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刻，身后的关中平原，热浪正裹挟着黄土的气息席卷而来。我循着一本泛黄的拍摄日志，踏上寻找陕西军人抗战足迹的行程。“那时候的河水比现在急多了。”一个抽旱烟的老汉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他眼里闪着奇异的光亮：“我爷爷当时看见过，那天早上当官的喊‘过河’，没人应声。后来
站在黄河老渡口大庆关河滩上，七月的阳光把河水晒得发烫。
此刻，身后的关中平原，热浪正裹挟着黄土的气息席卷而来。我循着一本泛黄的拍摄日志，踏上寻找陕西军人抗战足迹的行程。“那时候的河水比现在急多了。”一个抽旱烟的老汉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他眼里闪着奇异的光亮：“我爷爷当时看见过，那天早上当官的喊‘过河’，没人应声。后来孙军长和卫兵来了，就说了三个字——‘跟我走’，船就一艘一艘地向对岸划去。”
那是2005年拍摄一部叫《浴血中条山》纪录片时的日记，20年过去，纸已卷边、泛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但那些用蓝黑墨水记录下的文字，却像一把钥匙，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血与火年代的大门。
河对岸就是山西，连绵起伏的中条山隐约在眼际。87年前的那个夏秋之际，平均年龄不过二十出头的三秦子弟兵，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我想象着那个雾气弥漫的清晨，他们穿着单薄的灰布军装，踩着黄河滩泥走向渡船。有年轻的军人回头望了一眼家乡方向，那里有他执手相别的刚刚过门的媳妇，还有年迈的父母，更有母亲连夜赶制的布鞋——鞋底还沾着村路上的黄土。
如今，山还在，河也在，他们的身影却早已融入山河之间。
那是一次沉重的行走。
一入平陆，黄土沟壑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般纵横交错。沿着日志记录的路线，首先来到平陆八政村。七月的阳光烤得人喘不过气，土墙下的影子像倒伏的旗帜。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带我们去寻找赵寿山将军住过的老屋——已经塌陷的土窑洞。阳光透过木格窗棂洒在土炕上，老汉指着炕头说：“将军就坐在这儿，吃了我娘蒸的窝头，还帮着扫院子。”一时间，我仿佛看见当年那身穿灰布军装的将军，弯腰在院里用笤帚扫地，身边是一群笑着唱歌的士兵。欢歌笑语的士兵呀，有多少人最终没有回来，而那午后的阳光、院子、山西的老乡，还记得他们。
在当地有关人士陪同下，我们找到洪池乡西郑村的玉米地边，辨认着一块风雨剥蚀的砂石碑——人们都称之为“后死碑”。“陆军第177师1059团第3营阵亡烈士纪念碑”，这是碑上的字迹，正面“为国捐躯”四个大字仍旧清晰，碑体残破，碑阴密密麻麻刻着名字，有些已经模糊得看不清楚。我想起有老兵曾经告诉我，那些过河的士兵，每人的筷子上都刻着“举箸不忘国耻，每饭必念民艰”的话。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种刻在日常的庄严。
芮城马家崖，是最让我震撼的地方。
站在崖顶，黄河在远处泛着铜光。当地人说，那年战斗最惨烈的时候，有百余陕西兵在这里弹尽粮绝，集体跳崖殉国。崖壁上仍有几处焦黑的灼痕，是当年手榴弹爆炸的痕迹。我用手摸过一块泛红的岩石，冰冷粗粝——它是否沾过某位战士的鲜血？离开芮城时天正下雨，雨丝将山川染成了灰色。中条山仿佛披着一层轻纱，静默无语。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前行，我在心中默默数着那些路过的村庄，想象那些穿着草鞋、扛着步枪的年轻士兵曾经也走过这条路，带着不知归期的信念，走向子弹与血火构筑的战场。
然后，遇见高平“十七师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
60多年过去，它依然矗立在晋东南的一道山谷里。字迹清晰、基座坚固，立于沟道，背靠青山，四周是田，是桥，是一条正在修葺的小路。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夕阳将落，余晖从西边的山原滑下来，照在碑顶，温暖而沉静，就像那碑文上写的：“死重于岱岳矣。”
这块碑，是为1938年在晋东南一带牺牲的第17师将士而立。立碑的就是师长赵寿山。碑还在，山还在，人已不在。可只要我们还记得，就还有人在山河之间活着。他们是没有名字的，只有这一块碑；他们没有归来的，也只有碑上的悼词。
那天是2005年7月30日的傍晚，山色渐暗，我们静静伫立、默默无语。
那一早，我们是从侯马出发，一路过曲沃、翼城、沁水、阳城，坐一辆面包车，颠簸在煤矿招牌和运煤车之间。山西的山不高，却浩荡，绿色层层叠叠，像是被雨水催得疯长的玉米林。有时候我们停下来喘口气，有时候车里安静得只剩发动机的响声。腿伸不开、头靠不住，后排尤其难熬。但没有人抱怨。
娘子关的城墙在七月骄阳下泛着青灰色的光，我沿着古道拾级而上，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关下是107国道，全是拉煤出省的车，排成长队，路面坑洼，街道和村庄是黑色的，环境十分恶劣。这么一个闻名的关隘，竟是这样的现状。关上还住有人家，十户九姓杨，看样子生活也平常。
爬上敌楼时，天色突然变得阴沉，一阵闷雷滚过，雨点如石砸在城墙上。我们躲在敌楼里，看到湿润的砖缝中到处都是斑斑弹痕。一个村里的老人说，那时守关的陕军不多，每一个士兵都咬紧牙关，不肯退。有人炸掉桥梁，有人堵住隘口，有人趁夜从山道翻上敌后。他讲得动情，我听得心颤。他说：“我们现在的日子是吃白面、喝白酒，可当年那些娃儿是吃黄米饭、喝雨水。他们不肯退，我们更不能忘。”雷声轰鸣，仿佛又听见了雪花山阵地上陕西子弟兵用石头砸向敌人的怒吼。雨幕中的古道蜿蜒如蛇，当年那些穿着草鞋的年轻身影，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向战场，却少有人还。
最后我们来到保定。
卢沟桥事变后10日，一支精心准备的陕西军队，迈着匆匆而又坚定的步伐，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17师师长赵寿山带领下，从三原出发，奔赴抗日最前线——河北保定。士兵们一个一个面情严峻，气壮山河，这些平均年龄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将用自己青春和热血，捍卫祖国庄严神圣的领土。古老的关中平原，见证了自己的儿女的满腔豪情。他们徒步到了渭南，然后换乘火车东出潼关，挥师北上。闷罐子列车上，他们看着擦窗而过的锦绣河山，心潮涌动、情绪激昂。
循着他们的足迹，我们来到平汉（今京广）铁路漕河车站，只为拍一组周恩来副主席当年在这里会见并送别17师官兵的场景。车站寂静，铁轨锈蚀。我站在站台上，想起刚走完长征后才刮净胡须的周副主席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华北之大，已无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性之音。而今站台空旷，唯有一列货车缓缓驶过，汽笛一声，惊起一群麻雀。
再回首，大庆关，太阳刚落，黄河水泛着血红色的光。河岸空无一人，只有河风吹动岸边草叶。夜幕降临，河面上泛起粼粼月光。远处传来隐约的秦腔声，像是易俗社当年排演的《血战永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记忆就像黄河水，永远奔流不息。而那些渡河而去的年轻生命，已经化作青山，永远守护着他们用热血浇灌的土地。
他们走了很远，却离我们很近。
来源：各界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