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印迹传承复兴力量】这些沉默的文物，唤醒抗战记忆

摘要：位于九龙坡区的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在抗战文物博物馆的防空洞展厅内，一张85年前印刷的地图静静躺在展柜中。这张1940年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纸张上的油墨依然清晰——它不仅是馆内的一级文物，更是“东史郎诉讼案”中揭露日军暴行的关键物证

重庆市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范坤民

位于九龙坡区的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在抗战文物博物馆的防空洞展厅内，一张85年前印刷的地图静静躺在展柜中。这张1940年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纸张上的油墨依然清晰——它不仅是馆内的一级文物，更是“东史郎诉讼案”中揭露日军暴行的关键物证。80多年过去，当参观者的目光掠过地图上标注的“原南京最高法院”与周边水塘时，那段被战火灼伤的历史，便从纸面跃入现实。

地图背后：暴行的铁证与正义的坚守

展开这张比例尺为1:10000的南京地图，这幅1940年8月再版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清晰地标明，原南京最高法院位于中山路四段的一个十字路口，隔街有两大一小3个水塘，水塘布局与1998年在天津发现的1935年印制的南京地图一样。经过专家考证，这幅地图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它也是著名的东史郎诉讼案的重要物证。在地图中部偏东的位置，“原南京最高法院”的标识旁，几处不规则的蓝色色块格外醒目——那是当年环绕法院的水塘。正是这些毫不起眼的标注，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钥匙。

《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

东史郎系当年日本侵华老兵，年轻时随军到中国打仗，日本战败后回到国内。几十年来，侵华的负罪感让东史郎的心灵不得安宁，且晚年之后忏悔之心更加强烈。他写的《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其中记述了原分队长西本(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焚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

1993年4月，桥本光治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状告东史郎，并认为东史郎所述之事“纯属捏造”，甚至说“南京大屠杀也是虚构”并要求东史郎赔偿损失，由此引发轰动一时的“东史郎诉讼案”。经过6年的漫长审理，东史郎败诉了。1998年3月下旬中国有关人士收到东史郎的来信：“我受到猛烈的胁迫和攻击：不许伤害日本军的名誉！不许伤害战友！我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然而，我不会屈服，要把战场的真相继续公开发表，要求对日本侵略战争的非人道行为作出深刻反省！无论什么样的非难，我都不屈服！”

20世纪90年代，东史郎为证清白提起诉讼，而这张地图成为最直接的空间证据——它精确印证了东史郎日记中“法院前有水塘”的描述，与桥本光治的供词形成铁证链。

“文物不会说谎。”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讲解员黄家新说，这张地图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以“加害者印制”的特殊身份，反证了日军暴行的真实性。汪伪政权绘制的地图本是为粉饰统治，却无意间为历史留下了无法篡改的注脚。

在地图所在的“日军暴行”单元展厅，这样的“沉默证人”还有很多。隔壁展柜，展柜内部文物全部来自侵华日军士兵盐谷保芳的捐赠，这是他于1942年到1945年间在中国山东泰安作战时的用物，也是日本侵略者发给他的物资。其中有上等黄牛皮制作的厚底防滑登山靴，有铝合金材料冲压制造而成的猪腰子形状饭盒，以及铝合金水壶，还有一顶绿色防寒绒帽。看到这些日本侵略者给基层士兵配备的优良装备，再想到穿着草鞋、食不果腹和日军周旋作战的中国军队，战场的残酷感扑面而来。

防空洞里的历史长廊：十单元构筑的抗战史诗

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36个防空洞转化为历史的容器。这些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事，曾是兵工厂的生产车间与避难所，如今成为11个主题展馆的载体。抗战文物博物馆共设置有10个单元，近万件抗战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00余件，分为局部抗战、中流砥柱、抗战大后方——重庆、正面战场、川军抗战、美军援华、不屈抗俘、汉奸丑态、日军暴行、伟大胜利等主题，通过文物讲抗战。

走进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当参观者沿着潮湿的石阶走入洞穴，凉意中仿佛能触摸到战争年代的体温。

抗战文物博物馆内展陈区

在“局部抗战”单元的入口处，4把饱经沧桑的大刀静静陈列在玻璃展示柜中。它们沉默不语，却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记者了解到，这正是1933年初长城抗战时期，西北军大刀队奋勇杀敌时使用过的兵器。

时间回溯到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日战争自此拉开序幕。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广大爱国官兵与民众毅然冲破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束缚，以血肉之躯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大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展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用不屈的意志在白山黑水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如一声惊雷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让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空前高涨的浪潮，为后续的全面抗战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展陈区第二单元：中流砥柱
转过弯便是“中流砥柱”单元，这里的展陈以红色为主色调。一面巨大的电子屏上，滚动显示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历程。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东北抗日军民歼灭日军17万余人，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收复国土约100万平方公里，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段艰苦抗战的历史昭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一直是全民族团结抗战，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中流砥柱!

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单元的场景复原区，让人瞬间穿越到1941年的防空洞。讲解员介绍，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和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中，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历经艰苦卓绝的战争洗礼，迅速从一座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壮大为世界反法西斯名城，从一座内陆口岸城市发展壮大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

重庆，这座遭受了长达五年半大轰炸的城市，墙上的老照片里，被炸毁的街道旁，重庆市民正用双手清理瓦砾，眼神中透着不屈的光芒。

位于九龙坡区的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

“抗战大后方——重庆”单元的场景复原区

川魂永驻：从“死”字旗到300万壮丁的家国情怀

“川军抗战”单元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面“死”字旗。这是抗战时期四川人王者成送儿子王建堂从军抗战、临行送儿的一面旗帜，正中一个大大的“死”字。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王建堂组织青年志愿者数十人，自称川西北请缨杀敌队，到安县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安县县长大加赞赏，命名为“特征义勇壮丁队”。王者成用白布制旗一面送子出征，白旗正中大书一“死”字，右边题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题写“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安县县长在欢送抗日战士开赴前线的群众大会上展示“死”字旗，会场上群情勃发。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30万川军徒步出川，装备只有步枪、大刀和少量土炮。”讲解员指着墙上的抗战中川军参加主要战役一览表，“他们穿着单衣渡过嘉陵江，走过秦岭，蹚过黄河，在上海、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湖北等地浴血奋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地处抗战后方的川军广大官兵，深明大义，为挽救国家危亡，请缨杀敌。对日抗战初期，就有30万川军出川抗战，后陆续又有300万壮丁奔赴前线。

装备落后、缺粮少弹、草鞋单衣，川军一度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军队”。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进行了无数次艰苦、惨烈的牺牲，参加了中国战场抗击日军的20余个大型会战、战役。川军在前线的存在贯穿整个抗战，平均每征召5名中国士兵里就有1名四川士兵，平均每牺牲5名中国士兵里就有1名四川士兵，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誉。

纪实文学《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写到：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共计64万余人。

手印为证：80年传承的精神火炬

在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内的抗战文物博物馆入口处的抗战老兵手印墙，是最令人动容的存在。600余枚红色手印整齐排列，有的指节粗大，有的手指残缺，这些都是当年曾亲上战场的抗战老兵按下的印记。

600余枚鲜红掌印里，有一些手印的主人留下了赫赫威名，比如创造过两家万亿企业——招商银行与平安保险的东江纵队老兵袁庚的手印。有曾经在浙江前线埋地雷炸死日军中将——酒井直次的川军第23集团军21军工兵营长黄士伟的手印。还有在八路军抗日前线的日人反战同盟工作人员——小林宽澄的手印。但是绝大多数抗战老兵，在退役后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