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家章夫近日推出新作《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展示了这些故事，也展示了交子于蜀地、于中国、于世界的历史意义。
因为他们
才有了这张改变人类历史的纸
如今的人们，大概都知道，交子——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币就诞生在成都。
但交子为什么偏偏诞生在成都，不同的人与交子有哪些故事……
作家章夫近日推出新作《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展示了这些故事，也展示了交子于蜀地、于中国、于世界的历史意义。
书中特别聚焦了一个个鲜活而真实的人物。那些于交子诞生前后、在蜀为之奔走的北宋能吏们，当然应该在书上留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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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咏到蜀之前，已经有了交子。但没有张咏，就没有后来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张正式纸币的交子。
北宋初年，蜀地多事，人心思变，朝廷在四川实行铁钱政策：不准铜钱流入，也不准四川的铁钱流出。《宋史》记载：“蜀平，听仍用铁钱。禁铜钱入两川。”
四川成为宋代唯一的铁钱专用区。
铜钱轻，铁钱重。用铁钱，那消费行为就成了体力活。在成都，每贯铁钱重达6.5斤，要买一匹价值20贯的蜀锦，需要先雇一个能挑130斤铁钱的壮汉。零售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商品大宗交易的烦难。
铁钱重量大但币值低，十个铁钱才能抵一个铜钱（交子金融博物馆展品）
于是下有对策：成都出现了为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铺户。存款人把铁钱现金付给铺户，铺户则将存款数额写在楮纸上交还，这种临时填写的楮券即“交子”。但当时这只是一种信用凭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公元994年，名臣张咏被任命为益州知州，后因父亲去世回家丁忧。1005年，张咏再任益州知州，此时已经六十岁的他，治蜀最大的政绩即为规范交子的发行。
张咏统一了交子样式，每三年废旧换新，并由十六家富户联合担保发行。有官方的参与和富户的背书，交子的信用度得到了相当大的提升，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越来越多地使用交子直接支付，因此此时的交子已经具有一定信用货币的特性。
张咏治蜀，既号令严明、严惩不法，“取盗贼之尤无状者磔死于市”；又顺应蜀地已有的安逸游冶之风，如成都正月十七的灯会、正月二十三的蚕市和二月二日的游锦江，都是张咏定下来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的。张咏的私德也为人称道，《渑水燕谈录》记载他被召还京时将侍妾择配嫁人，皆为处子之身。所以张咏于1015年去世后，蜀川百姓恸哭而罢市，赞誉他治蜀，“诸葛武侯之后无逮之者”。
宋嘉定年间的《乖崖先生文集》，张咏自号“乖崖”。
益州知州，张咏之后是凌策，凌策之后是王曙，王曙之后是寇瑊。十余年间，益州换了四任知州。
而跟张咏不同的是，寇瑊上任不久，就查封了交子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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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贪婪，古今无异。交子出现之后，即有人伪造交子去铺户提款。此外铺户的问题是眼看一大堆铁钱放在自己铺里，实在忍不住不拿出去放贷牟利，随着放出去的钱越来越多，当储户前来提款时，竟然已经不够兑付，于是关门闭户佯装失联，终于闹到聚众争斗的地步，不得不报官。
官方介入之后，对其间的烂账也无可奈何，只能强制铺户归还现款，结果一贯1000文铁钱、储户最终拿到手的最多只有七八百文，损失至少超过20%。有鉴于此，寇瑊决定以一刀切的方式解决问题：禁用交子。
南宋李攸记载北宋典章制度的《宋朝事实》一书，记载了寇瑊上奏朝廷的原文：
“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寇瑊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到过去的铁钱时代（交子金融博物馆展品）
已经使用多年的交子，被寇瑊强行废止。寇瑊觉得，正是因为自己的高效果断，才致使交子兑付没有引发社会动荡。他以此为政绩，等待朝廷的批示和嘉奖。
平心而论，寇瑊绝非庸吏。他最后官至“权知开封府事”，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包拯包青天也担任过的职位。但在公元11世纪初，他对经济和货币确实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远见。
幸好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比如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就有着跟寇瑊截然不同的处置思路和见解。
转运使主要负责管理地方财赋，因此虽然薛田的官职在寇瑊之下，但对地方经济的了解、民间商业的运行、交子由来的始末都要强于寇瑊。他认为交子已在四川使用十数年，回到交子前的纯铁钱时代没有意义，与其因噎废食，不如因势利导加强管理，去小害而享大利。
蜀锦织机上跳动的经纬线，蜀锦在宋代是蜀地出产的主要商品之一（王效 摄）
同样站在薛田一边的，还有后来的益州交子务负责人孙甫。《宋史·孙甫传》记载，他认为“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此时十二岁的宋仁宗赵祯刚刚即位，皇太后刘娥临朝听政。刘娥自己就生于成都华阳，对于家乡的事当然更加着意。即便薛田早就把“请置益州交子务，禁民私造”的核心理念在一连几道奏折里反复陈述，朝廷还是让他与张若谷、王继明等能吏多次合议后，才形成最终的详细方案，拿到朝堂上来讨论。
仁宗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023年12月21日），汴梁的皇宫中经过朝议，终于正式下诏批准设立“益州交子务”，即官办交子的发行机构。以往由民间私发的交子，将由益州路这个一级地方政府，代表北宋王朝国家机关来发行。
“益州交子务”复原图（交子金融博物馆场景）
寇瑊被调去外地任知州，益州知州的职位由薛田接替，为的就是要薛田放开手脚干事。虽然薛田的建议被采纳了，但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实在多到能令他忙得脚不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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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成都的薛田，首先要确立交子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的人员配置和运营制度。交子务设置监管长官一名，由知州保荐的一名官员担任，其工作需接受知州的领导和监督。所以说交子务虽然是国家成立的发行机构，其实要接受地方和中央的双重监管。其次是要确立官交子的发行制度，不能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
另外还有一堆实际操作层面的事情：要成立“抄纸院”来统筹管理钞纸的生产与纸币的印制；要设计官交子的式样图案，同时加盖官方铜印以防伪；要储备发行交子的“本钱”，即现代意义上的存款准备金，以保证百姓要兑钱时不致空手而归；要推进伪造交子的惩处和落实……
印制交子所用的楮纸（交子金融博物馆展品）
由官方来发行交子，意味着事事必须尽可能考虑周全，否则发行后一旦出现意外，则会大大损伤交子的信用度。
经过整整一百天的奋战，1024年4月1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官交子正式投放市场，成都由此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个正式使用纸货币的城市。
而从1025年第二次的交子发行开始，薛田又首创了分界、限额、新旧相因等货币发行制度，不但使交子的发行、收兑和运作从此有法可依，更为后世纸币的发行提供了可借鉴的蓝本。比如“分界”，界其实就是交子的发行周期，一般以两至三年为一界，每界交子都有固定的发行额度及相应的准备金。一界期满后，民众需要用旧交子兑换新交子。分界发行目的是将货币流通量始终锁定在可控范围内，维持交子的信用和价值。
从1024年到1107年的八十三年里，交子成功发行四十三界。而在发行后的半个多世纪，交子的面额常年溢价10%左右，纸币价值高出铸币，也是世界金融史上少见的奇迹。
首次入蜀时只任中江知县的薛田，由此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他长达一千四百字的七言古诗《成都书事百韵》里，令他引以为自豪的交子也在其中，“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轻便。”
这并非自我陶醉式的吹嘘。在官交子发行之后，既保持了以往私交子的优势，又摒除了种种不便和弊端，蜀中的经济因而蒸蒸日上。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交子发行的1024年中进士的才子宋祁，三十多年后被派往成都任知州。本来就喜爱游乐的宋祁，到了成都之后如鱼得水，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歌舞相继，坐客忘疲”。
宋祁在酒酣饭足之后，往往让婢女们点上红烛，让妻妾美女们牵纸磨墨，伺候他修撰《唐书》。红袖添香也就罢了，宋祁更让大门洞开，让成都百姓都见到他在珠环翠绕霓裳艳影中下笔如飞的酣畅。一百五十卷的《新唐书》列传，宋祁就是这样修出来的。
这些北宋年间在成都流连的官员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而交子都可以视作他们的支点。张咏解决了交子合法身份的问题，薛田解决了交子伪造难兑付的问题，宋祁则让整个大宋都羡慕交子造就的清平繁华。
著名的“千斯仓”交子钞版（交子金融博物馆展品）
在这一卷的最后，章夫感叹：
“……这些官员都不是成都人，他们把成都当家乡，倾注了大量的情与爱，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开启了成都的成功之门，才有了傲人的领先世界的交子。”
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也就没有交子举世知闻的名声。开卷如在目前，掩卷已是千年。
来源：方志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