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一闲下来就会感到焦虑?| 九派长谈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08-07 14:17 1

摘要:参加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上下班,这些线性的时间规划,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缩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拉着你,到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事儿。

参加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上下班,这些线性的时间规划,是大多数人的生存缩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拉着你,到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事儿。

这种形式的时间线,被人称作“社会时钟”。身在其中的人,感受到996式的内卷,而脱离其中的人呢?

豆瓣 的“逆时钟小组”,成员数已超 8900 人。他们试图打破 “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 的规训,活在自己的时区里 —— 比如三十岁不急于结婚、四十岁敢换条职业赛道、五十岁从零学一门新语言。

可在高度内卷的社会里,这种 “逆时钟” 的尝试总显得步履维艰。就算有了完全不用工作的假期,也未必能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可能一觉睡到正午,刷手机刷着刷着半天就过去了,又或者开始卷起副业。

我们总以为 “不工作就有了时间”,但这些时间似乎并没带来预想中的放松与自由。

而 “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 的隐形时钟,更像在背后不停催促 —— 心里总像悬着块石头,觉得 “该做点什么” 才对。

那么,我们真的 “拥有” 时间吗?

以下是《九派长谈》小宇宙节目《对不起,不上班的人生没有旷野|聊聊社会时钟》的部分实录。访谈嘉宾孙哲,系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社会学人》播客主理人。稿件经整理,发布前已由孙哲审定。

完整节目链接: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8654f1c60f8f77d4087cce9?s=eyJ1IjogIjVmM2I0ZDBlZTBmNWU3MjNiYjFiMDNmOSJ9

图源视觉中国

【1】为什么有的人明明能放松,却无法闲下来?

九派长谈:当我们有段闲暇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支配,你有过这种情况吗?

孙哲:把闲暇和空档当成问题,这本身就有问题。我常和同事吃完饭,在学校咖啡店瞎聊天。我特别在乎这种场景,它既不是上课时间,也不是工作时间,这种没法归类的闲暇其实很重要。

现在我们的生活被各种时间线压缩成了任务线,被任务和游戏化的生活切成了小块的时空罐头,甚至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所以很多人一旦回到不被命名的闲暇里,就会觉得很难把握。

九派长谈:给时间命名或不命名,有什么区别呢?

孙哲:比如,若把晚上六点后定为工作时间,我们就会被工作支配。说 30 岁要结婚,这属于生育时间,我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被它牵着走。而闲暇是不被命名,或我们主动定为闲暇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会觉得舒服,能找到生活本身的感觉。先觉知它,就不会被它支配。

我们之所以被控制,是因为命名权不在自己手里,我们活在别人的游戏系统里,不管有没有时间,都觉得被牵制。所以我说,闲暇是还没被加载的空间,是最根本的放松。

九派长谈:有些人明明能放松,却把时间用来搞副业,甚至在副业里越卷越厉害。

孙哲:对,这其实反映出我们没足够重视闲暇、焦虑和迷茫。我之前在另一个对谈里,和嘉宾有过很有意思的互相启发。迷茫是主体性的土壤,很多时候,包括呕吐、焦虑在内的情绪,都是非常正向的,它们是我们自身生长出来的东西。

现在我们把这三种情绪都病理化了,遇到就赶紧吃药,吃完变得麻木,再用这种麻木回归所谓的正常。可这“正常”不过是几种时间线里的一种。吃药是一个时间,戒药又是一个时间,在这种时间线里形成新的周期,我们借此处理和自己身体的关系。

我想说的是,所有药物最初都是为了止痛,可为什么痛就一定不好、甜就一定好呢?甜会让人发胖,痛却要被止住,最后成了没有疼痛的大胖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许诺。

我们不断卷,就是因为总盯着丰腴的东西。逃避疼痛、贪恋甜食,不想锻炼、不愿吃苦……最后变成天天快乐的大胖子,不用反思、没有焦虑。

可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就该好好品味闲暇聊天、迷茫和疼痛。包括播客在内,我们其实都在提供时间之外的声音和内容,这很珍贵。

九派长谈:很多人或许知道疼痛、迷茫,甚至类似呕吐的生理反应代表着某种生命力,却还是想削减这部分生命力,因为这种状态不适应现在的工作节奏。

孙哲:可现在的工作节奏,社会甚至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过去的工业化时代,比如福特的工人,好好读福特技校,当个生产线上的正式职工,就能有体面收入,一个白人男性能养活全家。这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许诺。

但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学工业化知识、各种技能,可过去许诺的结果却没了。我们学了很多硬技能,从土木工程到水电工,可在技能化时代,当被新的自动化取代时,我们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智能,要学更多、考更多证,这完全南辕北辙了。

再延伸说,赫拉利有个精彩的论断,人工智能意识是对智能的污染。人工智能不需要有意识,想生产曲别针就专心生产。但人需要意识,会思考为什么要生产曲别针,曲别针和幸福有什么关系,人从哪来、到哪去,这就是意识,这种意识是对“智能”的污染,是我们作为人区别于工具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想拥有自己的时间线,就得回归到作为碳基文明得身体行。比如月经是重要的身体时间,男性没有,所以男女对时间的感受、包括孕育孩子等,都完全不同,这会催生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态度。

甚至战争,也是记录人类时间的重要方式。一场大战、百年和平或百年战争,都有记录意义,这些都和身体有关。我们不能把自己简化成符号,一味追求智能却丢掉意识,这是 AI 时代最本末倒置的事。要充分感受身体的真实饥饿感,觉知每一种身体感受。

【2】“谁掌握了命名,谁就掌握了权力”

九派长谈:如果 AI 来接管我们现在的工作,那时人类会拥有时间自由吗?

孙哲:我觉得 AI 会带来巨大的过剩。从工业时代来看,这种过剩会漫无边际、超乎想象。

我特别介意的是,我们在过剩时代里找短缺感。我们的食物是过剩的,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未必过剩但也能保障生活。可总有人说我们特别差、特别短缺,甚至觉得火星是人类的未来。

可地球就算经历核战,也比火星好生存。人类在地球资源再差,也比火星强,我们有 60 亿人,加上现在的科技,地球资源能不断开发。可非要说去火星,就像在暗示现在什么都缺。

我要在这里叠个甲,当我说过剩时,很多听众会觉得你是学者,不懂现实苦难,我想说得是,绝对贫困在消减,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我不是单纯的乐观者,而是特别警惕那些沉溺在已有时间语言里的人。

九派长谈:今天聊时间,我一直好奇,时间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比如我们约好时间见面,晚来一分钟就算迟到,这一分钟被赋予了很多意义。但自然界里,一朵花晚一分钟开放,其实不意味着什么。

孙哲:这很有意思,又回到了那句经典的话,时间就是金钱。晚签一个合同、货物晚发一会儿,可能就损失很多钱,这很典型地体现了金融领域的时间观念。

我在财经类大学工作,有一个共识是金融是时间的机器,它就是用来操控时间的。你创业贷款,钱从哪来?其实是透支了企业未来的资金,这笔钱穿越时间变成了风险投资。所以金融出现后,时间、金钱和意义就紧紧绑在了一起。

金融时间主导着现在的很多观念。你买了房,要还 30 年贷款,你的生命时间就和这种金融时间绑定了,这是很直接的关联。但动物没有这种数字概念和金融时间,它们不知道房子是什么,只是活在自然的运动里,其实没有我们说的时间概念。

再延伸说政治时间。很多朝代更迭时,都会玩弄时间和历法,这就是政治时间的体现,包括大变革时期的时间。

我看过一些文学作品,说土耳其的墓碑上,一开始用伊斯兰纪年,后来突然换成基督教纪年。结果一个人可能活了一两千岁。不同纪年系统的跨越很抽象,却又很真实,一块墓碑上两个年份差一两千年,可这个人其实可能只活了几十岁。

所以时间是可以被捏造、被玩弄,进而塑造意义的。不管我们给不给时间命名,我们都活在最基本的社会时钟里,只是宗教、生育、劳作等不同系统,各有各的历法规则。

九派长谈:所以这也是一种命名,我们怎么命名看到的一切,以及它们未来的演变,其实也是在给生活命名。

孙哲:我有个有意思的比喻,权力者就像名家,是他们在给事物命名。我的意思是,要警惕谁在命名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命名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教育的重要性。读书写字,先是识别已有的命名,然后要知道,谁创造语言,谁就有创造生活的权力。所以要夺回生活的自主权,先得夺回命名的自主权。

我很警惕现有的市场账本,也就是关于物的账本。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部分都围绕物,不记录人。浪费不浪费也是关于物的词,可人怎么会被浪费呢?

为什么我们看《我的阿勒泰》会那么震撼?那里的小花小草,能用就用,不能用也不算浪费,它们自己生长,是主体,不是客体。我们被文学的词汇感动,正是因为我们的词汇被剥夺太久了。若不是那部电影,有多少人会去读李娟的书呢?

【3】“受教育不足的一代,总在指责受教育最好的一代”

九派长谈:刚才聊命名,我想到有种命名是规定了我们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结婚。比如过了 35 岁没生小孩,就被说是高龄产妇;可到了 40 岁生二胎,又成了最佳生育年龄。

孙哲:用社会学的词形容,这叫“失范”,就像刻舟求剑,用农业时代的规则来规范信息化时代的人,还觉得是对的。

这个时代特别荒谬的是,受教育不足的一代,总在指责受教育最好的一代。这里说的是代际属性,不是阶层,比如 60 后和 80 后、90 后、00 后。

我常说,50 后、60 后在婚姻道德等方面,没资格指责 80 后及之后的人。我们处在很拧巴的状态,受教育低的一代掌握很多资源,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维持代际的前现代想象,可现实是信息时代的后现代部分。这就是结构与真实群体的不匹配,我们总在和系统摩擦,甚至有很大的挤压或对抗。

九派长谈:这种代际认知差异,能通过什么方式弥合呢?

孙哲:我觉得要靠真正的教育。我们不都想找到一个正确的时间观吗,最好有人给个标准答案,然后我们就解脱了。但我的回答里没有标准答案,只说我不想要哪些东西,所以它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希望教育能带来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知识传递,是双向的教育。比如学生也能教育老师,比如此刻录播客,观众听播客、留言,这里可能没有校园、书本,但这是最真实的教育。

尤其是成年人之间的教育,非常宝贵。这样的公共聊天室越多,社会就越健康。

已有的书本教育和校园教育,太远离社会了,要重新嵌入到世界里。自然教育也好,语言、非语言教育也好,都可以。这是社区化的教育,是在社会行动、社会创作中的教育,也是找到自己时间观的机制。

九派长谈:很多人参与社会时钟,是觉得变成主流喜欢的样子能获得安全感,小众令人恐惧,这是个关乎存在本身的恐惧。

孙哲:你说的这点很有启发。我们有个词叫过度社会化,就像刺猬,你觉得被扎到了,其实彼此还离得很远,却已经觉得刺痛。评论区里的两个人明明离得远,却过度社会化了。

所以我常说,遇到问题就当面聊,不录音不录像。当面拉出来的人都是好人,都能正常说话,可在评论区里,就像在互相攻击。我们其实被放大了社交关联,在赛博空间里过度社会化,在现实的碳基文明里过少社会化。这太拧巴了,以至于我们体会不到真实的人与人之间,通过一个微笑、一个表情传递信息的感觉。

九派长谈:有时候压力不是来自网上离得远的人,而是无形的同辈压力。焦虑和压力可能来自身边的代际关系,比如父母,他们会让我觉得,不尊重他们、不尊重主流,就会焦虑,甚至崩溃。

孙哲:有个简单的解法,想不到出口时,就用流动性的办法,人挪活,树挪死,流动起来就好。

年轻人有腿有脚,这个时代又有这么好的基建,那就去流动,感受一手资料的世界,这很关键。

就像阎鹤祥有段不太出彩的贯口,传统相声贯口是报菜名,他的贯口是骑摩托车环游世界,一路报地名,直到最远的对趾点(对趾点,也叫对跖点,指的是地球表面上与某一点相对于地心呈中心对称的点。简单来说,就是从地球上一个点穿过地心,在地球另一端对应的那个点。)

那是离原本的处境最远的地方,而前后左右多走一步,都会离原本的处境更进一步。那一刻,他用空间重新理顺了所有代际关系,重新设置了和社会的距离。流动性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不行动的话,永远不会有答案。所以我特别推崇流动性时代,要善用流动性。

当然,流动性也有问题,但反过来,不让流动,要么是道德的牢笼,要么是躯体的牢笼。对女性最大的压迫,就是不让她开车,这很典型,很多文明里的裹小脚,也是限制流动性,这是绝对的不自由。我能走,也被允许走,这就是自由。

【4】“回到自己的人生节奏,建立自己的节日”

九派长谈:能不能问个个人问题,您开始对自己经历的一切重新命名时,有没有哪些情绪、举动或感知,过去觉得不好,现在会用新方式解读?

孙哲:青春期时,我在哲学史里读弗洛伊德,由此了解到很多事物的溯源,包括哲学和心理分析的关系。

我们会不断回想过去的故事,比如原生家庭、童年记忆,时间线来回穿梭,涉及过去和未来。后来我读了阿德勒,他的观点很独特,人没有过去,时间像一条射线,一切从射线起点开始,面向未来,过去只是未来镜像中的呈现。

所以记忆是碎片化、不完整且主观的,取决于我们用什么程序和语言重塑记忆的镜像。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的时间曲线对我个人而言,已经被阿德勒的积极心理学取代。现在,无论是产品化的知识还是学界,其实都在往这个方向转。

心理分析做到极致,会感觉被大他者控制,充满无奈,最多通过对象化减轻痛苦,就像荣格说的,认清命运,却无法支配。但阿德勒认为,人一旦转变观念,新世界就开启了,这太酷了。

它既和已有制度保持联系,又让人承担所有责任和焦虑。这种当仁不让的态度,让人兴奋,像在悬崖上攀爬,体会失重和登顶的快乐。

九派长谈:我过去那些不好的记忆,都不想要了。

孙哲:不只是不要,还可以重塑它们,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比不要更有勇气的,是重新命名这段记忆,这更了不起。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指向未来要做什么。

我的方式甚至更极致,不命名。就像最初说的,闲暇是不被命名的,我甚至不用闲暇这个词。坐在那儿听音乐、发呆,不用语言描述。

如果觉得被大语言模型困太久,就该无言地拥抱,一声不吭地坐地铁,这是很有意思的体验,不用命名,就会觉得放松。

九派长谈:它只是一个动作、一个事件。

孙哲:没错,它是非语言的,逃脱了所有意义的束缚,能更直接地表达人的情感。

九派长谈:虽然您不喜欢词语暴力,但还是想多问一句,您会受某种社会时钟观念影响吗?比如 30 岁时,会有年龄焦虑吗?

孙哲:这很有意思。30 岁那年,我身边很多同辈都在读书,这也是我常劝退别人读博的原因,要面对很大的社会时钟混乱,还不一定能重建自己的时钟,很多人就在混乱中迷失了,读博读十年八年,四十多岁还没毕业……我们在巴黎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30 岁生日那天,我去了巴黎郊区的圣德尼教堂。那是哥特式建筑的诞生地,有很漂亮的花窗。

那天阳光很好,我一个人走进教堂,感受阳光透过花窗洒在手上的感觉,这让我反思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但这是流动中的一次冒险,圣德尼在巴黎是不太安全、容易被抢的地方,可我觉得需要这样一次冒险。

第二天,我和几个同样不在生活时钟轨道上的三十多岁朋友,在校园小树林里烧烤、喝啤酒,庆祝 30 岁前后的时光。

那段时间,我常处于社会时钟之外。26 岁到 32 岁,在巴黎的六年里,我接触过很多成年人,大家都在墓地、森林里游荡,但总会相聚,特别有意思。

现在看,他们工作得都很好,很多评上了教授、成了行业大牛,可之后再也没见过,只能在线上联系。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和空间像一块飞地,让我游离在结构之外。我很珍惜那种体验,体会到结构之外的解放感,痛苦与逍遥并存。之后,我又回到了现在的结构里。

九派长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便有过那样肆意的时光,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社会时钟的轨道上?

孙哲:社会时钟这个概念有意义,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生活节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日,比如秋天看个展,冬天听场演唱会,夏天看场球赛,秋天再听一场音乐会,生活就很有盼头。这不是偶发的,是自己的节奏。

不用和旧世界断绝关系,也不用断亲。当你有了这种支撑和审美,自然就有了自己的生活结构,就能有空间审视那个已经失效的社会时钟。不是说它不好,是它已经失效了,对吧?

就说生育,我在巴黎见过很多 40 岁生小孩的,也没问题。为什么非得规定 35 岁怎样呢?社会时钟明显在大变,该与时俱进。它已经刻板到刻舟求剑的程度,我们要永远保持怀疑;而对所有想参与构建的新结构,一定要用一手资料去体验。

来源:九派新闻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