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PLoS ONE撤稿潮黑幕：45名编辑“承包”1/3问题稿，论文工厂链条浮出水面

摘要：一项针对顶级开放获取期刊 PLoS ONE 撤稿记录的深度分析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撤稿论文与仅占该刊发文总量1.3%的45名编辑直接相关。这些编辑在2006至2023年间处理的稿件，最终导致了该刊截至2024年初702篇撤稿中的超30%。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25

一项针对顶级开放获取期刊 PLoS ONE 撤稿记录的深度分析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撤稿论文与仅占该刊发文总量1.3%的45名编辑直接相关。这些编辑在2006至2023年间处理的稿件，最终导致了该刊截至2024年初702篇撤稿中的超30%。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25名编辑自身也曾在该刊发表后被撤稿的论文。

《自然》新闻团队通过独立分析公开数据与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锁定了五名“问题编辑”中的关键角色。他们的处理行为不仅暴露了同行评审流程的潜在漏洞，更指向可能与“论文工厂”（批量生产虚假论文的灰色产业）的隐秘关联。

45人“问题编辑圈”：小群体撬动大撤稿量

这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研究指出，PLoS ONE的撤稿危机并非偶然。研究团队梳理了该刊2006至2023年发表的27.7万篇论文、13.5万名作者及1.8万名处理编辑的数据，发现22名编辑“异常偏好”接受后续被撤稿的稿件，另有33名编辑频繁处理被“出版后同行评审”平台PubPeer标记的争议论文。其中，21名作者似乎刻意将这些高风险稿件“定向投递”给这一“问题编辑圈”。

“系统性学术不端在文献中的痕迹如此明显，不可能仅靠几个‘坏作者’完成。”研究合著者、美国西北大学元科学家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表示，“期刊指定的编辑群体中存在共谋，为这些问题论文大开绿灯。”

尽管PLoS ONE所属的出版商PLOS强调“已移除涉事编辑并改进政策”，但学界对这一危机的反应远未平息。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科学政策研究员卡西迪·杉本（Cassidy Sugimoto）直言：“研究结果令人沮丧，但也证明我们有工具和机制大规模识别学术不端，并开始根除科学界的不良行为。”

五名“高危编辑”浮出水面：撤稿量占比15%

通过交叉比对PLoS ONE撤稿记录与编辑处理数据，《自然》锁定了五名处理问题稿件最多的编辑，他们共同“贡献”了截至2024年7月14日该刊15%的撤稿量。

1. 沙希德·法鲁克（Shahid Farooq）：植物生物学编辑的“撤稿之王”

土耳其哈兰大学植物生物学家法鲁克在2019至2023年间处理了79篇PLoS ONE论文，其中52篇被撤稿。所有撤稿声明均提及“作者身份、利益冲突及同行评审存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法鲁克本人还与该刊7篇撤稿论文有共同作者关系，这些论文的撤稿声明与上述52篇高度雷同。

法鲁克回应称，他依赖审稿报告做决定，“编辑工具有限，难以察觉利益冲突”。但PLOS表示，2022年内部利益冲突检查“未配备识别合著历史的系统”，已于2023年更新政策。目前，法鲁克已被PLoS ONE除名，并辞去《前沿·农学》《BMC植物生物学》等期刊的编辑职务。

2. 吕志瀚（Zhihan Lv）：虚拟现实领域的“撤稿风暴眼”

这位虚拟现实研究者于2017至2021年间处理了54篇PLoS ONE论文，其中43篇被撤稿（仅2024年就撤了31篇），撤稿理由多为“同行评审完整性受损及流程操纵”。更令人警惕的是，吕志瀚曾在Wiley旗下已停刊的Hindawi期刊担任400余篇论文编辑，其中88篇已被撤稿。2024年，Springer Nature旗下《神经计算与应用》因吕志瀚参与特刊编辑，撤下了26篇中的24篇，涉及图像篡改、引用无关文献等问题。

吕志瀚声称“未意识到担任特刊编辑时投稿存在利益冲突”，但PLOS已于2022年将其除名，并于2023年提醒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其当时任职机构）“可能存在论文工厂关联”。该校调查后认为，吕志瀚至少一篇PLoS ONE论文“涉嫌研究不端”，另一起“伪造伦理审查”已移交瑞典警方。目前，吕志瀚已转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3. 吕海斌（Haibin Lv）：海洋地质学家的“全军覆没”

中国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海洋地质学家吕海斌在2021至2022年间处理了28篇PLoS ONE论文，仅1篇未被撤稿。剩余27篇的撤稿声明均指向“同行评审完整性、论文相似性及流程操纵”。此外，吕海斌还在Hindawi的《传感器期刊》编辑了113篇论文，其中88篇已被撤稿。

值得注意的是，吕海斌与吕志瀚合作编辑了多篇PLoS ONE撤稿论文，尽管两人否认存在亲属关系（吕志瀚称“非血缘”，吕海斌称“私人关系”）。2022至2024年，两人还共同发表了10篇文章（6篇发表于IEEE会议），目前均未撤稿。IEEE拒绝置评。

4. 阿德南·努尔·沙阿（Adnan Noor Shah）：农业科学家的“系列撤稿”

巴基斯坦拉合尔工程技术大学的农业科学家沙阿在2021年8月至2022年5月间处理了24篇PLoS ONE论文，其中18篇被撤稿。17篇撤稿声明提到“作者身份、利益冲突及同行评审存疑”，沙阿本人还与该刊5篇撤稿论文有共同作者关系。

此外，沙阿在《前沿·植物科学》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合著者包括三名曾与他合作编辑该刊其他论文的研究者。该刊出版商Frontiers表示正调查沙阿参与的20篇论文。沙阿未回应采访。

5. 阿米尔·艾哈迈德（Aamir Ahmad）：癌症研究编辑的“争议合作”

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公司的《非编码RNA研究》主编、Springer Nature《科学报告》癌症领域编辑艾哈迈德，在2012至2020年间处理了851篇PLoS ONE论文（2017、2018年每年处理超200篇），仅9篇被撤稿（因图像重复、细胞系污染）。但2020年，Frontiers因数据有效性存疑撤下了他编辑的一篇论文。

值得关注的是，艾哈迈德曾与因50篇论文撤稿而臭名昭著的癌症研究者法兹勒·萨卡尔（Fazlul Sarkar）合作发表35篇论文，其中13篇被撤稿（均因图像操纵）。艾哈迈德声称“未察觉萨卡尔的研究问题”，并强调“编辑难以识别图像篡改”。他于2020年离开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现任卡塔尔哈马德医疗公司高级研究员。

论文工厂阴影：问题稿件“指数级增长”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疑似“论文工厂”生产的论文正在以惊人速度激增。研究团队整理了3.28万篇具“论文工厂特征”（图像重复、语句生硬、大段抄袭）的论文，其中仅8589篇被撤稿。更关键的是，疑似论文数量每1.5年翻一番，而撤稿量每3.3年才翻一番，“现有学术诚信措施在规模上完全滞后”。

“当前的诚信干预手段根本不足以应对论文工厂和系统性不端的规模。”理查森呼吁，“必须大幅扩大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而揭露编辑的角色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杉本则强调，“投稿量的激增正让编辑承受更大压力，低质量或欺诈性论文更易蒙混过关”。她指出，提高透明度（如公开编辑处理稿件的详细数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期刊与行业的反思：政策调整能否堵住漏洞？

面对质疑，PLOS出版伦理负责人蕾妮·霍奇（Renee Hoch）回应称：“我们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每起事件中迅速移除问题编辑，对相关论文采取必要措施。”她承认“此类问题并非PLoS ONE独有，而是整个出版行业的挑战”，并强调2023年已引入新政策，包括使用自动化工具分析合著模式、标记潜在论文工厂风险。

然而，学界对“事后补救”的效果存疑。有研究人员指出，PLoS ONE依赖志愿者编辑的模式本身存在缺陷——编辑数量庞大（超万名），难以逐一审查其学术诚信记录；而论文工厂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通过“定向投稿”或“合作互挂”绕过同行评审。

正如理查森所言：“要解决这场危机，不仅需要技术工具，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学术出版的责任体系——编辑、作者、出版商都需为论文质量承担更明确的责任。”

PLoS ONE的撤稿风波不仅是一起期刊危机，更是全球学术出版体系深层问题的缩影。当“问题编辑圈”与“论文工厂”形成灰色链条，当学术诚信措施在规模扩张前显得力不从心，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撤稿和声明，更是对整个学术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彻底反思。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护科学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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