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2年12月的夜里,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陈毅同志,主席指示,这事必须彻查,绝不能姑息!’”值班员回忆起那通加急电报时,仍觉得耳膜轰鸣。消息再清楚不过:前线两万名志愿军战士在使用上海某药房供应的药品后,出现大面积不良反应,数千名重伤员因而丧命。毛主席震
“1952年12月的夜里,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陈毅同志,主席指示,这事必须彻查,绝不能姑息!’”值班员回忆起那通加急电报时,仍觉得耳膜轰鸣。消息再清楚不过:前线两万名志愿军战士在使用上海某药房供应的药品后,出现大面积不良反应,数千名重伤员因而丧命。毛主席震怒,下令彻查。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往战场送假药?调查组很快盯上一个人——王康年。档案袋摊开,旧账如山。1924年,浙江贫商之子王康年生于宁波,少年进上海一家电台做行情播报员。听得多、问得多,生意门道也就摸了个遍。做零售不赚钱,他干脆另起炉灶,租了门面挂出“大康行”招牌,口号很响:“要啥有啥”。可惜资金薄弱,货源不足,他便玩起了“先收钱再找货”的把戏。几年下来,信任荡然无存,老赖名号传遍上海滩。
上海解放后,恢复经济成为当务之急。新政府采取“有债可缓、门店可续”的宽松政策,王康年因此死里逃生。更巧的是,他混进了老闸区工商联,还捞了居民委员会主任与肃反委员会副主任两顶帽子。表面上挺进步,骨子里却依旧算盘精。店铺换了新门面,员工一律列宁装,账面营业额噌噌往上蹿,可多数利润进了私人腰包。
他最得意的“创举”,是成立所谓“外勤部”。说穿了,这是专门拉拢干部、揽公家订货的公关小组。外勤部长领着一笔“交际费”,专门“投其所好,送其所要”。皖北行署卫生处采购员段某便被这一套攻破,随后张姓军需员也沦陷。几顿饭、几块手表,加上王康年口若悬河的“革命履历”,合同就签了。上海本地人打趣:“大康行进货全靠嘴。”
抗美援朝开始后,后勤物资紧俏,军需更是争分夺秒。1951年底,志愿军采购组急到上海抢药。王康年见“大买卖”上门,立刻拍胸脯:“特效药?统统包在我身上!”定金先落袋,药品嘛,“路上很快就到”。事实上,他既无货源,也没打算真去香港进货。定金被挪去炒棉花期货,不到半月全打了水漂。眼见交货日临近,他干脆将库存热水袋、玻璃片和过期止痛粉塞进木箱,贴上“急救包”标签发往朝鲜。
前线医生拆开箱子的一刻,心都凉了。有的箱子里甚至是无标号的白色粉末。医生只好硬着头皮试用。短时间内,感染加剧、并发症陡增,两万名战士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几千名重伤员没能撑过黄金救治期。军医在电报里写道:“药似药非,疑遭调包。”就这八个字,让北京彻夜难眠。
侦讯开始后,王康年仍摆出老把戏:“资金周转困难,我也是迫不得已。”办案人员毫不吃这一套,翻出他骗取银行贷款、逃税漏税、倒卖器械的厚厚卷宗。仅在金城银行一项骗款,就高达5亿元旧币。更恶劣的是,他把志愿军救命钱拿去高利贷拆借,链条断裂后才急起施伪。
员工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仓库小工指认:“老板让我们把假药灌进瓶子,贴进口标签,还说‘朝鲜远,查不到。’”一位老会计在笔录里写下自己听到的对话——“死人与我何干?合同在手,谁敢追究?”这句话直接钉死了王康年的人性底线。案情公开当天,上海市民挤爆报馆门口,人群里有人低吼:“这种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953年2月28日清晨,上海市人民法庭宣判:王康年犯有行贿罪、偷逃税款罪、诈取国家资财罪,累计金额26亿元旧币,且致志愿军重大伤亡,罪无可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完毕,人群沉默半晌,有白发老人抹了抹眼角低声说:“战士的命不是生意。”
案件虽然告一段落,但余波在军中、金融系统与工商界持续发酵。志愿军前线很快建立了更严格的药品检验链条;国内银行对商号质押也增加多重审查;上海市政府随后展开针对医药行业的集中整顿,上百家小药铺因资质不符被关停,三十余名“钻空子”的采购员被追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曾被王康年“请”去吃喝的干部,多数主动交代问题,部分人受到降级或撤职处分。有人在笔录中写道:“只要有制度漏洞,就可能滋生王康年第二、第三。”这句话日后被打印成红头文件,挂在不少仓库门口。
回看整个过程,假药之恶,并不止于无良商贩的一己贪婪,更暴露了战时供应链管理的薄弱。前线急、国内散、封锁严,使“快”成为唯一标准,底线随之被一步步蚕食。毛主席那声“不能姑息”,既是对奸商的震慑,也是对后勤体系的一记当头棒喝。
时下再提此案,很多老兵仍觉胸口堵得慌。有人说:“子弹打不死的战士,被一瓶粉末带走,多荒唐。”也有人提醒后辈,市场经济再活跃,原则二字不可轻弃。毕竟,制度可以不断修补,人心若缺了良知,再严密的条文也难以堵住所有缝隙。
王康年早已伏法,但历史不会自行愈合。那些数字背后的伤口,留给后来人警醒——挣钱可以,命不能拿来赌;投机也行,底线不可逾。只要记得这一点,类似悲剧就难以重演。
来源:春秋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