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文信息： Bénabou, R., Ticchi, D., Vindigni, A. (2022). Forbidden frui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growth. The

图片来源： ChatGPT 5

“为了让一个经济体创造出现代增长所需的技术进步，它必须拥有一种创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新思想乃至有时激进的思想会被尊重与鼓励，异端与可争辩性会被珍视，新事物会被检验、比较，并在按某种标准被认定优于以往事物时加以传播。”

——Joel Mokyr（2012）

这句话来自经济史学家Joel Mokyr对近代经济起飞条件的概括，强调了制度之外的“文化土壤”：创新不仅是技术活动，更依赖于社会对异端与新知的包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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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宗教性与创新产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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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种判断的普遍性，作者首先从数据入手，检验宗教性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选取了两组数据：跨国层面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欧洲价值观研究（WVS/EVS）中的宗教性指标，包括“自认宗教人士比例”“信仰上帝比例”和“每周礼拜频率”；美国州际层面使用2008 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的相同指标。创新产出的衡量则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居民人均专利数。结果非常一致：不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美国各州，宗教性越高的地区，专利产出显著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GDP、人均教育年限、人口规模、知识产权保护和宗教自由等变量后依然稳固存在。尤其是在美国，“圣经带”地区的创新水平普遍较低，但即便剔除这些地区，这一模式依然成立。

作者在此阶段并不试图建立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将其解释为科学与宗教的“共演”现象。宗教性强的地方，更容易将某些科学发现视为对信仰的威胁，这会推动国家采取知识封锁或限制策略，从而减少知识的扩散与技术采用，降低创新产出。反过来，科学受阻又减少了挑战既有信仰的机会，使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得以维持甚至增强。这种双向作用意味着，单一的横截面回归无法捕捉 全部 动态，必须放到一个动态政治博弈框架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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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在理论部分，作者构建了一个代际交替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将科学、国家与宗教机构置于同一个博弈场景中。每一代人分为年轻期与老年期两个阶段。年轻期时，国家面临一个关键决策：是否投入资源建立阻碍新发现新思想的制度（如审查制度、宣传体系、教育干预等），以防止蚕食信仰并且客观上也会阻碍科学知识传播。老年期时，国家决定如何在世俗公共品（如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宗教公共品（如资助教会、宗教学校、制定符合教义的法律）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科学发现被分为两类：信仰中性型（BN），它们能提升生产率且不影响宗教资本；信仰侵蚀型（BR），它们同样能提升生产率，但会削弱宗教资本。宗教机构可以选择不修补教义，任由信仰衰退；也可以付出成本调整教义，使其与新科学相容，从而保住信徒。国家与宗教机构的策略互动，取决于生产率提升带来的经济收益与信仰侵蚀造成的政治与效用损失之间的比较，以及宗教修补的成本与收益。（timeline见下图）

在这一机制下，社会可能演化出三种长期均衡。第一种是西欧式世俗化均衡（S0或S1区域），世俗力量长期占据政治优势，国家不封锁任何类型的科学发现，宗教机构对信仰侵蚀型知识不作修补，每一次此类知识的扩散都会削弱宗教资本，宗教性因此持续下降。随着时间推移，科学进步不受阻碍，公共支出更多投向世俗领域，宗教逐渐边缘化。第二种是神权型均衡（S3或S4），宗教力量掌握政权，国家主动封锁信仰侵蚀型知识，宗教机构也无须进行教义修补，科学停滞不前，宗教资本稳定甚至走向极端化，公共资源高度倾斜于宗教部门。第三种是美国模式（S2），政治力量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相对平衡，国家不封锁知识，但会给予宗教财政或法律优惠，宗教机构积极修补教义，使其与新知识兼容，科学进步与中等稳定的宗教性可以长期共存，公共支出在世俗与宗教领域保持平衡。

注：横轴代表经济体创新增长，纵轴是宗教信仰的强度。 B (a)代表在是否block无差异条件下b与a的关系。

引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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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作者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 收入分配差异 ，以考察经济结构变化对科学—宗教—国家三方关系的长期影响。他们假设社会中既有信仰者，也有非信仰者，每一类人群又按收入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四个政治子群体：宗教富人、宗教穷人、世俗富人和世俗穷人。在原始设定中，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主要取决于国家与宗教机构的策略互动，而收入差异的引入让一个新的政治博弈维度出现——不同群体在经济政策与文化政策上的偏好可能并不一致。宗教穷人希望通过国家转移支付、宗教公共品资助等方式改善自身处境，宗教富人虽然在经济上不依赖转移，但他们高度重视维持宗教影响力，以保护既有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时，这两个群体在经济政策上分歧较大，很难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然而，当不平等加剧、财富更加集中时，宗教穷人对世俗公共品的边际收益下降，而宗教认同在政治动员中的权重上升，这促使他们在选票上与宗教富人结盟，优先支持保护宗教资本的政策，即便这意味着牺牲部分经济再分配的利益。

在这种“宗教右翼联盟”形成之后，国家的政策偏好就会发生系统性转向。原本在美国模式下，国家不封锁任何科学知识，同时在世俗与宗教公共品之间保持财政平衡；但当宗教右翼力量在政治上占据优势，他们会推动国家建立针对信仰侵蚀型知识的封锁机制，例如在课程中排斥进化论、在气候政策上否定科学共识、在科研资助上附加符合宗教教义的限制条件。由于这种封锁是制度化的、持续性的，信仰侵蚀型知识的扩散速度显著放缓，宗教资本的自然衰减被抑制甚至逆转，社会逐渐偏离原本的平衡路径，向神权型均衡移动。与此同时，生产率增长受到限制，因为阻断了部分生产率提升最快、技术外溢性最强的知识类型。作者指出，这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因为宗教资本的稳定和政治联盟的稳固会在制度层面锁定封锁政策，使得科学领域的开放空间逐步缩小。历史上，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右翼的崛起与收入不平等的加速上升高度同步，正是这种机制在现实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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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者指出该模型可以解释三种截然不同的均衡状态：欧洲式的世俗化与持续科学开放、神权型的科学停滞、以及“美国模式”下的宗教与科学并存但高度政治化的局面。这些均衡并非仅由文化或信仰本身决定，而是科学知识传播机制、宗教资本的演化规律、以及政治制度下的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结论强调了动态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的重要性：一旦知识封锁或宗教保护在制度上稳定下来，科学开放度和宗教资本的变化将陷入“自我强化”机制，社会可能长期停留在低开放—高宗教资本的均衡中；相反，若早期建立了开放科学的制度，宗教资本会持续衰减，世俗化趋势会不断巩固。最后，作者将视角拓展到现实政策层面，尤其是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他们警示，不平等加剧不仅威胁经济公平，还会改变政治联盟结构，推动反科学、保宗教的政策组合，从而间接抑制长期增长潜力。因此，减少不平等、维持科学开放，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防止知识与文化陷入倒退的政治与制度保障。

推文作者： 孙圳，北大国发博士研究生。欢迎批评指正 ！

Abstract

We study the co-evolution of relig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We first uncover, in international and U.S. data, a robus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patents per capita. The model then combines: (1) scientific discoveries that raise productivity but sometimes erode religious beliefs; (2) a government that allows innovations to diffuse, or blocks them; (3)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hat can invest in doctrinal reform. Three long-term outcomes emerge. The “Western-European Secularization” regime has declining religiosity, unimpeded science, and high taxes and transfers. The “Theocratic” regime involves knowledge stagnation, unquestioned dogma, and high religious-public-goods spending. The “American” regime combines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stable religiosity through doctrinal adaptations, with low taxes and some fiscal-legal advantages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can, however, empower a Religious-Right alliance that starts blocking belief-eroding ideas.

来源：老夏看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