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里的杏树今年开得特别早。我掐了一枝带回屋里，插在十八块钱买的宜家玻璃瓶里，花瓣没两天就落了，漂在水面上，像是谁家晒的小衣裳。

院里的杏树今年开得特别早。我掐了一枝带回屋里，插在十八块钱买的宜家玻璃瓶里，花瓣没两天就落了，漂在水面上，像是谁家晒的小衣裳。

老刘一进门就踢翻了花瓶。水漫过桌面，渗进那本我每天记账的破笔记本。我连忙用袖子去擦，纸张已经晕开，数字模糊成一团墨迹。

“又喝了？”

他不说话，只是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那沙发是十五年前结婚时买的，坐垫早就塌了，只在过年时用块红布盖着，遮遮沙发扶手的烟洞。

“吃了没？”我问。其实我是想问他去医院拿结果了没有。

他还是不应声，目光木木地盯着那个永远黑着的电视机。是老式的东芝，灰扑扑的屏幕上落了层灰，电源键还缠着他从工厂带回来的红色电工胶布，已经发黄发脆。

窗外又响起小区里放”发财发福中国人”的声音。自从隔壁开了彩票店，这歌成了我们小区的背景音。我看了眼日历，已经是三月十五号，年前贴的那个”爱心助残”的挂历，红色”正月”二字已经被阳光晒得发白。

“你今天去厂里了？”我一边擦桌子一边问他。

“厂里？”他突然暴躁起来，声音里带着酒气，“厂里他妈的早就黄了！十八年，白干了十八年！说拆就拆，赔几个钱打发叫花子！”

我不做声，知道他这是喝多了。自从去年底国营纺织厂关停，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开始是每天去市里找关系，托人问有没有岗位，后来慢慢歇了，整天窝在家里，要么睡觉，要么就捧着个暖水瓶喝酒。暖水瓶是茶褐色的，从远处看，还真像在喝茶。

“晚上想吃什么？”我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半棵白菜和一小块肉皮冻。他们厂以前过年发猪肉，三年前改成了发超市卡，今年连卡都没了。

“随便。”他挥挥手，像赶一只看不见的苍蝇。

我摸了摸裤兜里的钱，下楼去菜市场。菜场里人不多，大多是些买便宜尾市菜的老人。我站在摊位前，犹豫着要不要买那条五块钱一斤的草鱼。

“诶，你不是刘师傅家的吗？”卖鱼的大姐撑着腰问。我们小区有三分之一都是原纺织厂的职工，大家多少都认识。

“是啊，来买点菜。”

“听说你们刘师傅…”她欲言又止。

“他挺好的。”我扯出一个笑，“这鱼怎么卖？”

“四块八，看在熟人份上。”她说着已经麻利地开始刮鳞，“对了，你家不是有压面机吗？我二姑前段时间做豆包卖，挺赚钱的。”

我恍惚了一下。家里确实有台压面机，是老刘十年前从厂里领回来的，说是淘汰设备。那时厂里效益还行，过年过节发福利，年底还能分点奖金。那台压面机一直放在阳台角落，上面盖着块布，积了厚厚一层灰。

回家路上我绕到了建材市场。那里新开了家酵母店，门前挂着几串发面馒头样板，白得晃眼。我站在店门口看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

“姐，学做馒头呀？”店里的小姑娘问我。她戴着顶粉色的帽子，看起来不到二十岁。

“嗯…想试试。”

“简单，教你个配方。”她从柜台下面抽出张宣传单，背面手写了几行字，“按这个比例来，保准成功。第一次买酵母送小称。”

我掂了掂口袋里的硬币，买了最小包装的酵母和一袋面粉。

那天晚上，老刘早早睡了。我搬出那台压面机，擦了半天灰。零件有些生锈，但转动还算顺畅。我在厨房里鼓捣到半夜，做了二十几个馒头。形状不太好看，有的像歪了脖子的小鸭子，有的则像老人皱皱的脸。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把馒头装进保温桶，悄悄出了门。小区正门有个早餐摊，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开的。我在她摊位旁边站了会儿，等她忙完一波客人，才上前打招呼。

“大姐，我…我做了些馒头，您看能不能…”我声音越来越小。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脸上和那个保温桶之间来回移动。“打开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保温桶，热气腾腾的馒头散发出面香。她拿起一个掂了掂，又掰开闻了闻。

“行，我摊上卖。一个一块，卖出去了算你七毛，没卖出去你拿回去。”

就这样，我开始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馒头，五点半送到早餐摊。第一周只卖出去一半，但我没放弃。我开始琢磨各种花样：加葱花的、掺红糖的、放紫薯的…慢慢地，卖光的日子越来越多。

老刘不知道这事。我跟他说找了份钟点工，每天早出晚归。他只是点点头，连问都没问我干什么活、挣多少钱。那段日子他喝得更凶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有时还会摔东西。孩子不在家，倒也没人劝架。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年回来一两次，每次都因为他爸的酒味提前离开。

转眼半年过去，我存下了一些钱。有天早上，早餐摊阿姨告诉我，她女儿要回来开个早餐铺，以后可能没法帮我卖馒头了。

“大姐，你手艺不错，要不自己开个摊？”她建议道。

我心里一动。回家路上，路过一家关门的小卖部，门上贴着转让的纸条。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久，终于记下了电话号码。

回家那天，老刘正在翻我的抽屉。

“钱呢？”他回头冲我吼。

“什么钱？”

“少装蒜！你攒的钱呢？”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早出晚归，能干什么好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你在外面做馒头卖！”

我愣住了。原来他早就知道。

“钱在银行卡里。”我低声说。

“拿出来！”

“不行，那是我的血汗钱！”我第一次这么硬气地跟他顶嘴。

他一巴掌扇过来，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他眼睛通红，“厂里那群狗东西，说是安置费被冻结了，到现在一分都没发！我借了高利贷啊！”

我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那天晚上我把银行卡给了他，里面有一万多，是我大半年的积蓄。从那以后，我不再偷偷做馒头，而是光明正大地租下了那家小卖部，改成了早点铺。

每天凌晨三点，我起床和面、发酵、上笼。到了天亮，蒸笼里的馒头一屉一屉地出炉，白胖胖的，像一群小动物。除了馒头，我还学会了做豆浆、油条和煎饼。小店生意渐渐好起来，邻居都夸我能干。

老刘很少来店里。偶尔路过，也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然后低头走开。我知道他过不去自己那道坎——一个堂堂男人，竟然靠老婆卖馒头过日子。他依旧酗酒，但至少不再动手打我了。

第三年，我存够了钱，把店面扩大了一倍，添了几张桌椅，成了个小小的早餐店。那年除夕，儿子回来了，看到变化，直夸我有经商头脑。我笑着说不过是卖馒头而已。席间，老刘一直沉默不语，半夜起来，我看到他站在阳台上抽烟，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在哭。

第五年，我们店出了名，不少外地来考察的企业都会来吃早餐。一位客人告诉我，他们集团想在县里开连锁早餐店，问我愿不愿意合作。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只想守着这个小店，不贪心。

第七年，老刘的身体垮了。先是咳嗽不止，后来查出是肺气肿。医生说跟长期酗酒有关系。我每天给他熬中药，劝他戒酒。他脾气好了很多，偶尔还会帮我择菜洗碗。不知是病痛的折磨还是岁月的洗礼，他整个人似乎瘦小了一圈，眼神也柔和了许多。

有天晚上，他突然问我：“你恨我吗？”

“恨什么？”

“恨我…那些年对你不好。”他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擦着碗没说话。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一种疲惫和麻木。就像洗了太多年的那件旧毛衣，穿着不舒服，但也懒得扔掉。

第九年，老刘的病情稳定了，他开始每天到店里帮忙。虽然干不了重活，但收拾桌椅、接待客人还是可以的。慢慢地，他认识了不少常客，有时候还会聊两句。我发现他变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反而很有耐心，尤其是对老人和孩子。

“你变了。”有天收工回家，我突然对他说。

“是吗？”他摸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可能老了吧。”

其实我知道不只是老了。人在低谷时，要么沉沦，要么重生。他选择了后者，只是用了比别人更长的时间。

第十年，也就是去年，我们店迎来了十周年庆典。我特意做了一批特大号的寿桃馒头，每个买早餐的客人都送一个。那天，儿子和儿媳妇从深圳回来了，还带着刚会走路的小孙子。

晚上我们全家吃饭，老刘破天荒地喝了点酒，脸涨得通红。饭后，他让儿子一家先回宾馆休息，自己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台老电视早换成了液晶屏，正播着春晚重播。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我面前跪下。抬头一看，是老刘，他膝盖”咚”地一声磕在地板上，双手捧着一个红布包。

“干啥呢你！”我吓了一跳，连忙去扶他。

“别动！”他用力挣开我的手，“今天…今天我必须这么做。”

他把红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本存折和一张银行卡。

“这是什么？”

“我这些年存的钱，还有…还有厂里最后赔的一笔钱。”他声音哽咽，“总共二十八万零五百四十三块六毛。”

我愣住了：“厂里什么时候赔的钱？”

“三年前。”他低着头，“当时我…我不敢告诉你，怕你看不起我。那时候你的店已经很成功了，我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些年…”

“我去做了保安，后来又到建材市场当搬运工。”他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每个月存一点，想着总有一天能拿得出手。”

“你傻不傻？”我也红了眼眶，“我们是夫妻，钱不钱的有什么关系？”

“不，不一样的。”他突然失声痛哭，像个孩子似的，“那些年我太没用了…你含辛茹苦把日子撑起来，而我…而我只会喝酒发脾气。我对不起你啊！”

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厂里的技术能手，那个说要养我一辈子的男人。他一直都在，只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拉起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老茧。那些年，我们都不容易，都在各自的深渊里挣扎。是时间和生活，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起来吧，膝盖疼。”我轻声说。

“这钱…”

“咱们一起攒着，给儿子买套房，也给咱们攒个养老钱。”我把存折和银行卡放回他手里，“过日子是一起过的，哪有分彼此？”

窗外，小区的彩票店又放起了”发财发福中国人”，声音远远地飘进来。老刘站起身，默默地坐到我身边，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

我看了看墙上的日历，今年的杏花又该开了。也许明天，我会去剪一枝，插在那个十八块钱的宜家花瓶里。这一次，我想它会开得更久一些。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