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月初因帮着校对《孙中山与宁波》书稿，内中有几篇优质的文章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产生添购几套书籍的欲望，其中2015年6月出版发行的《孙中山全集（全16卷）》号称是目前最全、最新的孙中山文集，自然是我最为需要的，只是这书定价￥2600，网上最便宜也得￥1800，
九月初因帮着校对《孙中山与宁波》书稿，内中有几篇优质的文章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产生添购几套书籍的欲望，其中2015年6月出版发行的《孙中山全集（全16卷）》号称是目前最全、最新的孙中山文集，自然是我最为需要的，只是这书定价￥2600，网上最便宜也得￥1800，有点重手。
慎重起见，特意网上查阅了对它的报道与评价，基本上没有负面的信息。只是当我看到“尚明轩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反倒有点犹豫了，原因在于近年翻阅过的挂名“尚明轩”的书籍质量普遍不好，还有内心中对于这样大部头的工具书总觉得中华书局的比较靠谱。所以决定翻阅过后再下单，即使要跑到杭州、甚至上海的图书馆，也在所不惜。
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查询，发现宁波图书馆就有此书，且是浙江省唯一的一套，9月8日下午即赶往翻阅，以我比较熟悉的孙中山在浙江的史料进行比对，发现错误依旧，遂打消了自己购置的念头，转而改为将全16卷的目录等拍摄，自己做成一本460页的电子版总目录，以方便今后检索，毕竟该套全集资料的全面性是不可否认的。
前两天因写作，需要查阅1905年8月孙中山的谈话，比对《孙中山全集（全11卷）》第一卷与《孙中山全集（全16卷）》第八卷，发现后者至少要比前者多5篇资料，于是就有了9月30日上午的查阅之旅，并抽空粗粗翻阅了第十五卷（题词遗墨），觉得有必要写几篇错漏勘补的文字，以正视听。
一、为吴锦堂题词“热心公益”
书中第98页收录的就是《为吴锦堂题词（一九一五年）》，正文只有“热心公益”四字，外加“据北京《团结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三日戴尧宏《吴锦堂与孙中山的交往》”。
有关孙中山为吴锦堂题词“热心公益”的说法，在史学界特别是宁波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甚至连孙中山研究的大家李吉奎，虽然认为学术界对孙、吴关系有意夸大与严重失实，但还是在《孙中山与吴锦堂》一文的最后提到“据说孙中山曾给吴锦堂赠送‘热心公益’的匾额一方，从其内容来看，也仅是表彰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善举，于支持革命似无关系。”（李吉奎. 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70.）无意中也成为此说传播的帮凶，可见谬误传播之广、危害之深、消除之难。
再来看始作俑者——戴尧宏《吴锦堂与孙中山的交往》一文。全文连题目、标点共381个字，《全集》的编辑仅凭戴先生的一句“为表彰吴锦堂以巨款资助民主革命的精神，孙中山于一九一五年亲题‘热心公益’四字的横匾一方，派人赠送给吴锦堂留作纪念。”就将“热心公益”收录书中，作为先生的题词遗墨。按照这种（真假不辩的）标准，我估计《全集》的体量扩到160卷都还不够用。而戴文共四小段，每一段都是信口拈来、错误百出，略懂点民国史的人肯定不敢采信这样的文章。估计这位编辑没有学过历史，或至少对晚清民国史是陌生的。也因为戴文，让我心目中高大上的民革党报——《团结报》，从此大跌眼镜。
其实，要想搞清楚“热心公益”匾并不难。因为此匾连同屈映光的“惠敷桑梓”、冯环于的“世外桃源”两匾，至今还悬挂于慈溪白洋湖畔吴锦堂墓庄享堂的梁上。笔者曾于2014年11月15日亲往参观，并拍照留存。从匾上的题额“大总统题褒”、落款“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及加盖于横匾正中上方的国玺“荣典之玺”，就能判断此匾应该是时任总统黎元洪所颁，与孙中山无涉。
黎元洪颁给吴锦堂“热心公益”匾
二、题赠裘吉生词“救民疾苦”
书中第110页收录《题赠裘吉生词（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正文有“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先生越游记》”。细读《孙中山先生越游记》，不难发现文章仅仅记述先生一行19日与20日的行程，没有涉及21日的事，这与当年新闻采写的时效特征是相符的；文中“胡君汉民抵越后，以感冒寒凉，夜忽吐泻，致游兴大减，幸裘君吉生亟为诊治，连服药剂，一宿即愈。中山先生喜甚，立书‘救民疾苦’四字赠之，以奖其能。”也即20日胡汉民病愈当天就写了“救民疾苦”，若是21日再写就不能说“立书”了。因此孙中山题赠裘吉生词“救民疾苦”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全集》中的“救民疾苦”字幅
从后续的《孙先生宁绍游踪》（《民国日报》1916年8月26日第3版）对先生一行21日行程的报道：“二十一日清晨，知事等陪先生暨随从诸君，游陆放翁快阁、王右军兰亭及唐林两义士葬、宋六陵遗蜕之天章寺，即在曲水流觞处设宴。晚至东湖，谒陶焕卿祠并题‘气壮山河’四字为额，夜行八十里至曹娥江。”21日孙中山似乎没有时间再与裘吉生碰面。
陈德和在《孙中山先生越游记实》中也认为是1916年8月20日晚，“宴罢，众纷请中山先生题字。……并书‘救民疾苦’四字，赠绍兴名医裘吉生。”（《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7页）
另外，书中所提供的图片清晰度实在太低（应该是来源于《中山墨宝（第十卷）》第186页），笔者收藏有一帧，源于1929年3月17日《申报》第十三版裘氏杭州三三医社的广告，清晰度较高，在此贡献给读者。
笔者珍藏的“救民疾苦”字幅
三、为太虚和尚题签“昧盦诗录”
书中第116页《为太虚和尚诗录题签（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正文仅仅“昧盦诗录”四字，及“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孙先生象山群岛之俊游》”，没有配题签的图片。
笔者收集有该题签的图片，是源自《昧盦诗录》初版本（1916年8月）的插页，据此，题签的内容应该是“昧盦诗录 孙文题”。该插页中还有一些后人添加上去的信息，如：印刷体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与“993687”，手写的“851.48”“2642”与“FW7633/01”，估计是不同时期图书的编目号或索书号；页面的右下角还盖有一枚“周琴”的汉仪小篆体印章，应该是此书流出图书馆后的收藏者姓名章吧。
《昧盦诗录》初版本内的题签页
四、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二）“子孙永保”
《全集》中的“子孙永保”字幅
书中第161页的这帧“子孙永保”，目前可查到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与本书的说法一样，是《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编. 孙中山手书真迹[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49.），但时间标注为1916年8月13日，与此书的“一九一八年”有异；另一个是广为宁波史学界认可的，是孙中山为小港李氏中的李薇庄（1873-1913）后裔所题，虽然书中经常被引用的李薇庄辛亥年为上海光复挪用公款案，据笔者考证有出入（李薇庄案早在1911年5月29日就已见诸《时报》），但书中该题词的图注“原有题款，但在‘文革’中被薇庄三女秋君剪去”（孙伟良，王泰栋. 宁波人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Z].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10-12.）足以让人相信李氏后裔曾保存有此墨宝原件。
李薇庄后裔珍藏的“子孙永保”字幅
从两帧字幅的对比，发现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源出一处。但全集本裁切痕迹明显，印章几近消失，应该是经多次拷贝、处理的结果，绝非是直接翻拍自原件。李氏后裔本则除了字幅完整，连纸面的皱褶都明显可辨，加上前述题词“原有题款为薇庄三女秋君剪去”的说法，我个人觉得此字幅是孙中山题赠李薇庄后裔的。
出生于1946年的李名慈（李薇庄次子李祖夔之子，民进上海市委原副主委、上海市政协第十一届常委、副秘书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审），曾在《辛亥革命中的宁波小港李家兄弟》一文中提到：“孙中山先生……深为李薇庄为革命不惜毁家纡难的精神感动，遂亲笔题赠‘子孙永保’四字，其寓意深切，既表彰李薇庄忍辱负重、功不可没，又寄希望李家子孙继承遗志、发扬光大。可惜此条幅在‘文革’中不幸散失，笔者家中仅有一帧根据原件所摄照片制作的复制品。”由此可见“子孙永保”字幅的原件原本确曾在李氏后裔手中。
笔者收藏的“子孙永保”字幅赝品
至于题词时间，自然也就不能采信前述的“1916年8月13日”（源自《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时间）与“1918年”（源自《为章太炎〈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题词（一）》的落款“民国七年 孙文题”），只能从“子孙永保”题词的来龙去脉中找寻。
按照李薇庄后裔及史学工作者的说法，李薇庄辛亥年身陷囹圄时，写了《秋夜感怀》二首书于扇子两面，1913年李氏逝世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两面扇叶装裱成册，曰“双箑遗诗征题集”，遍请名流题咏，孙中山也作为其中一员题了“子孙永保”四字。
可惜有关“双箑遗诗征题集”能查询到的资料很少，只查到1919年的《时报》刊出过部分题咏，而自己手上也只有一帧吴昌硕的《奉和薇庄先生双箑感怀香韵》图片，虽不知真假，但相信上面的文字内容肯定是吴昌硕的，落款显示“己未春仲，吴昌硕年七十六”，换算成公历即1919年3月。而孙中山先生1918年6月26日到1920年11月25日是在上海的，因此我认为可暂定“子孙永保”题词是写于1919年。
吴昌硕《奉和薇庄先生双箑感怀香韵》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