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煦良（1905—1984），安徽至德（今东至）人，历任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副总编。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上海文联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周煦良学贯中西、文理兼攻，创作与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

周煦良

今年的8月8日是民进前辈、英国文学翻译家、作家周煦良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周煦良（1905—1984），安徽至德（今东至）人，历任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副总编。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上海文联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周煦良学贯中西、文理兼攻，创作与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文学，还涉及物理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周煦良文集》。

周煦良是一名将家国情怀、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高度融合的知识分子。学者卞之琳评价周煦良“基本是书生，却有活动能耐，一贯以行动支持社会、国家进步、正义大业”。

才情青年热血张

周煦良出身于至德周家，出自周馥长房长孙这一支。周馥，长子周学海。周学海育有五子八女，其中长子周今觉即是周煦良的父亲。

周煦良15岁就读于上海大同学院中学和大学。他拥护杨杏佛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口号，在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积极参加。求学期间，周煦良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过新诗《玩具店门口的穷孩子》，在《时报图画周刊》上发表过多幅摄影作品。

1926年春，周煦良考进光华大学化学系，并在学校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秋，周煦良离沪赴天津依叔父居住。1927年，他南下参加革命，和同学于端午节后同赴武汉，一个月后，因武汉政府瓦解而返沪。

1928年，周煦良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文学，业余时间还继续摄影和写作，1932年获文科硕士学位回国。

1933年春，周煦良参加蔡廷锴发起的“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流亡香港数月返沪。

回上海后，周煦良开启了他的翻译事业，翻译了物理学名著《神秘的宇宙》。《杨振宁传》中有这样的记述：12岁时，杨振宁阅读了《神秘的宇宙》，被书中奇妙的宇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吸引，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杨振宁所看的就是周煦良1934年出版的译著。

1934年初，周煦良爱丁堡大学的学长朱光潜在北京组织“读诗会”。同年下半年，周煦良赴京成为“读诗会”的常客，结识了沈从文、梁宗岱、卞之琳等大家。受朋友们的影响，周煦良停止了翻译，开始写作散文。其中，《论文坛上的恶势力》批评国民党御用文学和帝国主义的麻醉文学是文坛上的恶势力。

之后，周煦良辗转在暨南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任教。在教书的同时，开展创作与翻译工作，并参加了老舍在成都成立的文协分会，指导学生写作。其间，周煦良鼓励萍水相逢的巫宁坤报考文科、阅读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一步步引导其走上英美文学研究的道路。在赴川途中，周煦良还资助过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即将奔赴延安却囊中羞涩，周煦良立即慷慨解囊。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周煦良迁回扬州旧居。他拒绝了汪伪中央大学的聘请，也不愿在扬州任任何公职，只茧居家中。1942年秋，周煦良赴泰州乡下的曲塘镇紫石中学教英语。原来曲塘镇是“联抗”所在地，紫石中学在“联抗”支持下，广聘名师。在那里，周煦良认识了“联抗”司令员黄逸峰，还见到赴内地就医的邹韬奋。一年后，周煦良因为女儿的出生又回到了扬州。

创办《新语》斗志昂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才传到扬州，周煦良就接到了傅雷邀他回沪合编杂志的电报，即刻启程。重返复苏后的上海文坛，让周煦良文思泉涌，他参加了郑振铎恢复的文协，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群鸡》受到了夏丏尊的激赏，《中国政治之路》和《小品两则》得到了叶圣陶的推介。

周煦良和傅雷于1945年10月创办了半月刊《新语》。《新语》撰稿人除傅雷、周煦良外，还有夏丏尊、钱锺书、杨绛、王辛笛、郭绍虞、马叙伦、王志稼、李平心、黄宗江、孙大雨等。周煦良在《新语》上发表的文章包括《莺花无限》《欧洲往哪里去》《正视物价问题》《内战中我们应有的认识和行动》《战后英国政治瞻望》等，抒写家国情怀。

《新语》的创刊与民进的成立不无关联。刘哲民曾在《唐弢的民进缘》中写道：“1945年9月之后，上海杂志界联谊会每两星期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开一次会，座谈出版情况，沟通消息，交流意见，商量对策。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新语》正是其时创刊的，而《新语》的撰稿人如傅雷、周煦良、马叙伦、李平心等都是民进创始人。1945年12月，在《民主》第十二期上，由马叙伦牵头，61人联合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其中也包括周煦良、傅雷、李平心等。

除傅雷外，周煦良和郑振铎往来较多。郑振铎业务秘书谢辰生的口述自传《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中说，“民进在家开会都在那个（指位于东庙弄44号的郑振铎故居）小客厅……民进里面我最熟悉的就是周煦良，他是周叔弢的侄子、周学熙的孙子。”

1947年暑期，因在《反内战宣言》上签名，并在学校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周煦良被光华大学、新陆师范等四所学校解聘，只好举家去武汉，在吴宓的引荐下任教武汉大学。1949年2月，因父亲去世，周煦良离开武汉回到上海。

1945到1947年，周煦良还翻译了两部小说，一部是美国巴马与威理著科学幻想小说《地球末日记》，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另一部是美国劳勃特·纳珊的爱情小说《珍妮的肖像》，译稿曾被用来作为他教翻译课的英汉对照教材，但这部译著直到1979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多岗建功成果硕

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6月，民进上海市分会正式成立，周煦良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据周煦良之子启成回忆：“上海刚解放时，政府还没有给民进安排房子，那时我家襄阳南路祖宅十分宽敞，有电话，有男仆可服务，一段较短的时间民进就暂时在我家大客厅开会，后来民进有了房子，我家这位男仆就跟去当了正式工作人员。”

1950年4月，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煦良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当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1950年8月、1953年3月，民进上海市分会第二、三次会员大会召开，周煦良当选为常务理事。其间，经民进上海市分会第三届第十四次常务理事会决议，创办《民进沪讯》，由周煦良担任主任编辑、陈云涛任副主任编辑。《民进沪讯》在报道会务、交流工作经验和学习心得以及加强会内联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8月、1958年11月，民进先后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周煦良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1956年，民进上海市分会更名为民进上海市委员会。12月，民进上海市委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市委会，周煦良当选为副主委。之后一直到去世，周煦良历任民进上海市委会四至八届副主委。其间，周煦良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兼任副秘书长，并当选为上海市一至四届人大代表。

周煦良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1956年，在上海市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关于代课教师的问题和意见》的发言。该发言经民进上海市委会整理报民进中央转教育部。经各方努力，最终促成上海千余名中小学代课教师顺利转正；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政协的协商民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召开了很多专题座谈会。其时，周煦良因为一直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主持、参加了不少专题座谈会，他引导大家不拘形式地自由交谈、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同年12月，周煦良在华东七省一市政协秘书长会议上作了《专题会的一些体验》的口头发言，进行经验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周煦良继续担任光华大学英文系主任。1951年秋，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同时调进圣约翰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系科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周煦良任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第一任系主任。

1952年、1953年，周煦良从英文转译了苏联作家的诸多著作，包括《活命的水》《金羊毛的国土》《封锁期间的列宁格勒》《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等。由于当时苏联文学作品并不多见，周煦良的译著一出版便很受欢迎。之后，周煦良出版了东德史梯芬·海姆的《理性的眼睛》（与叶封合译），独译了英国金斯莱的《水孩子》和法国凡尔纳的《天边灯塔》。

1958年秋至1966年4月，周煦良调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任《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月刊副主编，主持业务工作。他发表了124篇译文，同时负责其选稿、审稿、译稿和改稿工作。

1962年后，周煦良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上海市文联副秘书长、外文协会副主席、上海博物馆鉴别委员会委员，他还被教育部指定为《外国文学作品选》的主编。其间，周煦良还翻译出版了高尔斯华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福尔赛世家》和鲍山葵的《美学三讲》。《福尔赛世家》再版后入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20世纪70年代初，周煦良被任命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情报研究所顾问。当时，我国的翻译活动几乎停滞，却出版过四部科学译作，其中一部就是周煦良负责校译的《关于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重获新生激情扬

粉碎“四人帮”后，周煦良于1977年当选为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常委，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当选为民进中央第六届常务委员。

1978年，周煦良领衔修改《外国文学作品选》文科教材。他把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以及卡夫卡的《变形记》选入，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胆识。据悉，我国曾先后编选出版了10余套《外国文学作品选》，但由周煦良、朱雯等专家学者编选的4卷本《外国文学作品选》最具有权威性，使用的时间最长。

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主义流派纷至沓来。周煦良应势而为，翻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热”对我国新时期人文思想的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吴格非考察了1985年以来发表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的近100篇萨特研究论文，发现周煦良的译文是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1980年，周煦良因肺气肿住进了华东医院。住进医院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后两年更是眠醒都接着氧气管。周煦良把病房变成了工作室，写了十余篇散文、论文，还翻译了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刀锋》，校译了霍思曼诗集《西罗普郡少年》。《刀锋》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中的力作。

虽然周煦良一生涉猎广泛，创作、翻译的类型多样，但他的最爱却是诗歌。1982年《刀锋》出版后，周煦良将1948年译完的《西罗普郡少年》从头到尾校改了一遍，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月，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诗集后不久，周煦良安详地告别了他的事业和亲友。

来源：民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