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在报告中特别注明，其中13人因罪行严重不符合特赦标准。毛主席沉思良久，挥笔写下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这短短一句话，为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定下基调。

1975年2月27日，一份列有293名战犯的名单摆在了毛主席案头。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在报告中特别注明，其中13人因罪行严重不符合特赦标准。毛主席沉思良久，挥笔写下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这短短一句话，为新中国第七次特赦战犯定下基调。

新中国的特赦传统，始于1959年。那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首批33人获得特赦，其中就有两位特殊人物，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这个决定背后，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结果。1956年，周总理就提出“可以从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入手，释放一些，看看台湾方面的态度”。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

杜聿明被俘后，本以为会被处死，却在狱中得到精心治疗。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工作人员为治疗他的脊椎炎，专门制作了合身的石膏板。特赦后，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晚年仍为祖国统一奔走，遗嘱中还嘱咐家人为现代化建设做贡献。溥仪曾坦言自己“不够特赦条件”，当特赦通知书送到手上时，这位末代皇帝真切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容。

从1959年到1966年，新中国先后进行了六次特赦，每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为标准。

而1975年的第七次特赦，却打破了所有前提条件。毛主席说：“这些人被关在狱中二十多年了，老的老，病的病，放下武器二十多年了，我们不应该区别对待他们。”3月19日，293名战犯全部获释，标志着国内战犯全部得到特赦。9月，毛主席再次批示“建议一律释放”，1.4万名以历史罪判刑的军政人员随之重获自由。

1975年的特赦名单中，那13名被标注“不合格”的战犯曾让公安部门犹豫。他们中有的认错态度不好，有的抵触劳动改造，按惯例应继续关押。但毛主席看到的是更长远的图景：留下他们，还要耗费人力物力管理；全部释放，却能彰显共产党的博大胸怀。

他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说：“不要强迫改造。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特赦当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广播里传来所长金源的声音：“从今天起，‘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过去，你们每一位都是中国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几天后，北京饭店的欢迎会上，叶剑英元帅的话让这些前战犯备受鼓舞：“再有二十多年，中国定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要一起为这个梦想努力。”

曾在淞沪会战中激战的黄维，代表特赦人员发言时动容地说：“这是只有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才可能有的优待。我们定要为祖国建设和统一付出心力。”后来，他在给台湾朋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党中央不仅释放了战犯，更用心安排他们的新生。每人发100元零用钱，享受公民权，根据意愿安排文史工作或其他职务。对年老多病者，给予和干部同等的医疗待遇。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让许多人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毛主席还特别交代，这些人“来去自由”“给足路费”。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如何处理战犯问题成为了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甚至有人总结出了“四不”难题：不能送、不能杀、不能死、不能放。不过，尽管麻烦，党中央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来源：红色风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