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我就害了恶性疟疾，发高烧。一天夜里，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突然给我打电话：“火青同志，有一个中央任务，中央决定要你去，你马上动身到军委来。”我回答说：“我正打摆子，发高烧，动不了。”他说：“坐担架也要把你抬来。”我只好搞了副担架，天正下大雨，

编者按：这个章节应该是紧接在《初到苏区》之后。黄火青与潘汉年去做十九路军的统战工作，黄的职位相当于副代表，协助潘汉年。

第一步兵学校刚开学，我就害了恶性疟疾，发高烧。一天夜里，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突然给我打电话：“火青同志，有一个中央任务，中央决定要你去，你马上动身到军委来。”我回答说：“我正打摆子，发高烧，动不了。”他说：“坐担架也要把你抬来。”我只好搞了副担架，天正下大雨，担架上搭了个布篷，让人抬着走了30多里路，一路上不住的哼哼，说胡话。第二天早晨醒来，也不知道怎么到的军委。刘伯承把我送到红军总医院。

贺诚

贺诚（1901-1992，开国中将，北大医学院毕业。解放军卫生部长，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在那里当院长，一查说是急性疟疾，给我静脉注射了两针奎宁，住院治疗。我去步兵学校时已经和学校服务员刘桂兰（后来就没听到她，应该没有跟随长征，应该是失散了。）结婚，她赶到医院照顾我，住了一个多星期。

潘汉年

退烧后，我就到军委参谋部接收任务，才知道时要派我随潘汉年（1906-1977)去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

原来在福建事变前，1933年10月，十九路军曾派三个代表到中央苏区和我党谈判，其中一个叫徐鸣鸿（1897-1934，北伐军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十九路军秘书长，福建事变后牺牲。）原为黄埔军校教官；一个叫吴明，原黄埔军校学生，在党内曾担任过领导工作，两人均已脱党。还有一个叫陈小航，是文化人。

和十九路军谈判，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10月26日秘密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派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福建人民政府代表，派我以潘的秘书名义随同前往。因为我患病住院，潘汉年和徐鸣鸿、吴明先走一步，留下陈小航先后在龙岩、古田等待我同行。潘汉年还代我取了一个化名：黄一青。我动身之前，苏区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教会我如何使用电报密码，以及写密信等技术。当时她负责秘密工作。

傅柏翠

随后，我就单枪匹马的出发了。从瑞金到新泉县，走了一整天。新泉地方比较大，温泉很多，距离傅柏翠（1895-1993，福建上杭人，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委、党代表。当时看，的确是大佬。地位不低，高于后来的几个元帅。连主席都要称他一声“闽西傅先生”，建国后任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他的故事值得另开一篇。)盘踞的古田区不到20里。傅柏翠原在闽西土改斗争中是和张鼎丞、邓子恢齐名的，后来他拉走一部分队伍独霸一方，此时也在和十九路军拉关系。新泉县和我们古田是赤白交界区域，我在新泉住了一夜，第二天向老百姓打听往古田怎么走，他们说，顺河走就到了。我还记得，河水很清，河里的鱼很大。

到古田找到陈小航，住了一夜。陈小航是云南凤庆县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同情我党，同第三国际有关系。以后，在福建人民政府那一段时期，我和他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50年后的1982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次晨起床后，陈小航和我开玩笑，叫我看看身后，我回头一看，原来墙上涂写着“消灭共匪”几个大字，两人都哈哈大笑。饭后前往龙岩，他家住在龙岩一个类似机关或招待所的地方，我也在在那里住下了。

有一天，傅柏翠召开干部会，大概是要研究中共和十九路军搞统一战线，他们怎么办？陈小航通知我去参加，但没有说开什么会。我本不想去的，但既然通知我，去了解一点情况也好。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我就在门边坐下。我的来历，付柏翠心里明白，其他人却不清楚。在座的有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陈铁说，共产党现在要到福建来，我们可得注意点。付柏翠忙把话岔开，草草结速了会议。他事前可能不知道我要去。

两天后，陈小航给我搞了一套国民党军装，穿上像个军官的样子，还派了车，叫他的妻弟护送我到厦门。陈小航这个妻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青年军官，办事利索，很能干。在漳州吃了一顿饭。到鼓浪屿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替我买了去厦门的渡船票，送我上船后才回去。

罗稷南（陈小航）

人物小传

罗稷南(1898~1971) ，云南临沧市凤庆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翻译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具有丰富的革命生涯和令人瞩目的翻译成就。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中国统一战线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