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的斯诺多次申请来中国，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在等着见毛泽东的时候，斯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

196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的斯诺多次申请来中国，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在等着见毛泽东的时候，斯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朋友。

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我想见见当年的'王牧师'。"

毛主席听说外宾有这个要求，当然不能不理睬。中央一调查才发现，斯诺要找的"王牧师"原来是董健吾，就同意安排他们见个面。

可这时候的董健吾正"赋闲在家"呢，要是让斯诺见到自己这个样子，多难为情啊！中央领导考虑到这个情况，干脆先把他送到医院去。调查清楚后，本来是同意斯诺和董健吾见面的。

谁知道斯诺这人特别性急，等不及安排，结果两人就这么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到了同年年底，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出面，以中央的名义给董健吾安排了工作。

毛泽东还特意跟陈赓说："我可算是搞明白了！当年去瓦窑堡跟国民党谈合作的密使，那个护送斯诺的'王牧师'，居然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这人可真是党内少有的奇人，赶紧把他请出来工作吧！"

那么，董健吾到底是什么人？他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不寻常的事呢？

1927年5月的一天，一辆黑黝黝的汽车慢悠悠地从上海开出来，一直开到上海市郊青浦县的董家大门口。车门一开，下来一个二十来岁、气质不凡的年轻人，他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董家院子。

这位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大老远跑来，是要找董健吾。

那董健吾又是何方神圣呢？他1890年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县。因为他曾祖母信教，从小就跟着受了影响，也信了基督教。

董健吾打小就聪明过人。少年时候，他先是在苏州基督教会办的桃花坞学校读书。1914年，他又考进了上海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专门学习神学专业。

巧的是，那时候宋子文和顾维钧也在这所大学念书，三个人不仅是同班同学，关系还特别铁。

大学毕业后，董健吾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当起了老师，教教神学啥的。后来，他又先后跑到扬州教会学院、镇江美汉中学去教书，主要还是做传教相关的工作。

那段时间，董健吾的交际圈特别广，上至上海警察局、租界巡捕房这些官方机构，下到三教九流的黑白两道，他都有人脉。从蒋介石这样的政坛大人物，到上海滩的青帮大佬杜月笙，他都能说得上话。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子文正忙着给蒋介石招兵买马。他看在老同学、老朋友的份上，劝董健吾到蒋介石手下当差。

可董健吾压根没把宋子文的建议当回事，宋子文只好碰了一鼻子灰走了。没过多久，董健吾收到一封从西安寄来的邀请信，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原来是一位老同学请他去圣公会教堂当牧师。这位老同学浦化人，表面上是国民党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党员。

就这样，董健吾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西安。在浦化人的引荐下，他还见到了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

1928年，在河南开封，经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董健吾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从此，他开始以牧师的身份，干起了真正的革命工作——这可是他全新的"传教布道"方式啊！

董健吾秘密加入共产党后，利用自己牧师的合法身份，加上跟冯玉祥将军关系铁，开始帮着刘伯坚、浦化人他们，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里开展兵运、农运和工运工作。

那时候，董健吾表面上是随军牧师，主要工作是给将士们传教。但他可没闲着，借着传教的机会，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悄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战士们都特别喜欢他，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西北红军中的红牧师"。

也正因为他在西北搞革命活动，引起了蒋介石安插在冯玉祥军队里那些密探的注意。没多久，这些特务画的"黑名单"上，就出现了"红牧师董健吾"的名字。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共产党内部出了叛徒，直接把董健吾的身份给供了出来。这一下，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直接对他下了通缉令。

就在董健吾最危险的时候，他遇到了贵人帮忙。冯玉祥安排他先南下武汉，然后悄悄回了上海。

董健吾一回到上海，就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成了陈赓直接领导的秘密战士。

1929年9月，组织上交给董健吾一个重要任务：摸清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行踪。这个白鑫可是叛徒，必须得把他揪出来！

陈赓特别叮嘱董健吾，要利用他在上海的人脉关系，配合中央特科的同志，暗中调查白鑫的动向。董健吾不负众望，通过自己的人际网络，终于摸清了白鑫经常出没的地点和活动规律。

掌握这个重要情报后，董健吾马上告诉了陈赓。中央特科的"红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在和合坊范争波家附近租了几间房子，先悄悄盯着白鑫，最后成功把他和同伙一网打尽！

1930年，革命烈士杨开慧英勇牺牲后，毛泽民得知三个孩子还留在长沙，赶紧向党组织请示，要把毛岸英三兄弟接到上海来。

1931年2月底，三个孩子安全抵达上海。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把这三个孩子送到我们党在戈登路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您可能不知道，这所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正是当时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的董健吾！他不仅是个特科英雄，还是孩子们的"守护神"。

在大同幼稚园里，毛岸英和兄弟们难得过了段开心日子。可好景不长，坏人把幼稚园里的地下党组织给破坏了。

董健吾发现自己暴露了，只好先躲到好朋友杨度家里，避开特务的抓捕。

这下可麻烦了！幼稚园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被抓走，有的吓得躲了起来不敢露面。那些没人照顾的孩子们没了依靠，只能流落街头。

从此以后，毛岸英就带着弟弟们在上海街头过起了流浪生活。后来毛岸英回忆这段苦日子时说："我除了没偷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活得跟《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模一样！"

最可怜的是小弟弟毛岸龙，有一天突然又拉又烧，病得很厉害。那天，毛岸英带着二弟毛岸青出去讨饭，等回来时，小岸龙已经不见了！他们找啊找，可再也找不到这个小弟弟了。

董健吾在杨度家躲了好几个月。可惜后来杨度去世了，他只能搬去党组织的另一个秘密联络点——霞飞路松柏斋古玩店的楼上住下。

董健吾听说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街上流浪，立马让媳妇出去找。费了好大劲儿，总算在一处街角找到了这两个可怜孩子，赶紧把他们带回了家。

可董健吾家里还住着他老娘呢！老太太一看来了两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心里直犯嘀咕，打心眼里不愿意照顾这俩娃。

就这样，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董健吾家住了半年后，董健吾只好又把他们送到了前妻黄慧英那里——就在凤阳路修德里12号楼。

为了不让人起疑心，董健吾对外只说这俩孩子是自己朋友家的娃，大名叫杨永福，小名叫杨永寿，暂时在这儿借住一段日子，以后会另有安排。

相处时间长了，黄慧英越看这俩孩子越觉得不对劲。董健吾见瞒不住了，就实话实说："这俩孩子其实是毛主席的儿子。"

黄慧英一听这俩孩子的真实身份，虽然没跟任何人说破，但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连累了自己家人和这两个苦命的孩子。

那时候，毛岸英和毛岸青正是贪玩爱闹的年纪，再加上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慧英生怕他俩跟外人打交道会惹来麻烦。

所以啊，她不仅没让俩孩子去上学，还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带着他们搬了好几次家。

刚到黄慧英家的时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费是党组织按月发的。董健吾每个月还会给黄慧英20块钱生活费，另外再给点补贴。

那段时间，两个孩子在黄慧英家过得还算安稳。

可到了1933年初，上海的党组织出了事，中央机关都搬到江西瑞金去了。这么一来，毛岸青兄弟俩每个月定时发放的生活补助就突然停了。

偏偏这时候，董健吾早就辞掉了牧师的工作，没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还在继续干党的秘密工作，对黄慧英家的补贴也慢慢给不出来了，甚至连去看望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那时候，黄慧英不过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家里本来就有四个孩子，再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全家老小一共七口人。这一大家子人，全靠她大儿子董载元那点微薄的工资过日子，穷得叮当响，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养活这一家人，黄慧英带着孩子们没少受罪——给别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黄慧英只好也给毛岸英、毛岸青俩兄弟派活儿挣钱。

她找邻居担保，给报社老板交了押金，每天领回一堆报纸，让岸英、岸青当报童到街上去卖。

有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发现卖报纸收到的钱里竟有不少假币，这一来二去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贴了本钱。黄慧英气得当场就劈头盖脸把毛岸青骂了一顿。

可怜的岸青已经两顿饭没吃了，他认定那些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他抓起一支粉笔跑到马路上，歪歪扭扭地在电线杆上写了"打倒洋人"四个大字，想发泄心里的火气。

谁知道，这一幕正好被一个印度巡捕撞见了。那巡捕二话不说，抬手就给了毛岸青一个耳光。顿时，毛岸青觉得脑袋像要炸开一样疼，疼得他直接滚在地上直打滚，疼得哇哇大叫。

毛岸英闻声赶来时，弟弟已经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他赶紧把毛岸青背回了家。就因为没及时医治，毛岸青后来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黄慧英家那四年，日子过得别提多辛酸艰难了，可好歹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一家人总算挺了过来。

1932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各个机关陆续搬到江西苏区去了，原来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也大都调走了。潘汉年接替陈赓当上了情报科长，董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在并肩战斗的日子里，董健吾和潘汉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潘汉年来到了中央苏区，后来还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一直到1936年，因为要处理国共和谈的事情，他才又回到上海，俩人这才重新见了面。

1936年6月，董健吾刚从延安回来没多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西安。这一回，他是受宋庆龄的委托，要护送一位外国友人去红都延安呢。

董健吾这次护送的洋人，正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那时候斯诺已经回北平了，要是让他先来上海跟董健吾碰头，再去西安，那不是绕远路嘛！

宋庆龄就跟董健吾商量好了，在西安安排秘密接头。因为俩人从来没见过面，宋庆龄还特意给他们定了个接头暗号。

就这么着，董健吾见到了斯诺。他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和见识跟斯诺聊了聊，一下子就吸引了斯诺。虽说任务完成得挺顺利，不过这之后两人再没见过面。

1936年2月27号，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到了陕北瓦窑堡。他见到林伯渠，说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现在在他上海家里，是他收养的。

林伯渠一听，高兴坏了，马上代表毛泽东表示感谢。董健吾就请林伯渠帮忙问问毛泽东，能不能把两个孩子送到陕北来。

林伯渠说："现在打仗正紧，陕北条件艰苦，孩子们还是先留在上海吧，等以后再说。"

董健吾这次去陕北，虽然没能把毛岸英和毛岸青接来，但他帮了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大忙，还让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重新跟中央联系上了。

后来，冯雪峰被派到上海来，先在鲁迅家里暂住。过了几天，他在宋庆龄家里碰到了董健吾。俩人聊天时，冯雪峰告诉董健吾：

"中央已经派我到上海来，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主要任务就是重新组织跟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

1936年4月，宋庆龄跟中共中央打过招呼后，又请董健吾去西安一趟。谁知道这时候正好赶上了西安事变，李杜也不想再在国外待着了，杨承芳就带着董寿琪跟着李杜一起回了国。

1936年底，康生把毛岸英和毛岸青送到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那时候，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毛岸英费了好大劲儿终于打听到了董健吾的消息，马上给这位敬爱的董伯伯写了一封信。信里满满都是感情，他写道：

"想起当年在上海的那些日子，特别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董伯伯和您全家对我的照顾，还有对岸青的照顾，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打心眼里感激您。"

可这时候的董健吾，因为跟潘汉年的案子有点牵连，被上海市公安局抓了起来。后来查来查去也没找到真凭实据，1957年才放出来，回了老家。

回到家乡后，董健吾开了个小推拿诊所，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一直到1960年斯诺来中国访问，毛主席这才知道，原来董健吾就是当年救了自己孩子的恩人。

这不，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陈赓按照毛主席的吩咐，找到了董健吾。后来，董健吾还当上了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

从此，这位曾在危险的白区长期战斗、经历过无数艰险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才终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970年12月12日，这位为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党员，走完了他的人生路，享年80岁。

来源：老王看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