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AI治理正面临治理机制碎片化、技术能力南北差距扩大、话语权失衡、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等结构性挑战。对此，中国提出以“善治”为价值导向的全球AI治理框架，强调以人为本、发展与安全并重、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从能力、制度、标准等维度构建行动路径，推动构建以风险可

导读

当前全球AI治理正面临治理机制碎片化、技术能力南北差距扩大、话语权失衡、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等结构性挑战。对此，中国提出以“善治”为价值导向的全球AI治理框架，强调以人为本、发展与安全并重、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从能力、制度、标准等维度构建行动路径，推动构建以风险可控为前提、以协同为特征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范式。

作者：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人工智能 (AI) 正迅速重塑全球生产方式与权力格局。其全球治理已超越技术监管，成为伦理、公平与安全的制度性议题。推动AI“向善”成为当下全球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善治”作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关键理念，其核心不仅是“有效”与“有序”的制度安排，更强调公正、包容与问责的治理过程。当“善治”逻辑引入AI领域，其含义被进一步拓展：不仅要关注AI部署过程中的安全性、可控性与透明性，还要关注技术是否助益于社会整体福祉，是否减少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强化而非削弱全球合作网络。简言之，AI的全球善治是一项以多边多方协同与跨领域合作为路径的制度性建构过程，旨在确保AI的发展在技术上安全可控，在伦理上合乎正义，并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与人类福祉。

尽管全球AI治理讨论愈加频繁，但现实中仍面临四重深层障碍，制约了善治路径的落地与共识构建。

首先，治理机制碎片化削弱了制度协同力。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G7等机构虽已提出伦理原则，但在执行路径、议题重点与参与机制上分散无序，缺乏统一标准与强制执行架构。尤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机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与声音，使全球治理规则在关键议题上难以互认、互通，形成标准失序与集体行动困境。

第二，技术能力不对称持续拉大全球数字南北差距。当前AI发展的关键资源——算力、数据、算法与人才——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头部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能力建设乏力与技术路径依赖，陷入“起步即落后”的结构性困境。语料系统的不平衡、人才流失的单向趋势，进一步削弱了南方国家参与AI议程设定与标准博弈的能力，甚至滋生出“算法依附”“数据殖民”等新型治理不平等现象。

第三，话语权主导失衡导致标准输出存在文化偏向。虽然多边文件表面上倡导包容与普适，但实际仍以欧美伦理范式为主导，嵌入自由主义语境中的隐性假设，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现实与技术差距。同时，西方科技巨头借助算法产品、语料结构与平台协议，强化了文化输出与规则塑造能力，边缘化“全球南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表达，形成治理认知的深层不对称。

第四，主体协同机制薄弱，多元参与缺乏制度支撑。尽管政府、企业、学术界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日益活跃，但全球治理平台仍缺乏角色清晰、责任明确的协作机制。非国家主体多以“咨询”身份参与议程，难以实现深度嵌入与政策反馈闭环；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机构配置不足和平台参与受限，更易在国际规则博弈中处于边缘，缺少共建治理的实质能力。“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 (GPAI) 等机制虽尝试多元参与，但常因流程冗长、议题宏观而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构建有效协同的治理网络。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面对全球AI治理的结构性张力与制度碎片化挑战，中国提出“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全球善治框架，正通过能力建设、制度倡议、标准引导、多元协同等路径，推动构建兼具本土韧性与全球适配力的善治体系，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制度供给能力。

第一，能力建设：强化本土治理，带动“全球南方”共建共治。中国不断完善AI治理法规，出台《生成式AI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核心文件，建立起从备案到评估，从内容水印到责任追溯的闭环治理体系。北京、深圳等地已设立AI监管沙箱并试点模型风险分级、透明度标注。国际层面，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机制协助发展中国家建设AI能力培训中心，并联合企业开展本地化人才培养与开源技术共享，助力弥合“智能鸿沟”。

第二，制度倡议：搭建多维平台，增强发展中世界制度能见度。中国积极推动多层次、跨区域的AI治理平台建设，逐步构建理念引领、区域协作与议题聚焦三类机制的治理矩阵。一方面，通过《全球AI治理倡议》明确“智能向善、普惠共享”的核心理念，构成对现有西方主导规则体系的补充；另一方面，通过中非、中拉、中阿数字合作机制等推动南方国家深度参与议程协商。2024年7月，上海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正式发布《AI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在技术标准、能力建设、合作路径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进一步强化多边议程引导力。

第三，标准引导：推动可信AI理念融入国际标准实践。围绕“以人为本、风险可控、发展为要”的可信AI理念，中国发布《可信人工智能白皮书》，推动伦理、安全与发展三重底线共识。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试点标准应用，并参与ISO、IEEE等国际组织，中国积极推动算法透明性、语种多样性与跨文化适配等议题进入全球议程，提升标准传播力与影响力。

第四，多元协同：构建政府-企业-智库联动格局。中国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智库支撑的治理联动机制。政府通过跨部委协调推进AI治理外交，华为、阿里等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智库与高校深度融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理事会等平台，提供知识转译与政策建议。这一“集体走出去”模式，增强了中国理念在国际舞台的传播力与实践落地能力。

当前，AI治理进入关键拐点，技术风险加剧与全球共识碎片化并存，使“善治”成为全球制度挑战。中国提出以人为本、发展与安全并重、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倡议文件、平台建设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善治机制。展望未来，中国将以理念倡导者、机制建设者与责任践行者的角色，助力全球AI治理走向公平、普惠、共赢的共识化新阶段。

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