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天刚亮，我就起来给父亲煮稀饭。不用闹钟，这是二十多年的习惯了。村里的公鸡叫得比过去早，可能它们也老了，睡不安稳。

那天天刚亮，我就起来给父亲煮稀饭。不用闹钟，这是二十多年的习惯了。村里的公鸡叫得比过去早，可能它们也老了，睡不安稳。

父亲胃癌晚期，医生说能撑一个月就不错了。我和大哥轮流照顾，一人一周。这是我守的第三周，老父亲已经不怎么吃东西了，喝点稀饭，咽几口水，眼睛却亮得吓人。

“给你二姐打个电话。”父亲突然说。

我手一抖，碗差点掉地上。三十年，整整三十年没提过这个名字。家里的老相册里，二姐的照片早就被父亲亲手撕掉了，剩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像是缺了门牙的笑脸。

“爸，您…”

“快去。”他咳嗽起来，嘴角沾了点白沫，“我记得电话号码。”

我从没见过父亲这样，眼里闪着光，像是年轻时修水车那会儿，充满了一种不容质疑的坚决。

电话是通的，打过去好几声后，那边接了。

“喂？”是个女人的声音，有点沙哑，听不出是不是二姐。

“请问…是梅芳吗？”我试探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是我。谁啊？”

“我是你三弟，阿良。”

又是长久的沉默。我听见那边传来水龙头开关的声音，还有鸡蛋打在碗上的声音。她好像在准备早餐。

“爸想见你。”我直截了当地说，“他…时间不多了。”

“我知道了。”她只说了这四个字，然后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父亲闭上眼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什么，听不清楚。我试着去擦他额头的汗，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

“去把那个盒子拿来。”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老房子的梁上，藏着一个小铁盒，方方正正，有巴掌大小，上面落满了灰。小时候我和几个兄弟姐妹偷偷想打开看，被父亲发现后，狠狠地打了一顿。从那以后，那盒子就成了家里的禁忌，谁也不敢碰。

我搬来梯子，从梁上取下铁盒。三十多年没动过，盒子上的锁已经锈住了。父亲从枕头下摸出一把钥匙，小得像是给玩具箱配的。

“等你二姐来了，再打开。”他说完，又陷入昏睡。

等了三天，二姐没来。父亲的情况越来越差，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说胡话。医生来看过，说随时可能走，让我们做好准备。我打电话给大哥，他说马上赶回来。

第四天清晨，外面下起了小雨。我刚煮好稀饭，就听见院子里有声音。一个穿着藏青色风衣的女人站在那里，头发剪得很短，染成了栗色，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她没打伞，雨水顺着风衣滴落在地上。

“三弟。”她叫我，声音居然有点发抖。

我们兄妹六个，我排行第四。二姐比我大八岁，记忆中她总是穿着碎花连衣裙，梳着两条麻花辫。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个陌生女人，眉眼间却又有说不出的熟悉。

“二姐。”我应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三十年的隔阂像一堵墙，谁都不知道怎么拆除。

她跟我进屋，在门口脱了鞋，顿了顿，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的鞋套，套在脚上。这个小细节让我有点难受。她回家了，却像个客人一样谨慎。

父亲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在床上微微动了动。“是…芳儿吗？”

二姐走到床前，在床边的小板凳上坐下。她没有哭，也没有叫”爸”，只是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

“爸，我回来了。”

父亲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了”嗯”的一声。他的眼睛突然变得那么明亮，像是点亮了一盏灯。

“三弟，把盒子拿来。”二姐突然转头对我说。

我一愣。她怎么知道有盒子？

父亲费力地从枕头下掏出那把小钥匙，递给了二姐。她接过钥匙，在锈迹斑斑的锁孔里转了几下，锁”咔嗒”一声开了。

盒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本红色的小本子。

照片上是个年轻男子，穿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衬衫，笑得很腼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小本子是当年的结婚证，上面印着父亲和一个叫”李秀兰”的女人的名字和照片。

不是我母亲。我母亲姓张，叫张桂花。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

二姐把照片和结婚证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然后看着父亲，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不是恨，也不像是原谅，更像是一种终于放下的释然。

“我答应过妈，等你老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回来送你一程。”她说。

那天晚上，我和二姐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已经撤了大半的村子里。村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留下老人和废弃的房子。偶尔有狗叫，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

二姐点了根烟，这个举动让我很惊讶。小时候她最讨厌烟味，总是数落父亲抽烟。

“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她吐出一口烟圈，“爸的第一任妻子不是你妈，是我妈。那会儿他们在县城纺织厂工作，我出生后没多久，厂里就要下岗了。爸想去南方闯，妈不同意，说要留在家乡。”

我听得有点懵。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提过他还有过第一段婚姻。

“后来他们吵翻了，爸一气之下就走了，把我们娘俩扔在县城。妈咬牙撑了几年，实在没办法了，就改嫁到邻县。我跟着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和这边断了联系。”

“那…爸是什么时候娶了我妈的？”

“他去南方没多久就回来了，在县里认识了你妈，结了婚，生了你大哥和大姐，才回村里定居。你是在村里出生的，对吧？”

我点点头。所以二姐其实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哥和大姐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这太复杂了，我一时消化不了。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三十年不回来？”二姐弹了弹烟灰，“十七岁那年，我妈走了，肺病。临终前让我答应她，等有一天，我要回来看看父亲。不是为了原谅，只是为了了结。”

她吸了口烟，继续说：“二十二岁那年，我鼓起勇气回来找爸。那天下着大雨，我站在村口，看见爸和你妈带着一群孩子从田里回来，你们都穿着红色的雨衣，像一排小鸭子。你们看起来那么幸福，那么完整。我突然就不敢上前了。”

“就这样？”

“不是。”二姐把烟头摁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前年我在市里医院看病，遇见你大哥了。他认出了我，跟我说了好多家里的事。也是他告诉我爸一直把我和我妈的东西锁在一个铁盒里，藏在房梁上，每年我妈的忌日还会拿出来看一看。”

村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像是在为她伴奏。

“今年过年前，我去了趟老家，在曾经住过的破房子里找到了妈留下的日记。她写着，她其实一直原谅爸了，年轻人嘛，谁没冲动的时候。只是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谁都没法回头了。”二姐说，“所以当你电话打来说爸不行了，我就决定回来看他最后一面，也算是完成对妈的承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递给她一杯水。

“那…盒子你带走吧。”我说。

二姐摇摇头：“不必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带走也没意义。锁好，还放回原处吧。”

第二天中午，大哥和大姐赶了回来。他们见到二姐，愣了一下，然后大姐哭着抱住了她。大哥则站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红红的。

那天下午，父亲安详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二姐坐在床边，一直握着他的手。

“我原谅你了，爸。”在他最后一口气停下来的时候，二姐说。我不知道父亲听见没有，但我看见他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笑。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按照村里的规矩办。几个老邻居来帮忙，说起了许多陈年往事。有人提到父亲年轻时在县城工作的事，有人还记得他第一次带我母亲回村时的情景。但没有人提起父亲的第一段婚姻，也没人认出站在我身边的二姐是谁。

葬礼结束后，二姐说要走了。她还有工作，不能久留。临行前，我问她：“二姐，你恨爸爸吗？”

她正在整理背包，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

“年轻的时候，恨过。”她说，“后来慢慢地，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了。人生那么长，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做错事呢？”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以后有事可以找我。”

我接过信封，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二姐，那天你怎么知道要我拿盒子？”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在阳光下显得很深：“我十二岁的时候，爸回来看过我一次。那时他和我妈已经离婚了，他和你妈已经有了大哥大姐。他送了我一对发夹，还给了我五十块钱，说这是他积攒的零花钱。他告诉我，家里的房梁上藏着一个盒子，里面有我和妈妈的照片，等他百年后，那盒子就是我的了。”

她的眼里噙着泪，但还是笑着：“我一直记得，三十多年了，一直记得。”

二姐走后，我把那个铁盒重新锁好，放回了房梁上。按照父亲的遗愿，老房子暂时不拆，留给想回来住的子女。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包裹，是二姐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精致的木盒，打开后，是那个小铁盒。盒子已经被仔细地清洗过，锈迹被去除，锁也换了新的。盒子里除了原来的照片和结婚证，还多了一张纸条：

“三弟，这盒子还是留给你吧。它承载的不只是父亲的秘密，也是我们家的历史。人这一生，没几个十年，活着的时候闹点矛盾，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爸这辈子，有错，但也有爱。原谅这个老人吧，也接纳这段你不知道的过去。盒子就当是父亲留给你的遗物，等你老了，也可以讲给孩子们听。”

纸条下面压着一张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站在一排纺织机前，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照片背面写着日期：1974年5月。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生活后来会怎样转折，会有怎样的遗憾和欢喜。

我把照片和纸条小心地放回盒子，锁好，重新藏在了房梁上。或许有一天，当我老了，我会把这个盒子拿下来，告诉我的孩子，他们的爷爷，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人生很长，也很短。长到足以让我们做错很多事，短到来不及弥补所有过错。所幸，宽恕这件事，永远来得及。

像二姐说的，她等了三十年才回家，带回的不只是一个小铁盒，还有一段被尘封的过往，和一颗愿意释怀的心。

窗外，新栽的桃树开了花，粉白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我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说过，人活着，就像这树开花，有盛放的时候，也有凋零的时候。重要的是，每一年，它都会再次开花。

是的，无论经历什么，生活都会继续。就像那个小铁盒，锁住的是过往，打开的，却是和解与新生。

来源：情感港湾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