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院里的杏树今年开得特别早。我掐了一枝带回屋里,插在十八块钱买的宜家玻璃瓶里,花瓣没两天就落了,漂在水面上,像是谁家晒的小衣裳。
院里的杏树今年开得特别早。我掐了一枝带回屋里,插在十八块钱买的宜家玻璃瓶里,花瓣没两天就落了,漂在水面上,像是谁家晒的小衣裳。
老刘一进门就踢翻了花瓶。水漫过桌面,渗进那本我每天记账的破笔记本。我连忙用袖子去擦,纸张已经晕开,数字模糊成一团墨迹。
“又喝了?”
他不说话,只是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那沙发是十五年前结婚时买的,坐垫早就塌了,只在过年时用块红布盖着,遮遮沙发扶手的烟洞。
“吃了没?”我问。其实我是想问他去医院拿结果了没有。
他还是不应声,目光木木地盯着那个永远黑着的电视机。是老式的东芝,灰扑扑的屏幕上落了层灰,电源键还缠着他从工厂带回来的红色电工胶布,已经发黄发脆。
窗外又响起小区里放”发财发福中国人”的声音。自从隔壁开了彩票店,这歌成了我们小区的背景音。我看了眼日历,已经是三月十五号,年前贴的那个”爱心助残”的挂历,红色”正月”二字已经被阳光晒得发白。
“你今天去厂里了?”我一边擦桌子一边问他。
“厂里?”他突然暴躁起来,声音里带着酒气,“厂里他妈的早就黄了!十八年,白干了十八年!说拆就拆,赔几个钱打发叫花子!”
我不做声,知道他这是喝多了。自从去年底国营纺织厂关停,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开始是每天去市里找关系,托人问有没有岗位,后来慢慢歇了,整天窝在家里,要么睡觉,要么就捧着个暖水瓶喝酒。暖水瓶是茶褐色的,从远处看,还真像在喝茶。
“晚上想吃什么?”我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半棵白菜和一小块肉皮冻。他们厂以前过年发猪肉,三年前改成了发超市卡,今年连卡都没了。
“随便。”他挥挥手,像赶一只看不见的苍蝇。
我摸了摸裤兜里的钱,下楼去菜市场。菜场里人不多,大多是些买便宜尾市菜的老人。我站在摊位前,犹豫着要不要买那条五块钱一斤的草鱼。
“诶,你不是刘师傅家的吗?”卖鱼的大姐撑着腰问。我们小区有三分之一都是原纺织厂的职工,大家多少都认识。
“是啊,来买点菜。”
“听说你们刘师傅…”她欲言又止。
“他挺好的。”我扯出一个笑,“这鱼怎么卖?”
“四块八,看在熟人份上。”她说着已经麻利地开始刮鳞,“对了,你家不是有压面机吗?我二姑前段时间做豆包卖,挺赚钱的。”
我恍惚了一下。家里确实有台压面机,是老刘十年前从厂里领回来的,说是淘汰设备。那时厂里效益还行,过年过节发福利,年底还能分点奖金。那台压面机一直放在阳台角落,上面盖着块布,积了厚厚一层灰。
回家路上我绕到了建材市场。那里新开了家酵母店,门前挂着几串发面馒头样板,白得晃眼。我站在店门口看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
“姐,学做馒头呀?”店里的小姑娘问我。她戴着顶粉色的帽子,看起来不到二十岁。
“嗯…想试试。”
“简单,教你个配方。”她从柜台下面抽出张宣传单,背面手写了几行字,“按这个比例来,保准成功。第一次买酵母送小称。”
我掂了掂口袋里的硬币,买了最小包装的酵母和一袋面粉。
那天晚上,老刘早早睡了。我搬出那台压面机,擦了半天灰。零件有些生锈,但转动还算顺畅。我在厨房里鼓捣到半夜,做了二十几个馒头。形状不太好看,有的像歪了脖子的小鸭子,有的则像老人皱皱的脸。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把馒头装进保温桶,悄悄出了门。小区正门有个早餐摊,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开的。我在她摊位旁边站了会儿,等她忙完一波客人,才上前打招呼。
“大姐,我…我做了些馒头,您看能不能…”我声音越来越小。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目光在我脸上和那个保温桶之间来回移动。“打开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保温桶,热气腾腾的馒头散发出面香。她拿起一个掂了掂,又掰开闻了闻。
“行,我摊上卖。一个一块,卖出去了算你七毛,没卖出去你拿回去。”
就这样,我开始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馒头,五点半送到早餐摊。第一周只卖出去一半,但我没放弃。我开始琢磨各种花样:加葱花的、掺红糖的、放紫薯的…慢慢地,卖光的日子越来越多。
老刘不知道这事。我跟他说找了份钟点工,每天早出晚归。他只是点点头,连问都没问我干什么活、挣多少钱。那段日子他喝得更凶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有时还会摔东西。孩子不在家,倒也没人劝架。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年回来一两次,每次都因为他爸的酒味提前离开。
转眼半年过去,我存下了一些钱。有天早上,早餐摊阿姨告诉我,她女儿要回来开个早餐铺,以后可能没法帮我卖馒头了。
“大姐,你手艺不错,要不自己开个摊?”她建议道。
我心里一动。回家路上,路过一家关门的小卖部,门上贴着转让的纸条。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久,终于记下了电话号码。
回家那天,老刘正在翻我的抽屉。
“钱呢?”他回头冲我吼。
“什么钱?”
“少装蒜!你攒的钱呢?”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早出晚归,能干什么好事?整个小区都知道你在外面做馒头卖!”
我愣住了。原来他早就知道。
“钱在银行卡里。”我低声说。
“拿出来!”
“不行,那是我的血汗钱!”我第一次这么硬气地跟他顶嘴。
他一巴掌扇过来,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他眼睛通红,“厂里那群狗东西,说是安置费被冻结了,到现在一分都没发!我借了高利贷啊!”
我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那天晚上我把银行卡给了他,里面有一万多,是我大半年的积蓄。从那以后,我不再偷偷做馒头,而是光明正大地租下了那家小卖部,改成了早点铺。
每天凌晨三点,我起床和面、发酵、上笼。到了天亮,蒸笼里的馒头一屉一屉地出炉,白胖胖的,像一群小动物。除了馒头,我还学会了做豆浆、油条和煎饼。小店生意渐渐好起来,邻居都夸我能干。
老刘很少来店里。偶尔路过,也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然后低头走开。我知道他过不去自己那道坎——一个堂堂男人,竟然靠老婆卖馒头过日子。他依旧酗酒,但至少不再动手打我了。
第三年,我存够了钱,把店面扩大了一倍,添了几张桌椅,成了个小小的早餐店。那年除夕,儿子回来了,看到变化,直夸我有经商头脑。我笑着说不过是卖馒头而已。席间,老刘一直沉默不语,半夜起来,我看到他站在阳台上抽烟,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在哭。
第五年,我们店出了名,不少外地来考察的企业都会来吃早餐。一位客人告诉我,他们集团想在县里开连锁早餐店,问我愿不愿意合作。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只想守着这个小店,不贪心。
第七年,老刘的身体垮了。先是咳嗽不止,后来查出是肺气肿。医生说跟长期酗酒有关系。我每天给他熬中药,劝他戒酒。他脾气好了很多,偶尔还会帮我择菜洗碗。不知是病痛的折磨还是岁月的洗礼,他整个人似乎瘦小了一圈,眼神也柔和了许多。
有天晚上,他突然问我:“你恨我吗?”
“恨什么?”
“恨我…那些年对你不好。”他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擦着碗没说话。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情。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一种疲惫和麻木。就像洗了太多年的那件旧毛衣,穿着不舒服,但也懒得扔掉。
第九年,老刘的病情稳定了,他开始每天到店里帮忙。虽然干不了重活,但收拾桌椅、接待客人还是可以的。慢慢地,他认识了不少常客,有时候还会聊两句。我发现他变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反而很有耐心,尤其是对老人和孩子。
“你变了。”有天收工回家,我突然对他说。
“是吗?”他摸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可能老了吧。”
其实我知道不只是老了。人在低谷时,要么沉沦,要么重生。他选择了后者,只是用了比别人更长的时间。
第十年,也就是去年,我们店迎来了十周年庆典。我特意做了一批特大号的寿桃馒头,每个买早餐的客人都送一个。那天,儿子和儿媳妇从深圳回来了,还带着刚会走路的小孙子。
晚上我们全家吃饭,老刘破天荒地喝了点酒,脸涨得通红。饭后,他让儿子一家先回宾馆休息,自己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那台老电视早换成了液晶屏,正播着春晚重播。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我面前跪下。抬头一看,是老刘,他膝盖”咚”地一声磕在地板上,双手捧着一个红布包。
“干啥呢你!”我吓了一跳,连忙去扶他。
“别动!”他用力挣开我的手,“今天…今天我必须这么做。”
他把红布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本存折和一张银行卡。
“这是什么?”
“我这些年存的钱,还有…还有厂里最后赔的一笔钱。”他声音哽咽,“总共二十八万零五百四十三块六毛。”
我愣住了:“厂里什么时候赔的钱?”
“三年前。”他低着头,“当时我…我不敢告诉你,怕你看不起我。那时候你的店已经很成功了,我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些年…”
“我去做了保安,后来又到建材市场当搬运工。”他抬起头,眼里含着泪,“每个月存一点,想着总有一天能拿得出手。”
“你傻不傻?”我也红了眼眶,“我们是夫妻,钱不钱的有什么关系?”
“不,不一样的。”他突然失声痛哭,像个孩子似的,“那些年我太没用了…你含辛茹苦把日子撑起来,而我…而我只会喝酒发脾气。我对不起你啊!”
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厂里的技术能手,那个说要养我一辈子的男人。他一直都在,只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拉起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老茧。那些年,我们都不容易,都在各自的深渊里挣扎。是时间和生活,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起来吧,膝盖疼。”我轻声说。
“这钱…”
“咱们一起攒着,给儿子买套房,也给咱们攒个养老钱。”我把存折和银行卡放回他手里,“过日子是一起过的,哪有分彼此?”
窗外,小区的彩票店又放起了”发财发福中国人”,声音远远地飘进来。老刘站起身,默默地坐到我身边,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
我看了看墙上的日历,今年的杏花又该开了。也许明天,我会去剪一枝,插在那个十八块钱的宜家花瓶里。这一次,我想它会开得更久一些。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