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第8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主流媒体传播调适的中观理论”“作为数字劳动的隐私披露”“‘Z世代’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亲子支持与媒介干预、数字反哺间的关系构建”“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

摘编者：杜鹃（《青年记者》编辑）

导 读：

2025年第8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主流媒体传播调适的中观理论”“作为数字劳动的隐私披露”“‘Z世代’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亲子支持与媒介干预、数字反哺间的关系构建”“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拓展” 6个主题，以期引发读者的更多思考和研究。

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

闫桥、陈昌凤在《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何以建构、消融与重塑》（《青年记者》，2025年第7期 ）一文中指出：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让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边界问题成为当下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从社会科学中的“边界”概念出发，通过梳理人机交互、内容生产相关历史发展脉络的方式发现，人机协同内容生产中的人机边界问题沿袭于人机交互中的属性原始区隔和内容创作者塑造职业权威的早期边界建构。而这种建构的边界又在人机交互日趋加深的情况下发生了流变，人机界限逐步消融，人机协同内容创作的主导权争夺进一步升级，幻觉误导、隐私侵犯、深度伪造等风险伦理问题使人机责任划分更趋模糊。基于此，未来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根据人机协同内容生产的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使用需求，合理发挥协同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行动者的优势，重塑一个充满弹性张力的流动边界以应对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

主流媒体传播调适的中观理论

喻国明、李钒、臧秀峰在《从“媒体融合”到“系统性变革”——主流媒体传播调适的中观理论初探》（《新闻界》，2025年第6期 ）一文中指出：在平台逻辑与制度目标双重张力下，传统“媒体融合”范式已难以解释主流媒体在多平台生态中的传播行为机制。研究以“传播调适”为中观理论，为分析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理论工具。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提出转变的三重逻辑“目标逻辑—操作逻辑-核心逻辑”，阐释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做减法”“认知争夺”与“明确使命担当”实现结构减重与价值引领。进一步，文章建构“传播调适”的理论支撑基础与结构模型，从制度回应机制、意识形态嵌入机制、平台治理机制等方面分析其理论根源，并系统界定“传播调适”的内涵、谱系与创新形态。最后，通过边界测试与反事实推演验证其理论解释力，凸显“传播调适”作为中观理论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的适用性与扩展性。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主流媒体在组织—用户—平台耦合场域中的传播结构再组织过程，推动从“媒体融合”向“系统性变革”的理论转型。

作为数字劳动的隐私披露

王芊蕴、顾理平在《作为数字劳动的隐私披露：一项自我商品化研究》（《新闻记者》，2025年第6期 ）一文中指出：作为践行自主意愿的隐私披露行为，平台组织的中介化作用促使其成为数字劳动的典型实践。在隐私披露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投入了物质性的数字劳力与精神性的数字劳心，以此赋予了隐私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了实现隐私商品的劳动规约与价值增殖，平台组织构建了时空、技术、情感与机制的多重规训制度，从而制造了关于劳动同意及其合法性的共识。而在自我商品化的制度设计下，劳动者沉浸于平台组织所编织的激励幻象，无形之中致使自身与劳动对象面临着新型的异化困境。

“Z世代”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

牟怡、蓝剑锋在《从“机事”到“机心”：“Z世代”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6期 ）一文中指出：随着智能技术发展，数字生命这一概念正逐渐影响当代青年的生命观。新兴智能媒介技术为用户提供新的信息获取方式，沉浸式交互体验也在重塑他们对生死的理解。研究基于交互性媒介效应理论，提出“深度意义交互”概念以探究青年如何在技术互动中建构生命意义和死亡观。对531份全国问卷的分析发现，与智能体和虚拟人的深度意义交互能正向预测青年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而高频次的虚拟人接触反而降低接受度；深度意义交互通过增强个体的数字生命力认知与形式认同，进而提升其接受度；个体的死亡恐惧程度正向调节深度意义交互对死亡认知的积极影响。这表明，相关智能技术正重塑青年的生死观念，使其更动态多元。

亲子支持与媒介干预、数字反哺间的关系构建

战泓玮、曾秀芹、陈演芝在《双向社会化：亲子支持与媒介干预、数字反哺间的关系构建》（《新闻大学》，2025年第6期 ）一文中指出：父母媒介干预与子女数字反哺是青少年家庭媒介沟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使用主客体互倚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处理1789对亲子配对数据，揭示亲子间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积极、限制和监控三种干预模型中亲子支持对自身和彼此的影响效果并不相同。在积极干预模型中，亲子间呈现出彼此“相向影响”的对偶模式，更有可能促进亲子间互相影响，实现亲子和谐关系的“双向奔赴”。而在监控和限制模型中，父母的成对模式为“单向影响”的客体模式，可能会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子女支持影响而加以强化。研究关注到亲子间双向教育和学习过程，更加深入地揭示了父母媒介干预和子女数字反哺之间的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

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拓展

易前良在《机器何以成为传播者：人机传播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拓展》（《现代传播》，2025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人机传播（HMC）研究将技术定位为传播者，探寻人类与机器如何共同生产意义，以及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为AI背景下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范式。梳理机器从“交互行动者”进化到“交互主体”的知识脉络，可以拓展出一种“人技（机）共生”的新理论框架。人技共生理论的“技术人文主义”取向，一方面通过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彰显机器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通过与激进的后人类主义划清界限，维护人类作为主体的尊严，为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人机关系提供了适切的方法论。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