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标:新版《孙中山全集》题词遗墨卷错漏勘补

B站影视 欧美电影 2025-03-12 13:12 2

摘要:九月初因帮着校对《孙中山与宁波》书稿,内中有几篇优质的文章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产生添购几套书籍的欲望,其中2015年6月出版发行的《孙中山全集(全16卷)》号称是目前最全、最新的孙中山文集,自然是我最为需要的,只是这书定价¥2600,网上最便宜也得¥1800,

九月初因帮着校对《孙中山与宁波》书稿,内中有几篇优质的文章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产生添购几套书籍的欲望,其中2015年6月出版发行的《孙中山全集(全16卷)》号称是目前最全、最新的孙中山文集,自然是我最为需要的,只是这书定价¥2600,网上最便宜也得¥1800,有点重手。

慎重起见,特意网上查阅了对它的报道与评价,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信息。只是当我看到“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反倒有点犹豫了,原因在于近年翻阅过的挂名“尚明轩”的书籍质量普遍不好,还有内心中对于这样大部头的工具书总觉得中华书局的比较靠谱。所以决定翻阅过后再下单,即使要跑到杭州、甚至上海的图书馆,也在所不惜。

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查询,发现宁波图书馆就有此书,且是浙江省唯一的一套,9月8日下午即赶往翻阅,以我比较熟悉的孙中山在浙江的史料进行比对,发现错误依旧,遂打消了自己购置的念头,转而改为将全16卷的目录等拍摄,自己做成一本460页的电子版总目录,以方便今后检索,毕竟该套全集资料的全面性是不可否认的。

前两天因写作,需要查阅1905年8月孙中山的谈话,比对《孙中山全集(全11卷)》第一卷与《孙中山全集(全16卷)》第八卷,发现后者至少要比前者多5篇资料,于是就有了9月30日上午的查阅之旅,并抽空粗粗翻阅了第十五卷(题词遗墨),觉得有必要写几篇错漏勘补的文字,以正视听。

一、为吴锦堂题词“热心公益”

书中第98页收录的就是《为吴锦堂题词(一九一五年)》,正文只有“热心公益”四字,外加“据北京《团结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戴尧宏《吴锦堂与孙中山的交往》”。

有关孙中山为吴锦堂题词“热心公益”的说法,在史学界特别是宁波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甚至连孙中山研究的大家李吉奎,虽然认为学术界对孙、吴关系有意夸大与严重失实,但还是在《孙中山与吴锦堂》一文的最后提到“据说孙中山曾给吴锦堂赠送‘热心公益’的匾额一方,从其内容来看,也仅是表彰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于支持革命似无关系。”(李吉奎. 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70.)无意中也成为此说传播的帮凶,可见谬误传播之广、危害之深、消除之难。

再来看始作俑者——戴尧宏《吴锦堂与孙中山的交往》一文。全文连题目、标点共381个字,《全集》的编辑仅凭戴先生的一句“为表彰吴锦堂以巨款资助民主革命的精神,孙中山于一九一五年亲题‘热心公益’四字的横匾一方,派人赠送给吴锦堂留作纪念。”就将“热心公益”收录书中,作为先生的题词遗墨。按照这种(真假不辩的)标准,我估计《全集》的体量扩到160卷都还不够用。而戴文共四小段,每一段都是信口拈来、错误百出,略懂点民国史的人肯定不敢采信这样的文章。估计这位编辑没有学过历史,或至少对晚清民国史是陌生的。也因为戴文,让我心目中高大上的民革党报——《团结报》,从此大跌眼镜。

其实,要想搞清楚“热心公益”匾并不难。因为此匾连同屈映光的“惠敷桑梓”、冯环于的“世外桃源”两匾,至今还悬挂于慈溪白洋湖畔吴锦堂墓庄享堂的梁上。笔者曾于2014年11月15日亲往参观,并拍照留存。从匾上的题额“大总统题褒”、落款“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及加盖于横匾正中上方的国玺“荣典之玺”,就能判断此匾应该是时任总统黎元洪所颁,与孙中山无涉。

黎元洪颁给吴锦堂“热心公益”匾

二、题赠裘吉生词“救民疾苦”

书中第110页收录《题赠裘吉生词(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正文有“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先生越游记》”。细读《孙中山先生越游记》,不难发现文章仅仅记述先生一行19日与20日的行程,没有涉及21日的事,这与当年新闻采写的时效特征是相符的;文中“胡君汉民抵越后,以感冒寒凉,夜忽吐泻,致游兴大减,幸裘君吉生亟为诊治,连服药剂,一宿即愈。中山先生喜甚,立书‘救民疾苦’四字赠之,以奖其能。”也即20日胡汉民病愈当天就写了“救民疾苦”,若是21日再写就不能说“立书”了。因此孙中山题赠裘吉生词“救民疾苦”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全集》中的“救民疾苦”字幅

从后续的《孙先生宁绍游踪》(《民国日报》1916年8月26日第3版)对先生一行21日行程的报道:“二十一日清晨,知事等陪先生暨随从诸君,游陆放翁快阁、王右军兰亭及唐林两义士葬、宋六陵遗蜕之天章寺,即在曲水流觞处设宴。晚至东湖,谒陶焕卿祠并题‘气壮山河’四字为额,夜行八十里至曹娥江。”21日孙中山似乎没有时间再与裘吉生碰面。

陈德和在《孙中山先生越游记实》中也认为是1916年8月20日晚,“宴罢,众纷请中山先生题字。……并书‘救民疾苦’四字,赠绍兴名医裘吉生。”(《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页)

另外,书中所提供的图片清晰度实在太低(应该是来源于《中山墨宝(第十卷)》第186页),笔者收藏有一帧,源于1929年3月17日《申报》第十三版裘氏杭州三三医社的广告,清晰度较高,在此贡献给读者。

笔者珍藏的“救民疾苦”字幅

三、为太虚和尚题签“昧盦诗录”

书中第116页《为太虚和尚诗录题签(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文仅仅“昧盦诗录”四字,及“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孙先生象山群岛之俊游》”,没有配题签的图片。

笔者收集有该题签的图片,是源自《昧盦诗录》初版本(1916年8月)的插页,据此,题签的内容应该是“昧盦诗录 孙文题”。该插页中还有一些后人添加上去的信息,如:印刷体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与“993687”,手写的“851.48”“2642”与“FW7633/01”,估计是不同时期图书的编目号或索书号;页面的右下角还盖有一枚“周琴”的汉仪小篆体印章,应该是此书流出图书馆后的收藏者姓名章吧。

《昧盦诗录》初版本内的题签页

四、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二)“子孙永保”

《全集》中的“子孙永保”字幅

书中第161页的这帧“子孙永保”,目前可查到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与本书的说法一样,是《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编. 孙中山手书真迹[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49.),但时间标注为1916年8月13日,与此书的“一九一八年”有异;另一个是广为宁波史学界认可的,是孙中山为小港李氏中的李薇庄(1873-1913)后裔所题,虽然书中经常被引用的李薇庄辛亥年为上海光复挪用公款案,据笔者考证有出入(李薇庄案早在1911年5月29日就已见诸《时报》),但书中该题词的图注“原有题款,但在‘文革’中被薇庄三女秋君剪去”(孙伟良,王泰栋. 宁波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Z].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10-12.)足以让人相信李氏后裔曾保存有此墨宝原件。

李薇庄后裔珍藏的“子孙永保”字幅

从两帧字幅的对比,发现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源出一处。但全集本裁切痕迹明显,印章几近消失,应该是经多次拷贝、处理的结果,绝非是直接翻拍自原件。李氏后裔本则除了字幅完整,连纸面的皱褶都明显可辨,加上前述题词“原有题款为薇庄三女秋君剪去”的说法,我个人觉得此字幅是孙中山题赠李薇庄后裔的。

出生于1946年的李名慈(李薇庄次子李祖夔之子,民进上海市委原副主委、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届常委、副秘书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审),曾在《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小港李家兄弟》一文中提到:“孙中山先生……深为李薇庄为革命不惜毁家纡难的精神感动,遂亲笔题赠‘子孙永保’四字,其寓意深切,既表彰李薇庄忍辱负重、功不可没,又寄希望李家子孙继承遗志、发扬光大。可惜此条幅在‘文革’中不幸散失,笔者家中仅有一帧根据原件所摄照片制作的复制品。”由此可见“子孙永保”字幅的原件原本确曾在李氏后裔手中。

笔者收藏的“子孙永保”字幅赝品

至于题词时间,自然也就不能采信前述的“1916年8月13日”(源自《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时间)与“1918年”(源自《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一)》的落款“民国七年 孙文题”),只能从“子孙永保”题词的来龙去脉中找寻。

按照李薇庄后裔及史学工作者的说法,李薇庄辛亥年身陷囹圄时,写了《秋夜感怀》二首书于扇子两面,1913年李氏逝世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两面扇叶装裱成册,曰“双箑遗诗征题集”,遍请名流题咏,孙中山也作为其中一员题了“子孙永保”四字。

可惜有关“双箑遗诗征题集”能查询到的资料很少,只查到1919年的《时报》刊出过部分题咏,而自己手上也只有一帧吴昌硕的《奉和薇庄先生双箑感怀香韵》图片,虽不知真假,但相信上面的文字内容肯定是吴昌硕的,落款显示“己未春仲,吴昌硕年七十六”,换算成公历即1919年3月。而孙中山先生1918年6月26日到1920年11月25日是在上海的,因此我认为可暂定“子孙永保”题词是写于1919年。

吴昌硕《奉和薇庄先生双箑感怀香韵》

来源: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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