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班长王振华混得最好，在深圳开了公司，大金表在手腕上晃得人眼晕。他端着酒杯，红光满面地扫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高声问道：“大明，退休生活可以嘛！现在退休金多少一个月啊？说出来让大家羡慕羡慕！”

同学聚会的包厢里，空调的冷风吹得人皮肤发紧，但气氛却热得像一锅沸腾的钢水。

班长王振华混得最好，在深圳开了公司，大金表在手腕上晃得人眼晕。他端着酒杯，红光满面地扫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高声问道：“大明，退休生活可以嘛！现在退休金多少一个月啊？说出来让大家羡慕羡慕！”

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像探照灯一样。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老实巴交地说：“不高，就……6280块。”

空气仿佛凝固了。

王振华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打着哈哈：“哎哟，大明你还是这么实在！来来来，喝酒喝酒！”

可那顿饭接下来的味道，彻底变了。没人再跟我搭话，敬酒的也都绕着我走，我像一个坐在角落里的透明人，被那片喧闹和热络精准地隔绝开来。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被踢出了三十多年的同学群。

我点开王振华的头像，想问问怎么回事，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刺得我眼睛生疼。我又去点开其他几个老同学的，无一例外，全都是红色感叹号。

我被所有人拉黑了。

我捏着手机，愣在沙发上，脑子里嗡嗡作响。就因为6280块？他们现在都出息了，看不起我这个老同事、老同学了？一股透心凉的委屈和愤怒涌上心头，可在这股愤怒之下，却藏着一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的，沉甸甸的酸楚。

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空气里都飘着煤灰味和青草香的八十年代末。

那时候，我和陈晓月是我们纺织厂公认的一对。我是车间的技术骨干，她是厂里的播音员，声音甜得能掐出水来。我们下了班，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驮着她穿过种满梧桐树的厂区大道，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身后为我们鼓掌。

我们计划好了，攒够三百块钱，就去扯证结婚。

可天有不测风云。晓月的父亲在矿上出了事，塌方，人虽然抢救回来了，但一条腿废了，急需一大笔钱做手术和后期康复。那个年代，两千块钱，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

晓月一夜之间就憔悴了，她哭着对我说：“大明，我们……我们可能结不成婚了。”

我握着她冰凉的手，心里像刀割一样，却只能翻来覆去说一句：“别怕，有我呢，我们一起想办法。”

可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六块，能想什么办法？我急得满嘴起泡，夜夜睡不着。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晓月突然找到了我，眼睛红红的，手里却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她说，钱凑够了。

我问她钱哪来的，她支支吾吾，只说是厂里看她家困难，给的预支补偿款。我当时被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没有多想。

直到一个月后，车间里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兄弟赵铁柱，喝多了酒，搂着我的脖子说胡话：“大明，你小子可得对晓月好一辈子……为了你们俩那笔钱，我……我给我妈买三转一响的钱，都……都拿出来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酒意全醒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班长王振华，背着我，在我们的老同学圈里发起了募捐。他说：“大明和晓月是我们同学里最般配的一对，不能让他们因为钱散了。我们每个人帮一把，就是帮我们自己留住一份念想。”

王振华带头捐了三百，那是他准备去南方闯荡的本钱。赵铁柱拿出了买彩电的钱。我们班的李秀英，把准备结婚打家具的钱也送了过来……二十多个同学，你五十，我一百，凑了两千块钱，塞到了晓月手里，并嘱咐她，千万别告诉我，怕伤了我这个大男人的自尊心。

知道真相的那一晚，我一个人在厂区的操场上，坐了一夜。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眼泪混着烟灰往下掉。

我刘大明，何德何能？我怎么能用大家的血汗钱，去换我自己的幸福？这份情，太重了，重得我这辈子都还不清，重得我跟晓月以后过的每一天，都像是欠着别人的。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跟厂里请了长假，说家里有急事，然后跟着一个跑长途的远房亲戚，去了当时没人敢去的青藏线。那条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跑一趟挣的钱多，但也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两个月，我跑了三趟，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人瘦得脱了形，但总算挣到了两千五百块钱。

我回到厂里，把钱偷偷给了晓月。我让她跟同学们说，矿上的大额补偿款批下来了，把之前大家凑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大家。我对她说：“晓月，这钱必须还。我们不能踩着兄弟们的情分过日子，不然我一辈子都直不起腰。”

晓月哭着抱住我，说我太傻。

可更傻的还在后面。为了尽快还清跑长途欠下的人情债，也为了那份沉甸甸的愧疚，我放弃了提拔车间副主任的机会，主动申请调去了厂里的子弟学校当一名后勤维修工。

所有人都骂我疯了，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去干一个没出息的闲差。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维修工的岗位，工资虽然低，但稳定，永远不会失业，能让我安安稳稳地，用一辈子的踏实，去偿还心里那份还不清的情。

后来的故事，很俗套。我和晓月最终还是分开了。巨大的压力，还不清的人情，还有我那近乎偏执的自尊，像一块巨石，压垮了我们的爱情。她后来远嫁去了南方，再也没有回来。

同学们只知道，他们集体凑钱帮我渡过难关，我却最终把陈晓月弄丢了。在他们眼里，我或许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个辜负了所有人情分的懦夫。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守着这份不高但安稳的工资，直到退休。我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没想到，在那个同学会上，被“6280”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把所有旧账都劈了出来。

他们拉黑我，不是因为嫌我穷，而是因为我这个数字，刺痛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6280块，是我“不争气”的铁证，是让他们当年的那份热血和牺牲，看起来像个笑话。

想通了这一切，我心里堵得发慌。我没有去求他们把我加回来，也没有去辩解。

周末，我提着一些水果，去拜访了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张老师。

张老师也退休了，正在阳台上侍弄花草。听我讲完同学会的事，他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大明啊，这事儿……我其实知道一点。”

他说，当年王振华他们把还回来的钱，又凑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同学互助基金，这些年，谁家有困难，都从里面出。而这个基金的第一笔启动资金，他们一直记在“刘大明和陈晓月”的账上。

张老师看着我，眼神复杂：“他们不是恨你，是心疼当年的自己。他们觉得，付错了。”

我点了点头，眼眶发热。

从张老师家出来，我沿着老街慢慢走着。路边的音像店，正放着一首老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我掏出手机，找到王振华的号码，他只是拉黑了我的微信。我编辑了一条短信，想了很久，把所有解释的话都删掉了，最后只剩下几个字：

“振华，当年的事，谢谢大家。祝都好。”

发完，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心里那块压了三十多年的石头，好像一下子落了地。

6280块，不多，但那是我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一个男人尊严后，岁月给我的回礼。他们拉黑我，就拉黑吧。有些路，注定只能一个人走。路边的梧桐树，叶子黄了又绿，我这一辈子，不欠谁的，这就够了。

来源：不吃豆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