部做编辑工作。而记者却是个社会活动家,通过自己的工作和活动,和驻在军区和部队的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通过这些联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写出报道,指导工作。”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跟随他下部队时的工作情况。他说:“1953年下半年,你随我到舟山‘洛阳营’所在部队检查工作时,你到了红一连像如鱼得水那样,很快就和连队干部战士融为一体,无所不谈,及时了解了情况,发现了问题,写出了一些对基层很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一直记住这件事。你在连队工作过,熟悉基层,了解基层,这是你的一个突出的长处。作为一张指导部队工作的报纸,我们需要一批类似你这样的人来办报,你还是边实践边学习,边提高,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你看这样好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表示:“感谢赵部长对我的鼓励,我一定好好工作。”
赵部长说的那个包租小旅馆,就在前门外大栅栏大街的西首,名叫晋昌旅社,是我们办公室的地点,设备很简陋。二三月间,北方天气还是很冷的,店堂内升了煤炉子,让大家取暖。头一次开会见面的,我记得有原西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胡痴、宣传部长吕梁,华北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华北解放军》报社社长姚远方,某兵团宣传部长李希庚、徐逸人,东北军区的李云身、石凯,中南军区的欧炀、宋群、林剑,西北军区的高剑夫、鲁维璧,我们华东军区除赵部长外,还有《人民前线》报副社长毕永畅、叶寒青、我和新闻科干事施强。唐平铸最初是以总政宣传部报刊处处长身份参加会议的,后来就正式参加了《解放军报》的筹备工作,是仅次于赵易亚的第二把手。
最早来的一些人都住在大栅栏大街上,除了西头的晋昌旅社之外,东头还包了个新中旅馆,我和施强等一些人就住在这里。这旅馆处在闹市区,出东门就是珠宝市街,往北是廊坊头条,往南是粮食店街,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老酱园店六必居就在这条街上。我们每天从东头新中旅馆到西头的晋昌旅社去上班,晚上又从西头的晋昌旅社到东头的新中旅馆住宿。
所以选择大栅栏作为创办《解放军报》筹备地点,是因为解放初期这里比较繁华,旅馆、饭馆、商店林立,对一个新成立的没有办公地点、没吃处、没住处的筹备单位来说,生活比较方便。大栅栏的街名据说来源于明清两代,当时的京城入夜常实行“宵禁”,街头巷尾处处设置栅栏,宵禁开始,栅栏同时关闭,禁止行人通行。全城有1000多处,大栅栏就是其中的一处。大栅栏这条街东西长不到300米,宽不到10米。但街道两侧商店、服务网点就有三四十家,其中有不少是有经营特点的老字号,如全国闻名的同仁堂国药店,它为皇宫御药房配制过成药;还有为清朝文武官员、王公贵族做过鞋帽的内联升鞋店、聚源(后改东升)帽店;还有百年老店瑞蚨祥绸缎皮货庄等。
大栅栏终日人群熙熙攘攘,每天顾客流量有数万人,非常热闹。这里的饮食业也很发达,大饭店不多,我们也进不去,吃不起。小食堂、小饭店、小食铺很多,其中好多是家庭个体经营的。我们当时没有集体食堂,全靠个人分散买着吃,由于身上钱不多,经常光顾这些小饭店、小食铺。早上起来吃点油饼、豆浆。南方大米当粗粮,北方大米很少,中晚饭我经常吃面条水饺,当时也没有伙食补助,吃这些东西也便宜实惠。几毛钱不到一块钱就可以吃饱一顿饭。后来从各军区抽调的干部前来报到的越来越多,大栅栏的这个办公地点和住处拥挤不堪了,又从粮食店街太原客栈租用一些房间,让后来的一些人在那里吃住。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对未来报纸的名称、报纸的主要任务、报纸的主要对象、报纸的出版、发行、财务管理等问题取得了共识后,就分门别类进入具体研究了。各部门的负责人已逐渐明朗,由胡痴、姚远方负责总编室工作,由徐逸人、毕永畅负责军事后勤宣传方面的工作,由吕梁负责政治工作方面宣传,由林欣、章文龙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由杜月凯、叶寒青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由曹曲水负责时事宣传工作,由李希庚负责记者工作,由肖颖负责秘书和管理方面的工作。由于摊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总政向总参借用了打磨厂招待所一部分房间供我们办公。这个招待所在打磨厂街的西头,另外,我们还在打磨厂街东头乡村饭店利用一部分房间。
到了打磨厂招待所,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大大地改善了。虽然打磨厂街大多是老房子——平房、四合院间隔着许许多多的小胡同,但这个招待所却是解放后新盖的三四层楼房,有敞亮的住房,宽阔的食堂,还有明净的会议室,在这里有住的地方,开会的地方,特别是这里有公共食堂,我们再也不要每天冒着风雪严寒到外面去买饭吃了。在这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于5月下旬就形成了一个关于筹办《解放军报》的综合报告,上报总政治部。
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条:一是报纸的名称定为《解放军报》。二是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国内外斗争形势和我军任务;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总部各机关的命令、指示;指导军政训练,交流工作经验,介绍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宣传我军光荣传统及各种英雄模范事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提高觉悟,巩固斗志,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保证部队不断提高训练效果和坚决完成一切建军、作战任务。三是报纸为部队内部报纸,以尉以上军官为主要对象。除地方县以上党政机关和转业部队可以订阅外,一般不向外发行。开始先出版4开4版、二日刊,以后视需要和条件再改为日刊。四是报纸拟经邮局发行。预计发行总数在20万份左右。连队每排一份,机关科、处各一份,这些是由公费订阅;部队军官、士兵亦可自费订阅;五是报社编制定为210人,另附设一专用印刷厂。报社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化。
在办报筹备期间,为了便于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还请了总参、总政、总后的有关部门作了工作报告:其中有:总参谋部条令局蔡副局作的关于宣传和贯彻条令的报告;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李处长作的关于部队1954年训练情况和1955年部队训练任务的报告;总政唐处长(当时唐平铸同志尚未参加到筹办《解放军报》行列中来)关于宣传四大制度(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和颁发勋章奖章制)的报告;政工研究处姜处长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作风的报告;还有总后勤部杨副参谋长作的后勤工作报告。在三总部有关部门的报告中,以总政宣传部长刘志坚的报告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首先批评了一些人的片面认识,认为调到北京来工作是“高大深空”。他说,高级机关要求高,但不是要求“空”。军委、总部对下发指示要原则些,但我们的报纸是指导实际工作的,要反映执行指示实践中的情况,以及解决执行中发生的问题,一定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指导客观现实。但是,反映客观实际,也不是像堆破烂那样,一下堆上几十条事实,而不加提炼,有的当概括就加以概括,反映要更全面些。记者要做蜜蜂,不做蚂蚁。写东西时突破口要选窄、选小、选准。“外延越宽,内涵越小;外延越小,内涵越广。”这些话我记下来经常翻阅,对我的工作起了很大指导作用,也引起了我学习形式逻辑的兴趣。
我们还请了首都新闻单位的一些领导人、名记者、编辑作报告,指导我们的业务学习,以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其中有:人民日报的陈濬同志关于记者修养问题的报告,新华社鲍小白同志关于新闻写作问题的报告,新华社副社长海棱同志关于新闻中批评问题的报告,还有关于先进经验报道问题的报告和怎样写新闻评论问题的报告。
1955年6月3日,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党中央送呈了关于筹办《解放军报》的报告。7月20日,刘少奇批示:“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阅后退总政,拟同意。”周恩来、陈云同志对筹办工作的有关问题还作了具体批示。7月22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就筹办《解放军报》问题致毛泽东主席一封请示信。8月4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
听说,总政关于筹办《解放军报》的请示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每个筹备人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光芒,赵易亚、唐平铸等领导人当即和大家商定,9月开始试刊,编辑部各处和记者处、秘书处等各处筹备人员,都要围绕着试刊立即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我早就知道了要我做记者工作,作为新出版的《解放军报》第一批记者,我也很高兴。1955年8月25日,在打磨厂召开了首届记者工作会议,我们有二三十个同志参加了会议。李希庚部长(他在调来前,是华北部队某兵团的宣传部长,虽已明确他管记者处,但命令都未下达,大家仍叫他“李部长”)作了报告。他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提出今后三个月的报道工作的要求。
他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了10月报纸试刊的中心内容。他说:10月试刊预定出九期,10月1日出第1期,以宣传部队迎接和庆祝国庆节为中心;10月4日的第2期以宣传部队实行军衔制为中心;10月8日第3期以宣传整顿党支部为中心;第4期(11日)以宣传肃反为中心;第5期(15日)以宣传部队训练为中心;第6期(18日)以宣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中心;第7期(22日)以整顿作风或海边防问题为中心;第8期(25日)和第9期(28日)以部队训练、射击竞赛或体育为中心。他要求大家下到部队后围绕这个中心写稿,同时还要写内部资料,向总政领导反映情况。
上任不久的总编辑欧阳文中将也到会作了指示。欧阳文是老红军,调来前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湖南省平江县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任过八路军115师团的组织股长、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过东北民主联军某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41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8月31日晚来到会场时,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他上来就说:“我接到调解放军报来当总编辑的命令,心中很长时间忐忑不安,我的文化水平不高,怎么能当这张大报的总编辑呢?既然上级决定了,只有靠全社同志的支持,大家齐心协力地把报纸办好了。”他接着又说:“1955年10月、11月、12月这三个月,大家努力争取把试刊办好,力争新的一年报纸正式出版发行。”随后他又讲了讲这几个月的宣传计划和对记者工作的要求。
在筹备期间,我们就派人分头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首都新闻单位学习取经,根据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在各省设立记者站、分社或支社的经验,我们报社也决定在各大军区和海、空军派出常驻人员。部队比较多的军区设立记者站(后改为记者组),驻军较少的内地军区设立常驻记者,内部只留少数机动记者。由于当时华东军区部队较多,报社决定派驻记者站(组),由我担任记者(组)长。
作者:胡奇坤,1926年9月1日生,江苏省宿迁市沭阳人。1939年秋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调入新四军九旅《奋斗报》,1947年至1949年初在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6师第16团《立功报》工作,先后参加了朝阳集、宿北,讨伐郝鹏举、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胶河、益林、淮海、渡江,解放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等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前,调21军《拂晓报》工作,历任记者、采通主任、总编辑。1952年调华东军区《人民前线》任记者、编辑。 1955年1月奉调北京,参与筹办《解放军报》工作,任记者组长、总编室副主任。1973年调任21军政治部副主任、西安陆军学院研究室副军职主任等职。
来源:拂晓哨位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