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9月，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大专班），主修故事学院专修班（大专班），主修故事片摄影。电影学院专修班在全国共招收导演、摄影、演员、制片四个专业，全国各电影厂只有在专业岗位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才能进入此班。在北京的电影单位与我同期参加此专修班的，有导演

回到北京，我考虑到自己从未系统地学习过电影理论知识，于是争取到去电影学院专修班学习的机会。

1955年9月，我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专修班（大专班），主修故事学院专修班（大专班），主修故事片摄影。电影学院专修班在全国共招收导演、摄影、演员、制片四个专业，全国各电影厂只有在专业岗位上取得一定成绩的人才能进入此班。在北京的电影单位与我同期参加此专修班的，有导演谢添、配音张桂兰和制片胡其明及一批新闻摄影大师等。电影学院从苏联的莫斯科电影大学请来西蒙诺夫等四位著名专家任教，他们带来苏式的教学模式和一系列苏联经典电影作品辅助教学，如《雁南飞》、《第四十一》等，学员们大大开阔了眼界。

苏联专家主讲故事片摄影艺术和摄影技术，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他们先在课堂上讲解理论知识，然后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知识去实践，反过来再用实践验证理论。

专家说，故事片摄影师和画家一样，所不同的是表现手法不一样。画家在画布上，用光、色、构图来完成一幅画的造型艺术的创作任务；而故事片摄影师则在"银幕"这个画布上，用光、色、构图来完成一部电影的造型艺术的创作任务。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苏联专家让学生自己出题目、选演员，自己设计光、色、构图的处理，进行现场实际运作，做实习作业。这样反复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指导实习作业，两年下来，为故事片摄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画家和故事片摄影师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一幅画是静止的作品，而一部电影则是动的作品。这样，就要求故事片摄影师很好地学习、研究、运用"动"的艺术处理﹣﹣推、拉、摇、移、升、降等。要熟练地掌握运动中的韵律与节奏，要准确优美地完成运动中的画面光效和构图。此外，还要学习摄影机的各种镜头运用，比如用1.8毫米镜头拍人的特写，与用50毫米镜头拍同一个人的特写，效果截然不同。前者人的形象被扭曲了，而后者则正常。这就属于摄影艺术中光学手段的运用。

得益于苏联电影大师的教授，学员们进一步懂得了电影知识，系统地学习了电影理论、电影技术、电影技巧。通过实习作业，初步掌握了创作手段、创作方法和实践经验，为我们日后从事故事片摄影和导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全面培养电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术师、制片等电影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首任院长是王阑西，副院长章泯负责日常工作。我的启蒙老师﹣﹣摄影大师吴印咸是副院长。八年之后，吴副院长在东北兴山培养的一批学员（包括我）已是各电影制片厂的骨干。今天，我又在他和苏联专家的教授下，前来学习深造，感到非常幸运。

在摄影专修班毕业前夕，电影学院第一次面向全国招生，摄影系由吴印咸副院长主考，我参加陪考。录取的第一届摄影系学生毕业后，有的成为我的副手，有的后来成为大师、名人，还有的成为局长、副厂长，以及电影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新人辈出，后继有人，我国的电影事业日益兴旺发达。

电影学院的四个专家班，历经两年的学习，即将结业。摄影专修班的莫斯科电影大学教授西蒙诺夫在最后一节课上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把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四年的课程压缩成两年，全部教授给你们了。我保证，你们现在的摄影艺术技术水平，是和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的水平同等，以后就靠你们自己努力了。苏联各电影厂的摄影大师都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大学，他们当中的功勋艺术家摄影师，不但在技术上达到了高标准，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授予他们最高荣誉﹣﹣功勋艺术家的称号。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功勋艺术家摄影师。"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祝愿他家庭幸福，希望他能再次来中国。毕业时，全班同学与苏联专家合影留念，依依惜别。

三十多年后，1988年，我带领中国电影代表团，有幸到莫斯科西蒙诺夫教授家看望了他，并代表当年全体专修班的同学向他问候。他依然那么健康、热情，还能叫出"李文化"这个名字。我问他何时能再来中国，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再去中国做客，因为我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他亲自下厨，为我和翻译等人做了一顿可口的苏联美食。离别时，他希望我有机会再来莫斯科，再来他家。

1957年9月，电影学院专修班毕业了。由于对故事片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第一个提出毕业后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做故事片摄影师。北影厂厂长对我的选择表示欢迎。而新影厂领导也来到电影学院，代表新影厂来欢迎大家回去工作。学员们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单位，有的留在电影学院摄影系任教，有的到北京电视台（即中央电视台前身﹣﹣编者注）当摄影师，还有的选择去科影、农影、新闻社等单位担任摄影师。原新影厂送来学习的人分走了许多，新影厂对此事很不满意。不过，当时年富力强的我们，都插上了一对理想的翅膀。我们决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超越自我，创造辉煌。

我如愿以偿地被正式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由新闻纪录片摄影师改行为故事片摄影师。从此，我开始了故事片摄影师生涯。

专业上看似偶然的转折，其实蕴涵着必然。

通过这几年的勤奋工作，我虽然在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的岗位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已经算是颇有经验的摄影师了，但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期待着能成为一名故事片摄影师。

"隔行如隔山"，作为故事片摄影师，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新闻摄影和故事片摄影虽然都是用摄影机和胶片来表现创作内容，可两者所运用的创作手法完全不一样。新闻纪录片摄影师有点像新闻记者，全力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件；故事片不一样，它是编剧把过去或者现实生活中的事情编成故事，即形成了电影剧本，再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作曲家、化装师、道具师、照明师等共同努力完成的艺术作品。在这些人员中，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等是主要的创作人员，这些核心的创作人员在服装、化装、照明、道具、置景等部门的配合下，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完美的电影作品。故事片摄影师要像画家一样，合理地运用光、色和构图，通过摄影机和胶片，在银幕这块画布上，完成电影摄影师的造型艺术任务。新闻摄影师可以一个人完成任务，因为它只需要新闻记录，属于新闻工作者的范畴；故事片摄影师则需要很多部门的配合，属于综合艺术，是艺术工作者的范畴。我清楚地意识到，要成功地完成这次转型，必须重新学习，重新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未来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喜悦。对我来说，故事片摄影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我愿展开翅膀，任意翱翔。

在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了两年，现在是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工作实践中的时候了。

运动中拍电影

1958-1969年，我在当故事片摄影师的十年间，完成了13部故事片的摄影任务。

这些影片的共同特是：它们大多是在各种运动中拍摄完成的，不免都带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其间，经历了"三反五反"、整党、反右、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运动锻炼了人，考验了人，出于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在当时也许是必要的，但确实影响了生产，影响了拍片。许多年后，我觉得十分惋惜：如果像今天这样，大家都一心扑在生产建设上，扑在工作拍片上，这十年就会拍出更多的电影，为社会积累更多的艺术财富。

那个年代拍片，非常简朴。无论拍什么片子，无论在哪里拍摄，摄制组都是一行人随身带着行李卷，带上炊事员，在拍摄的地方就地安营扎寨。只要地方够空旷，可以生火做饭、可以睡觉就行。我们在农村的大院里住过，在山里放假的小学校的教室住过，当然也住过旅店、宾馆。几十年后，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大家都入乡随俗，适应环境，到哪儿都很随便，没有怨言。吃的住的都不讲究，吃得好坏都是自己掏腰包。拍电影也与时俱进了，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改善，不用带行李，住宾馆还要分"星"，吃饭也不用自己花钱了。那时候要是有现在的条件该多好啊。我为今天的好条件而高兴，更希望明天能有更优越的条件。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呢？在新中国成后的电影界，拍摄每一部电影，体验生活都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一天一夜》

"大跃进"中，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京市区建起了一座座小高炉，通红的炉火，熔化着人们从各个途径找到的带点儿金属铁的东西，废品、半成品、成品，甚至明光锃亮的铁制品、锅勺，都被扔进了随处可见的熊熊炉火。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一天一夜》是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拍摄的影片。内容讲述的是：文平县煤矿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使生产取得了遍地开花的好成绩。

1958年冬夜，黑暗中的一座小高炉，焦炭在炉中闪着红光，几个身穿厚重大衣的身影，围着高炉，搓着手，呵着气，不时地背过脸。让后背也享受炉火的烘烤，他们都在那里等待天亮。这是《一天一夜》摄制组的人员。50年代，电影胶片的感光度非常低，天黑下来，胶片对天空完全不能感光。那时拍摄夜景镜头，要求天空要有一定的密度，这样才能表现真实夜景的感觉。天空已亮又不能太亮的时候，就是拍摄夜景的最好时机。

黄昏和黎明是唯一可拍的两个时段。每段半小时，所有夜景都是在这两个"半小时"的时段里完成的。

在红红的炉火边等着、看着，天终于快亮了。导演欧凡，摄影师钱江和我，以及其他演职人员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各就各位。导演一声令下，我手中的摄影机就转了起来。男女主演田方和车毅强忍着困意，打起精神，在红红的炉火旁，成功地完成了这场戏。

半个小时后，天完全亮了。大家收拾设备回家休息半天，下午接着拍白天的镜头，傍晚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拍摄那半个小时的"夜景"。

拍完了，大家又开始围着小高炉烤火，等待黎明。拍摄点离家和厂里都很远，在野外，回厂也回不去。即使回去了，第二天一早也赶不回来。拍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围着焦炭烤火了。烤火也挺有意思的，烤着前边后背冷，烤着背后前边冷，一整夜，大家都翻过来转过去地转着圈烤。站得腿酸痛，困得睁不开眼，好苦哇！

导演欧凡、摄影师钱江和我，以及演员田方、车毅等，为了拍摄《一天一夜》，在焦炭火场度过了许多个寒冷的夜晚。

当时因条件有限，拍夜景时天空不能全黑，这样做可苦了摄制组。现在已经不必这样拍了，夜景就是夜里拍，不会影响影片的质量。

《矿灯》

1959年，我作为摄影师，接拍了《矿灯》。此的导演是李恩杰，由王怀文、于洋等主演。剧情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霸占了煤矿。地下党员领导广大矿工弟兄与敌人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我们把课桌并排起来，铺着自带的行李卷。一早起来，我们和矿工一样，穿上工作服，脑袋上是带矿灯的安全帽，随工人深入井下，看着工人在淌着地下水的黑暗中，一镢头﹣镢头地凿壁开矿。

片子不可能在井底实拍，只能在厂里搭景拍摄。但深入生活是拍摄的前期工作，不能省略。为了准确无误地搭出和真正矿道一样的布景，创作人员每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带着观察的眼睛，准备再创造的思想。晚上回到空旷的学校教室，大家再一起研究怎么搭景，怎么分镜头。一切都来源于实际生活。

这部戏的内景煤矿坑道的摄影构思，也是来源于矿井下矿工挖煤的实际生活，但并不完全拘泥于现实生活场景。用光、用色或构图，要比现实生活中的效果更完美，更符合剧情和塑造人物的需要。

《耕云播雨》

这是一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1962）拍摄的电影。

在这三年里，全国的粮食和副食品极为缺乏，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每个人的生活，都要靠国家发给的粮票买粮食度日。

当时在食堂吃饭，每人按定量吃，吃不饱就没了。那时一桌吃饭的有陈方千导演，大家吃饭难免掉在桌上一点儿米粒饭渣，陈导演饿到什么程度？他把饭粒都扒拉到自己碗里，拨到嘴里"吧吧"吃了。大家都不觉得奇怪，这是很难忘的。

那个年代，广大群众没有因吃不饱肚子而低沉、消极，照样精神饱满地投入国家建设。我们这些电影工作者，照样勒紧裤腰带拍电影，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1960年，摄制组在十三陵的山沟里，拍摄了由李准编剧、魏荣导演的故事片《耕云播雨》，该片的主角是当时知名的女演员俞平。主要讲述了农村一名农村的年轻女气象员，运用科学知识结合实践经验，创办农村气象站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梗概：丹江人民公社地处三省交界的山区，气象复杂，当地人民深受不了解气象之苦，生产也常受损失。肖淑英在省里经过短期气象学习回来后，在委书记关天纪的鼓励和关怀下，在公社建起一个气象哨。肖淑英由于缺乏经验，对降温的预测记录未能及时汇报，小猪冻病了。在麦苗返青的时候，肖淑英又预测出夜里将有霜冻出现。社长决定防霜，通知各队守夜防备，但气象变化无常，温度接近冰点后又回升了。本来就不信任肖淑英和气象哨的许相朝，以影响生产、浪费劳力为理由，想撤销气象哨。肖淑英的哥哥铜锤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落后话，也对妹妹的工作加以指责和反对。一天，肖淑英结合省里的气象预报，测出又要降温，正和广播员小兰商量是汇报还是不汇报。她们正拿不定主意时，嫂嫂因遭到铜锤的奚落，劝肖淑英不要汇报。书记和社长知道这些情况后，鼓励她并动员各队进行防霜。肖淑英在党的不断帮助启发下，虚心向老农学习，把科学的预测和当地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使气象预报的准确性不断得到提高。麦收后发生较大的旱灾，公社各队积极努力抗旱，县里气象站传来此地将有暴雨的消息，肖淑英根据预测和访问老农的结果是这一带不会降雨。许相朝不相信她的判断，只听县水利局的预报，为保护丹江下游的安全，要将水库的水全部放掉。大家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争论。肖淑英向县委林书记作了详细汇报，公社党委也进行了讨论，决定不放水，派人守护水库以防万一。果然，一阵闷雷，雨点滴落，阴云很快飘走了。党委的正确决定，使公社保住了能浇灌四万亩土地的水。肖淑英的气象哨成了当地人民生产的好帮手。

这部片子是表现气象站的，必须拍各种云形，如卷云、积云、雨云等。最大的困难在于怎样用摄影机表现各种天气的变化，为了拍摄各种云形的变化，必须一天天地等下去。有时候等了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想要的云朵。按说各种云形应该用特技，而此时厂里要求我们实地拍摄。谁知道天空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云？只好硬着头皮等。

农村气象站也会播报天气预报，女气象员主要是根据天空的云形和农谚来判断，如：天空出现扫帚云，不出三天大雨淋；黑云黄梢子，必定有雹子；雹打一条线，霜打一大片；日落乌云口，半夜山水吼；黑云有雨，红云生风；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当地农民根据女气象员的农谚预报来安排农业生产。现在听起来，感觉蛮有意思的。

《千万不要忘记》之鲤鱼的命运

1964年，在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之后，北影决定将当时红极一时的由丛深编剧、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搬上银幕，作为国庆献礼的重点片。影片仍由谢铁骊任导演，我做摄影师。

剧情梗概为：工人家庭出身的电机厂工人丁少纯，与家庭出身不好的姚玉娟结婚后，受岳母的影响，走上追求生活享受的邪路。他不惜旷工去打野鸭子，还在慌乱中把钥匙掉在大电机里，险些酿成重大事故。其父丁海宽及时发现了钥匙，避免了事故的发生。少纯通过这件事终于觉悟，姚玉娟也从中吸取了教训。主演岳母的彭彧仅二十余岁，却成功地饰演了一个市侩味十足的老太太，在当时颇为轰动，显露了不俗的才华。北影厂有名的演员张平、秦文等参加演出，阵容相当整齐。

满怀激情和希望拍摄的《早春二月》成了"大毒草"，我在矛盾与困惑中，接受了拍摄《千万不要忘记》的摄影任务，到了颇具风情的城市哈尔滨。没想到，在这里，我的身心真正得到了放松，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美丽的松花江，绿水悠悠流向远方，几只小船漂浮在波面上，撒着网；岸边芳草萋萋，丛生的细长白茅密密麻麻，在风中摇曳；成群的野鸭子在茅草隐蔽处忽而飞向天空，清晰的倒影映在水中。我伫立在岸边，望着迷离的水面，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忽然一个猛子扎到水中。在湖边实景拍摄，让喜欢游泳的我乐此不疲。一有机会就往水里钻，像一条灵动的鱼。

拍摄过程中，最难的是打野鸭子的镜头。

难点在于：一、不清楚野鸭子的隐藏处和飞行规律；二、摄影组里没有打野鸭子的射手。

在这些镜头中，野鸭子是主角，但野鸭子不会做戏，更不愿意给人做戏，它不听你的。

工作人员散在湖边，观察野鸭子的休息地点和作息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野鸭子是在黄昏的时候从山头飞过来，到湖边喝水。摄影和美工师确定了几只野鸭子在草从里藏身的地点。

另外，派人到哈尔滨市区找来几个打野鸭子的神枪手。

一切准备就绪。

暮色渐渐笼罩了天空，湖边山头上的树丛里，我手持摄影机一动不动。远远地，天边出现的黑点越来越大，一群野鸭子朝山头飞过来，越来越近。我一边按响机器，一边暗示身边的神枪手：开始了，你们打吧。瞬间，乒乒乓乓，几个人同时开枪了，只见空中的野鸭子直线掉下来。这个镜头拍了好几天。后来不能拍到那么多野鸭子中弹掉下来的镜头，工作人员就已经打死的野鸭子使劲往上抛，我把镜头切到空中，结果看似野鸭子被击中落下。

拍野鸭子这段，大家一大早出去，很晚才回来。在湖边搭起锅灶野炊，食物是现成的。吃饭挺有意思，一个是吃野味，烧烤野鸭子；弄火支起来烤，焦嫩蜡黄，油滴在火上滋滋地响，空中弥漫着扑鼻的香味。

另一道菜是生鱼。当时的那种吃法今天仍旧让人疑惑。松花江的鲤鱼很多，一条小船出去，很快就打回好多条鱼来。回来马上把鱼鳞刮光，用清水洗干净，一整条鱼，用刀把鱼肉一下下地片下来。鱼肉被片光以后，整条鱼还特别完整。更让人惊讶的是：鱼居然还活着。我看着，不禁皱起眉头："这太残忍了！"

"你要吃你就别怕残忍，怕残忍就别吃。"大家开玩笑地说。怎么吃呢？专门有一种像醋似的调料，可能是芥末，放在一个小碗里，拿肉片往里一蘸，肉的颜色立马就变了，这就可以吃了。肉质非常嫩，吃起来鲜香无比。大家吃完了，都"吧吧"地咂着嘴，感觉意犹未尽。

鱼吃完了，我发现旁边那削完肉的骨头鱼竟然嗒嗒嗒嗒地跳起又落下。我惊悚又虔诚地说："干脆放生吧！"大家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你傻吧，还放生呢，放生也活不了了，身上肉都没了。"我坚持着："活不了，也放生吧。"那人就把这些仍旧顽强求生存的骨头鱼，一条条地投回到松花江里。只见那些没有了鲜肉的骨头鱼，桀骜地扭了扭身子，游走了。

【李文化（1929年—2012年6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平县，摄影师、导演、编剧。1949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1959年担任剧情电影《粮食》的摄影师，该片是他担任摄影师的首部作品。1963年担任剧情电影《早春二月》的摄影师。1970年担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摄影师。1972年由摄影师转做导演，并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侦察兵》。1976年执导剧情电影《反击》。1979年执导剧情电影《泪痕》，该片获得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3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泥人常传奇》。1987年执导武打电影《金镖黄天霸》。1993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龙凤娇》上映。2010年出版自传书籍《往事流影：李文化的电影人生》。2012年6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