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说家的创造应该有一种慧黠的自足性，在虚构的叙事中，人物与故事依照其内部逻辑精密运转，宛如星系。一些小说家是雕琢星球的好手，另一些则试图虚构宇宙，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或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些虚构宇宙里，人物各自独立，但在某一时刻彼此交汇，青年作家
小说家的创造应该有一种慧黠的自足性，在虚构的叙事中，人物与故事依照其内部逻辑精密运转，宛如星系。一些小说家是雕琢星球的好手，另一些则试图虚构宇宙，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或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这些虚构宇宙里，人物各自独立，但在某一时刻彼此交汇，青年作家宥予继《撞空》之后推出的新作《证明》，即呈现出这种虚构宇宙的创作意图。
十篇小说里，谷冬麦、谷穗、谷丰、谷满满的故事一一上演，人物的姓名昭示他们共同的来处，位于黄河流域、名为“谷楼村”的地理聚落在故事的经纬之中浮现，暗合乡土文学对人和土地的书写。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经历各不相同，却都千丝万缕地和谷楼村发生关联。
《东边、七下、猪八戒》中的谷冬麦，那个孤单、坚决、心中暗潮汹涌的乡村老妇，也是《Best of Luck》中被拐骗的女孩谷穗的姑妈。《狂犬病》中的谷丰，在和妹妹谷满满的一次长谈中，谈到了在水里游泳，爷爷在岸上逝去的往事。《房间里的城市》中，梦呓般的“我”遇见了一个“气球人”，后者讲到游水归来，岸上的爷爷已经去世，这正是谷丰的经历。
这些彼此交织的人物，揭示了潜藏在众生之下的集体命运，赋予一种地理学层面上的沟壑感。谷楼村对人物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充满泥土气味的原乡，一片个人史、家族史得以生发的空间；它是地理和血缘意义上的，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是作家为人物保留的一个“记忆之场”。
这种集体命运中蕴含着一种永恒轮回的循环，“什么都发生过了，这片土地上只有往事。”仿佛过去发生的，未来依然会发生。《证明》中，谷旺试图证明自己和父亲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是“相同的怪物”。《塞里石龙洞》里，常青的人生经历着死亡的循环：母亲自杀，孩子夭折，她与父亲常川的生活因死亡而割裂，却也因死亡而和解。《平原往事》中谷经生说：“我来到新一天，太阳从过去的树后升起，院子里留下同样的影子，我仿佛回到了昨天。”
空间书写与记忆紧密相连，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之所以有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这也是宥予的写作与乡土文学分离的轨道，尽管虚构的谷楼村、真实的黄河流域农村生活在《证明》中被反复书写，但在飞速前进的城镇化生活中，人不得不离开土地，于是土地成为集体记忆的寄存之处。
空间中物品和细节是打开记忆的钥匙，宥予极力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微之物。在《向上朝着我黯淡》这篇具有半自传色彩的后记中，“我”回忆起童年的故乡，人们修建村屋的过程。一砖一瓦搭建起这间居所，放入柳木家具、白色菩萨像、红色财神像，点燃香烛，摆上清早的红薯粥，添上牛槽里的玉米秸……物件堆叠起“家”的含义。
宥予的写作有印象派绘画的特质：直觉性的笔触，对时间的捕捉，以及一种朦胧的感官印象。但他对细节的描摹更让人想到点彩画派——修拉或者毕沙罗的画作。凑近看，是一个个的色点，扎实落在画布上；拉远距离，色点之间的空白让观看（或读解）有微弱的震颤之感，如活水涌动，整体画面就在色点与色点的空白之间变得立体可感。
按照詹姆斯·伍德的说法，作家必须是“严肃的观察者”，才能在生活中捕捉到细节，将它们变成落于画布上的色点，细节“代表故事里超越、取消和逃脱形式的那些时刻”，因为有细节，文学得以逃避时间的傲慢。
短篇《证明》中，“我”因为父亲的车祸，从广州回到谷楼村。快三十摄氏度的温差，开始时寒冷是侵入性的：“寒冷的空气中声音稀薄，入口处的厚毛毡门刚掀开一条缝，声音和热气爆炸，要将我弹出去，我意识到身体已经冻硬了。”此时的“我”仍然想要证明自己和父亲不同。而在谷楼村的几日，乡愁逐渐滋生，站在父亲出车祸的路口，“我”感受到的寒冷已经变成了一层亲密的皮肤：“清冷是冬天的皮肤，人仿佛和它融为一体……冷空气清脆，电线上几只麻雀无声，感觉很北方。印象的，感受的，寄藏在皮肤下的一种情思的北方。”
细节之中蕴含着微妙的心理要素，它随着人物的经验改变而有了全新生命力，就像《塞里史龙洞》中的无花果树，最开始是常青的父亲端回来扦插在盆里的，因为对父亲心怀怨憎，常青有意不去看那盆无花果树。小说的最后，在近乎和解的情绪下，常青主动去观察无花果树，发现它“独独一根枝条，却已显得茁壮”。
死亡或消逝无处不在，但对细节的凝视则得以挽留逝去之物，让生命重新鲜活。《证明》中，宥予的写作便是这样一种抵御，他在集体性记忆日渐失落的时代，试图挽留那些我们曾共有之物。
在这种挽留之中，作家的经验、所创造的人物的经验、时代与社会的集体经验，虚虚实实，相融相汇；这种写作，既是创造，也是自白。文学与虚构的力量也就在于此：它超越不可能之物，抵达不可能之界，在遗忘漫漶之际，文学力图保存一份证明。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