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来，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人们总认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导李之藻绘制了首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西学东渐送来了欧洲文明，给中国以地理科学启蒙。究其实，中国地图测绘活动由来已久，测绘技术非常发达，不仅绘制大量国内地图，也是世界地图的发源地。世界地图不是来

多年来，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人们总认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导李之藻绘制了首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西学东渐送来了欧洲文明，给中国以地理科学启蒙。究其实，中国地图测绘活动由来已久，测绘技术非常发达，不仅绘制大量国内地图，也是世界地图的发源地。世界地图不是来自西方，而是中国创制，出现年代最早，并向外传播，辐射全球，影响深远。地图即版图，与领土、领海等主权，密切相关。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世界地图的源流演变，关涉国家文化主权，具有现实意义。

一、唐虞时期绘制《山海图经》

在古代，地图是社稷疆土的表达，是王权天命的象征，是秘不外示的宫藏。地图亦名“坤舆”。《易经·说卦传》云：“坤为地，为母，为大舆。”古人认为天覆地载，天为盖，地为舆。早在伏羲时代，古人已用规和矩经天纬地，测量地形与方位。在四五千年前的唐尧虞舜时期，中国出现最早的方志“山海图经”。相传，大禹治水得到山海图，并根据此图走遍天下，勘定核查，让伯益根据其口述写成《山海经》。为妥善保存山海图，大禹将其铭刻于九个大鼎。后世的山海图都是从九鼎图演化而来，可惜九鼎亡于秦。

《山海经》先有图，再有经，符合人类在使用文字之前用图画认识世界和交流思想的实际。郭璞曾撰《山海经图赞》二卷，陶渊明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由此可知，东晋时期还有山海图流传于世。古图已亡，流传至今的只有南梁和宋代的重绘图。郑樵记载：“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宋代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铨次馆阁图书，见僧繇旧踪尚有存者，重绘十卷。”明清时期流传的“山海经图”有16种版本。

《山海经》只有3万多字，其中“山经”5篇，“海经”13篇，记述300多条河流、500多座山脉、400多种神兽、100多个部族，包罗万象，光怪陆离。司马迁惊叹“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据研究，《山海经》不是一部荒诞不经的神话志怪小说，而是一部真实的上古百科全书，甚至是一部全球矿产资源大全。人类学家凌纯声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以中国为中心，东及西太平洋，南至南海诸岛，西抵西亚非洲，北到西伯利亚的一本‘古亚洲地志’，记述古亚洲的地理、博物、民族、宗教许多丰富宝贵的资料。”日本学者竹野忠生在《西南诸岛见闻》一文中提出“《东山经》记载的地方就是从台湾向北经过琉球群岛、九州岛、北海道等西太平洋岛弧，甚至穿过北极，经过北欧、西欧到达非洲。”

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可信。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的“扶桑树”形似，“人头鸟身”青铜神像与《山海经》中“鸟身人面”春神句芒相同。《山海经》记述的奇人异兽在国内找不到，如放眼全球，则可以找到原型。《大荒东经》记载：“有小人国，曰僬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在非洲中部生活着俾格米人（Pygmies），成年人身高1.4米，是现实版“小人国”。《南山经》记载一种“狌狌”：“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在南美巴西热带雨林中有一种“白耳绒猴”，耳朵白毛，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东山经》记载一种动物：“其状如菟，而鸟类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犰狳。”在美洲有大犰狳，其体型像兔子，嘴长如鸟喙，圆圆的眼睛，细长的尾巴，一发现有人，它便会装睡。

美国学者亨利·埃特·墨茨曾徒步6000多英里考察，发现《山海经·东山经》记载的“东山之首”正是美国中西部的落基山脉，12座山峰、山间距离、河流走向、动植物分布与落基山脉基本吻合。《东山经》中第三座山是美国西南部的内华达山脉，九座山峰一一对应。他在书中感叹道：“早在4000多年前，刚毅无畏的中国人就为美洲大陆的峻峭山峰绘制了地图，在他们面前，我只有顶礼膜拜！”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二、秦汉晋时期创立地图学

1986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党川乡放马滩考古遗址，发掘出战国晚期秦墓中的7幅木板地图以及1件西汉纸质地图残片，说明天水地区曾有发达的水系，便于农业灌溉。秦人绘制清晰的地图，在管理户籍、税收、修造大型工程方面有着巨大作用，也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价值。这也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秘密。放马滩地图是世界上遗存至今最早的地图。

司马迁《史记》曾记载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这是一种立体地图。在汉代的陶罐和香炉上也有蓬莱仙山的立体地图。公元32年，马援将军用糯米塑造河谷山脉，制作立体军事地图。东汉，张衡《算网论》发明定量制图法，以十字线矩形网格座标测量距离，精确缩小地图尺寸，类似现代照相微缩技术。

晋朝宰相裴秀（224－271年）创立“制图六体”原则。一分率，长宽比例尺。二准望，地理方位。三道里，两地距离。四高下，即高差海拔。五方邪，地面坡度起伏。六迂直，曲直换算。“制图六体”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裴秀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他绘制的《禹贡地域图》，是最早的历史地图集。他曾将一幅用八十匹绢绘制的《天下大图》，按“寸为百里”的比例尺缩制成便于携带的《地形方丈图》。

三、唐代绘制《海内华夷图》

唐朝，疆域广大，太宗、玄宗励精图治，开放包容，国力空前强大，万国来朝，中外经贸文化交流频繁，630-894年间，日本遣唐使19批，每批约400人；651-798年间，大食访华使团37批。中国和非洲已建立海陆交通联系。东非南部的三兰国是唐船到达最远的目的港。索马里南部的黑人国“殊奈”派遣的使者在629年10月抵达长安。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宦官杨良瑶曾以“聘国使”名义出使黑衣大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比郑和早620年。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碑》。碑文记载：杨良瑶“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

杜环是另一位游历西亚、非洲的传奇人物。751年，他随高仙芝在中亚怛逻斯城与大食作战，被俘，受到优待，随阿拉伯使团经埃及、苏丹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直到762年乘商船回到广州，历时12年。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西戎总序”记载：“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环游历拔汗那国、康国、师子国、拂菻国、摩国、波斯国、碎叶、石国、大食、朱禄国、苫国，记载其所见所闻。如摩邻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埃及医生擅长治疗眼病、痢疾、作脑外科手术：“其大秦，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非洲人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经行记》已失传，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了1500余字，为今天的学者研究西亚、非洲古代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杜环的传奇经历及其《经行记》在不经意中创造了历史。

唐代对外水陆交通发达，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水上丝绸之路异常发达，从登州、扬州、泉州、广州出发的船只远达东亚、南洋、西亚、非洲，域外的香料、胡椒以及新罗婢、昆仑奴流入中国。地处内陆的长沙，铜官窑烧造的精美瓷器也成为国际大宗贸易，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还按客户需求，在瓷器上描绘异域风情，写上阿拉伯经语，倍受青睐。海外交通发达，也为绘制世界地图创造了条件，提出了需求。唐政府重视地图的修编，规定全国各州府每年修测地图一次。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李靖率队考察黄河源头，“行空荒之地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唐德宗令地理学家贾耽绘制全国地图。贾耽依据“制图六体”，历时16年，绘制《海内华夷图》，幅面约10平方丈，东西3万里，南北3.5万里，精绘九州，兼顾海外，涉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共标记数百个地点。该图采用绘格网“计里画方”法，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然后按方格之框定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地图的准确性。

四、宋辽制作木版《世界地图》

北宋初期，朝廷下诏各州，每逢闰年绘制呈报本区地图，以便朝廷及时更新数据，绘制全国总图。北宋，税安礼绘制《历代地理指掌图》，有图44幅，图有名，图后附说明。上起帝喾，下至宋朝，历朝地图少则1幅，多则5幅。993年，朝廷组织编绘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规模巨大，世所罕见，“令画工集诸州国，用绢百匹画之，藏秘府。”《契丹图》《西域图》以及边防地图也受到重视，力求精准详细。沈括为了直观地呈现边境地形，用面糊固定木屑，用熔蜡做成立体的地形模型，固定在木板上，类似“沙盘”。宋神宗大加赞赏，“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并令沈括绘制《天下州县图》。沈括实地勘测，改进指南针，用“飞鸟之法”测量两地间直线距离，独创“二十四至法”，历时12年，于熙宁九年（1076年）完成20幅州县图，极为精确。他说：“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刘景阳和吕大防奉命绘制长安城地图，按“二寸一里”比例尺，在地图上绘出宫殿、城墙等建筑。1130年，黄裳制作木刻立体地图。朱熹“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榫镶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可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杨甲编绘《六经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

宋朝，海外贸易发达。明州、扬州有大量造船场，每年建造数万艘大型船舰，载重量达几百吨乃至数千吨。这也催生了对航海地图的强劲需求。当时，科学家已掌握了大地经纬度、三角测量法以及投影绘图技术，大海航行应用了罗盘针，具备了测绘世界地图的条件和能力。乐史（930-1007）曾在吉州窑瓷器罐体的外壁上绘制掌上华夷图，在太平洋中心位置绘有“上北右东”的方向标示。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南沙群岛、加里曼丹、印度尼西亚群岛及澳大利亚的轮廓显而易见，已形成亚洲、欧罗巴、非洲的轮廓。宋徽宗政和（1111-1118）年间绘制了《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和《华夷列国入贡图》等海外诸域地图。

1974-1993年，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城西下八里村东北发掘9座辽代墓葬，出土大量文物以及精美壁画，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中M10墓主张匡正逝于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改葬于此。在其墓室顶部绘有圆形天文星象图，外沿绘二十八星宿，按照投影法排列。中间绘十二瓣莲花图案，内部是六瓣牡丹花图案。在牡丹花中心镶嵌着一根铁棍。因年代久远，曾经悬挂的木制物品已脱落，只留下清晰的色迹和脱痕。经仔细辨认，这里曾是一幅木制世界地图，上方正对着北斗七星。这也是地图“以北为上”的最早标识。中国绘制地图，遵循以北为上方的惯例。西方早期地图的方位标识，欧洲人以东为上方，阿拉伯人以南为上方。到了15世纪，西方都以中国的方向标识为准，改为以北为上方，其地图测绘水平也发生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

据刘钢考证，这幅脱落的木刻地图虽未有文字标注，但全球六大洲轮廓已清晰显示。亚洲居于地图中部，中国处于地图中央。中国南面有印度支那半岛，西南方有印度次大陆，只是有点变形。印度大陆东侧是孟加拉湾，西侧是印度洋。欧洲位于地图西北部，面积大大缩小。地中海被绘成敞开式大海湾。非洲位于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北宽南窄，呈不等边三角形，南端海角却指向东南方向。南极洲大陆未绘出来。几内亚湾的轮廓线清晰易辨。澳洲大陆搁置在印度洋中，虽然位置有点偏，但其南部澳大利亚湾、北部卡奔塔利亚湾的轮廓清晰可见。亚洲东北角连接着美洲。南美洲秘鲁的布兰科角、巴西东端的圣罗克角和南端的弗罗厄德角均可辨认。在当时，人们还未有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概念。为了在平面地图中体现大陆的轮廓，古代地图学家构思出一种特殊的绘图方法，对太平洋和美洲采用与欧、亚、非大陆完全不同的投影法，即“不对等投影法”，使太平洋和美洲明显变形。北太平洋成为内陆海，南太平洋成为大海湾，北美洲成为半岛，南美洲成为长条形。太平洋被大幅度压缩，澳洲被挪到印度洋海域。

五、元代朱思本绘制《舆地图》

在13、14世纪，在北方草原兴起的蒙古部落，向外扩张，开疆拓土，建立元朝，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及贝加尔湖。《元史》记载：“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此外，蒙古族还在中亚建立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在西亚建立伊利汗国，在南亚建立莫卧儿王朝，在欧洲建立金账汗国，地跨亚欧大陆3800万平方公里，广设驿站，开辟商路，发行纸币，欧亚大陆从未如此紧密联成一体，人们视野大开，对地图提出新的需求。1276年，广东崖山之战，南宋灭亡。陆秀夫之子陆自立率文武精英南逃，在今菲律宾马尼拉建立吕宋政权，再南迁巴厘岛，建立顺塔帝国。为反元复宋，他们以此为基地，向外拓展，将华夏文明带至澳洲、南北美洲等新大陆，还将文明火种带到西亚、非洲，催生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十字军东征。

朱思本，江西临川人，字本初，号贞一，1273年生于礼义之家，祖父“以科举仕宋，至淮阴宰”，父亲也是读书人。他儒道兼宗，自幼喜好地理，追求清静无为，素仰司马迁游历山川之举，而时时效仿。他师从龙虎山道长，入大都，游历各地，见前人地图多有错误。1311-1320年间，朱思本费时十年，仔细考证汉代以来的图籍，采用“计里画方＋随地而图”的方法，先将不同地域用“计里画方”之法分别绘制，得到众多精密的区域小地图，再将小图拼成长宽各7尺的大图，绘制了元帝国《舆地图》，既包括中国本土，也包括周边很多地区，是缩小版的亚洲地图。朱思本编图非常严谨，对地理信息与制图数据的采选，严守阙疑之训。他亲自向外国使臣了解各国地理情况，认真审订域外地图资料，下笔不苟，宁缺勿滥，如“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始用阙如。”他曾在《舆地图·自序》中写道：“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虞集说他“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糜金帛，费时日，道径远近，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正是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舆地图》对后世制图产生深远影响。明代罗洪先将其增广转绘成《广舆图》。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中对其高度评价：“在十四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的地图中，常把非洲的那个尖端画成指向东面。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可是在公元1555年刊印的这一册中国地图集中，非洲的那个尖端则是指向南方，并且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说明，朱思本早在公元1315年就已经是这样画的了。”西方地图将非洲南端画错了，朱思本早就纠正了。在《舆地图》基础上，1330年李泽民绘制《声教广被图》，14世纪中期天台僧清涛绘制《混一疆理图》。1402年，出使明朝的金士衡将其带回朝鲜，与李荟检校，增加朝鲜、日本资料，绘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长4.34尺，宽5.34尺。日本僧侣伯爵大谷光瑞曾保存其复制图。经专家鉴定，“朝鲜的这幅世界地图是以朱思本的地图作为蓝本的”。福克斯认为“它是元代地图的最佳代表作，大大超过欧洲和阿拉伯所有同时代的世界地图”，“我们也许能更好看出元代制图学家大大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制图学家的程度。”

六、明代完善世界地图

在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兴盛，舆图学空前繁荣，各种官修、私修的全国性地理志书层出不穷，如《大明志》《大明清类天文分野》《寰宇通衢书》《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大明舆地名胜志》《皇舆考》《广舆考》《舆地图考》等，不胜枚举。大量综合性舆图类地理文献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广舆图》《皇明职方地图》《今古舆地图说》和《地图综要》最具代表性。这些为绘制更加精准的世界地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89年绘制《大明混一图》。根据《明史·地理志》关于“北平府”“广元县”“龙州”等地名的记载，可推断其绘制的年代。该图全长3.86米，宽4.75米，彩绘绢本，是我国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世界地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航海博物馆有藏本。该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全图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仅以地名条块的不同颜色，区别内外所属，主要描绘国内各级治所、山脉、河流的相对位置，兼顾域外，欧非地区描绘详细。对于非洲的地形地貌、山川湖泊、岛屿礁石，绘制清晰。2002年11月12日，南非国民议会在开普敦展示中国赠送的《大明混一图》复制件，引起轰动效应。《大明混一图》证明了在欧洲人到达非洲之前，中非之间早就开展了经贸友好交流。

1418年绘制《天下诸番识贡图》。北京律师刘钢收藏一张落款为“乾隆癸未仲秋月 仿明永乐十六年 天下诸番识贡图 臣莫易仝绘”的古地图，也就是说，莫易仝在1763年摹绘了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在该地图左上角有一段文字：“凡未加红圈者，皆为原图所未命名者。”该地图不仅显示南极、北极和格陵兰，还用红墨圈出美洲和澳洲大陆。由此可见，原地图已呈现了地球上的所有大陆和海域。在太平洋位置，有一个用朱砂画的方框，内有一段文字：“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斯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太监马三宝”即郑和，他原名马和，亦名马三宝；“榜葛剌”即“孟加拉”，“忽鲁谟斯”即伊朗“霍尔木兹”。这表明，在1415-1418年，郑和船队下西洋曾使用这张航海图。经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实验室碳14年代测定，这是清代古地图。

1425-1430年绘制《郑和航海图》。该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为一字形长卷，明代晚期军事家茅元仪将其以书本的方式收录在《武备志》中，自右而左，有序1页，图画20页，最后附“过洋牵星图”2页。图上所绘航线，以南京为起点，沿长江而下，出海后沿海岸南下，沿中南半岛、马来半岛海岸，穿越马六甲海峡，经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到达溜山国(今马尔代夫)。在此分为两条航线，一条经印度洋到非洲东岸；另一条经阿拉伯海到忽鲁谟斯。四幅过洋牵星图，自南印度往波斯湾口，自锡兰岛回苏门答腊，自苏门答腊往锡岛，自波斯湾口到南印度。其余大小航线50多条，标注针路、更数等导航定位数据。图中共标注530多个国内地名以及300多个域外地名，包括东非海岸16个地名，其中将非洲最南端的9个岛屿标注为“麻林地”(Malindi)，与现代世界地图吻合。为了突出该航海图的实用性，地图的方位、地标都以航线为中心，山岳、岛屿、桥梁、寺院、城市等地标采用中国山水画立体写景形式绘制，形象直观，易于辨认。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不仅绘制了举世无双的航海图，还产生了 《西洋诸番国志》《星槎胜览》等重要的地理著作。1532年绘制《四海华夷总图》，北部绘“罗荒野”。罗者，本义为罗网，以此指称北方以罗狩猎捕鱼网鸟的部族，后演化为罗刹国、俄罗斯。

七、李之藻仿制《坤舆万国全图》

1584年，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肇庆知府王泮支持下，绘制一幅中西文标注的《舆地山海图》，因未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且面积太小，遭到非议。大臣魏浚痛斥利玛窦邪说惑众：“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利玛窦将地图进行改造，将福岛零度经纬线移到图幅中央，将中国移到地图中部，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分列两旁。万历十三年（1585年），章潢编纂《图书编》，收录《舆地山海全图》和《南北两半球图》。利玛窦得到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东林党官僚的支持。1601年，利玛窦进贡《万国图志》，得到万历皇帝赏赐。1602年，教士、工部侍郎李之藻出资刊行，将其改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增加大量中国地名，使其更加详细，印刷数千份，遍赠亲友。

《坤舆万国全图》高2米，宽4米，共有1114个地名，如果将其印在书上，只能看到大概轮廓。以前，人们很难看到这份珍贵文物的精细部分。近10年来，互联网上出现其高分辨率扫描版。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详览其图，深入研究，找出多种证据，提出《坤舆万国全图》为郑和船队所绘，不可能是利玛窦所作。

《坤舆万国全图》除中文版本之外，没有任何西文版。地图上的说明文字从右往左一列列竖写，与中华传承书写方式一致。中国位于地图中央，有许多永乐、宣德年间的古地名，如永乐帝北征时留下的远安镇、清虏镇、威虏镇、土剌河、杀胡镇、斡难河、榆木川等地名。宣德三年（1428年），越南脱离明朝，改交趾为安南，但《坤舆万国全图》仍标明交趾，未改为安南。该图对亚洲描绘详细，重要城市毫无遗漏，各岛屿位置也很精确。日本地图旁注释：“其王生子，年三十，以王讓之。”日本后小松在位30年，于1412年将王位传给儿子光天皇。光天皇1412-1428年在位，正是郑和全球远航时代，被及时记入地图，顺理成章！利玛窦在华期间，1586年日本正亲町天皇传位给孙子后阳成天皇。后阳成天皇1586-1611年在位。范礼安神父作为天主教耶稣会中日教区的总视察员，长期驻留日本，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他与利玛窦书信来往密切。利玛窦肯定了解日本政权更替，如果是他绘制《坤图》，应将日本国王最近“传孙”的资讯记入地图，而不是将200年前“传子”的旧闻载入地图。由此可见，《坤舆万国全图》成图于永乐、宣德时代，而不是利玛窦1602年献图的万历时代。

在该地图中，欧洲大陆置于左边，被压缩成狭长的半岛，比实际面积缩小一大半。法国、英国、爱尔兰、希腊甚至罗马教廷所在意大利都绘制不准。欧洲城市大多是1420年前后的，没有巴黎、伦敦、雅典，也没有1600年文艺复兴后的地名，如教宗领地教皇国、托斯卡纳、佛罗伦萨，甚至利玛窦出生地马切塔都没有。如果该地图果真是利玛窦所作，他肯定忘不了标上自己的出生地、教宗所在地，否则就是违背常理。在欧洲部分有一段说明文字：“去中国八万里，自古不通，今相通近七十余载云。”欧洲与元朝建交于1342-1347年，顺延70余年，正是郑和全球远航时代。利玛窦1582年来华，1602年献图，上溯70余年，则是1530年代，时值大明帝国厉行海禁，陆上丝路被奥斯曼帝国阻断，欧洲不可能与中国“相通”。天主教徒李之藻未留意70年前的中国海禁历史，照抄郑和下西洋密档旧图中的中欧外交记载，利玛窦更不可能在审核时将其删除，而留下这个作伪的证据，露出“马脚”。

《坤舆万国全图》关于天体的标识是中国的“金木水火土”行星概念，不是Mercury、Venus、Mars、Jupiter、Saturn等西文或其音译。在利玛窦时代，欧洲还没有建立天文台，没有天文学家。欧洲最早的天文台是1667年设立的巴黎天文台，其次是1675年建立的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1580年，利玛窦在印度果阿致信给耶稣会历史学家玛菲：“查看一下（欧洲）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1582年，罗马教皇根据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颁布《格里高历》，才有正确的历法。当时，欧洲人的天文、历法、地学知识非常谫陋，对欧洲不太了解，绘不好欧洲地图，更绘不好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将澳洲标注为“南方之地”，其时欧洲人还不知道澳洲。直到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托勒斯才首次到达澳洲，将“南方之地”译为拉丁文Australis，后来又译成英文Australia。

《坤舆万国全图》将非洲南端标注为“罗经正峰”，其西有“大浪山角”，旁有说明文：“此处四时有波浪，出鲸鱼，似巨舫大。”在这里，南极冷流与大西洋、印度洋暖流汇合，风高浪急，因名之曰“大浪山”。《坤舆万国全图》将非洲南端对岸的陆地标注为“鹦鸽地”，“此地方有鹦鸽之鸟，故因名地。”鹦鸽即南极洲特有的企鹅。“佛郎几商曾驾船过此海，望见鹦鸽地，而未就舶。”1488年，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Dias）经过此处，将“大浪山”标注为“风暴角”。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将其改为“好望角”（即Cape of Good Hope）。1820年，西方探险家俄国海军舰长别林斯高晋、英国皇家海军舰长布兰斯菲尔德、美国斯托宁顿海豹捕猎人帕尔默首次到达南极洲，此前西方人对南极洲一无所知。西方一直宣称迪亚士发现好望角，1988年曾举办500周年庆典。殊不知，郑和船队早在60多年前就到达这里进行测绘，并绕过“大浪山”，沿非洲西海岸北上。在刚果河的马塔迪瀑布，还遗存当时中国通译取水时用番文镌刻的一座石碑。船队经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内加尔海岸，到达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洪保船队沿大西洋赤道洋流和东北信风，向西航行，抵达中美加勒比海、南美洲东岸。再向南越过德雷克海峡，在南极洲舶岸，登上南设得兰群岛的冰原。此后，洪保船队掉头东返，沿南纬52度40分的航线航行，在澳大利亚停舶。周满、周闻船队也到达美洲，在北美建立据点，在今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湾开采矿藏；又南下，绕南美洲南端海峡，进入南太平洋，抵达澳大利亚，与洪保会合。尔后，洪保与周满船队分别沿着澳大利亚东、西海岸航线回国。

《坤舆万国全图》对南美洲有解说文字：“南亚墨利加今分为五邦，一曰孛露，以孛露河为名；二曰金加西蜡，以所产金银之甚多为名；三曰坡巴牙那，以大郡为名；四曰智里，古名；五曰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伯西尔此古苏木。”孛露即秘鲁，智里即智利，伯西儿即巴西，苏木是巴西的古称。秘鲁有些村庄至今仍在使用汉语，秘鲁有95个地方用中文命名，当地曾出土来自中国的玉器。利玛窦不可能了解这些美洲的地理信息。郑和船队七次大航海，20万人次，兵分多路，历时多年，广泛测绘，分工协作，以小图拼成大图，完全能够绘制出精准的美洲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上的美洲地图就是郑和船队所绘制。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吉涅提出“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

21世纪初叶，英国退役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历时14年，自费访问120多个国家900多个档案馆和图书馆，发现大量郑和航海留下的瓷器、石碑等文物，他查阅许多古老的地图和星图资料，潜心研究。2002年3月，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其惊天的发现：郑和船队早在1421-1423年绘制世界地图；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和澳洲大陆；郑和船队的副将洪保和周满比达·伽马早27年绕过好望角，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实现环球航行。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都是使用了郑和船队绘制的世界地图才得以远洋航行。同年10月，他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2006年1月13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也许中国比哥伦布先做到》，提出中国人最早绘制世界地图，中国人率先发现美洲，首次完成环球航行。

2002年夏，耶鲁大学建筑学博士保罗·夏亚松（Paul Chiasson）在加拿大布雷顿角岛发现一条宽阔平整的古道。他历时两年查阅英文、法文档案资料，开展田野考察，得出惊人的结论，即在欧洲探险家卡伯特到达该岛之前，郑和船队的加东支队已在此建立颇具规模的定居点，开凿了800米长的运河，修建了古道。该岛上的土著至今仍穿着保留郑和家乡云南特色的服饰。夏亚松在2009年出版《口述：最早发现北美洲的中国移民》，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北美原住民米克茂人与中国具有文化渊源。

2006年，李兆良在北卡罗来纳州印第安切诺基人居住地获得一块出土的明宣德年间的铜牌。该铜牌直径7厘米，中间有方形小框，铸有“大明宣德委锡”六字。据《明史》记载，新皇帝登基改元，都要派使节通报外国元首。这块铜牌是郑和船队于宣德五年（1430年）赐给美洲切诺基土著酋长的。李兆良为了解读这块铜牌的真相，历时7年，深入调研，查阅国内外文献，发现大量有关郑和船队曾到达美洲的证据。切诺基人有两面具有明代特色的“文、武”旗帜，文旗是白底7颗红五角星，武旗是红底7颗白五角星，7颗五角星排成“北斗七星”。他们称“熊”为“yong”，与中国的吴语、客家话相似。他们塑造的石狮、神兽、羆等，与中国雕刻风格相似。邻近的卡托巴族人擅长制陶，能制作类似明宣德三足炉的陶器。明代文献记载了美洲特有的凤梨、玉米、番薯和南瓜等作物。1970年代，潜水者在洛杉矶西南海域发现了数百年前沉海的中国石锚。1999年，考古学家在美国安第斯山脉发现一具带有中国人DNA的冰冻女孩胡安妮塔。

2010年，李兆良在马六甲第一次国际郑和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2012年、2013年出版《坤舆万国全图—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以大量史料，证明郑和船队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世界地理大发现始于郑和时代，此后才有西方的大航海时代。2017年，李兆良在国际地图学会发表《中国人于西元1430年前测绘美洲》，得到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高俊院士的肯定。2018年2月4日，央视CCTV3《国家宝藏》播放了20分钟的《坤舆万国全图》纪录片。

毫无疑问，欧洲传教士是先在中国见到世界地图，将其带回欧洲。1655年，法国人卫匡图绘制《中国新地图集》，成为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蓝本。欧洲人称《坤舆万国全图》是一朵“不可能的黑郁金香”，意思是仅凭借欧洲人的地理认知和测绘水平，不可能绘出这幅精美的地图。鉴于证据越来越多，且互相印证，极难反驳，梵蒂冈耶稣会在2021年将网站有关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的条目和网页悄悄删除。根据糯文糯语英汉同文原理，即英语单词的每个字母可解读为音、意相通的汉字，地图的英语单词“MAP”可解读为目（mù）、案（àn）、谱（pǔ）三个汉字，即关于地理的条目、图案和谱系的记载，泛称“地图”。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地图文化一脉相承，前后相因。（王佩良 张若彤 柏莲花 黎钰琳 高莎莉）

作者简介：王佩良，男，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省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糯文糯语英汉同文馆创始人；世界智慧科学院院士。张若彤，柏莲花、黎钰琳，高莎莉，女，湖南工商大学数字媒体工程与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民生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