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源于一份录音和数篇手稿，是阿尔都塞于1963年12月6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研讨班上，向学生们引介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瑟隆。借此机会，阿尔都塞提出了有关社会科学地位的问题，并暗示布尔迪厄和帕瑟隆代表了同期研究活动中不尽相同的流派，因为他们离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本文源于一份录音和数篇手稿，是阿尔都塞于1963年12月6日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研讨班上，向学生们引介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劳德·帕瑟隆。借此机会，阿尔都塞提出了有关社会科学地位的问题，并暗示布尔迪厄和帕瑟隆代表了同期研究活动中不尽相同的流派，因为他们离开高师后有不同的经历和实践。阿尔都塞首先考察人文科学与传统建制的文学系或人文系之间的关系。构建一门人类关系科学的缘由何在？既然社会科学已经建立起来，阿尔都塞便尝试定义其属性。他认为社会科学有三种形式：抽象和一般的理论、民族学和经验社会学。他仔细讨论了社会科学各种形式的优缺点。之后，阿尔都塞追问构成科学的特性，认为科学必须拥有针对实在不同成分的独立理论视角，同时，科学必须拥有一种自我指涉性——或如他所说，科学必须指向自身。阿尔都塞暗示，根据他提出的科学标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在哲学上尚不完备。阿尔都塞以这种方式引介布尔迪厄与帕瑟隆，邀请人们一同思考布尔迪厄与帕瑟隆的实践是否满足他的科学标准。

我的任务是说明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很宏大，那就是：什么是人文科学？既然人人都在谈论人文科学，那么按理说每个人就都知道人文科学是什么，但实际上，一旦你向宣称知道的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在回答的时候还是会犯难。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难，所以我不想说太长时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人文科学，或近来以人文科学为人所知的这个领域，是一个高度问题化的（problematic）领域，这意味着它仍是一个在寻找自身定义的领域：它包含什么，或者说，人文科学领域的边界在哪里？一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遇到了人文科学的难题，也就是遇到了人文科学自身的难题性属性。我们可能会说，目前有两个人文科学的概念，一个广义的，一个狭义的。最近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书，一个小册子，由一家专门出版有关实践问题的出版社发行。这本小册子题为《人文科学》，我打开书，看到这样几个字：人文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所以，如果有一种狭义的人文科学定义，那这些就是了。广义的人文科学定义体现在“文学与人文科学系”（Faculty of Letters and Human Sciences）这个名称上，这两个术语之间的连词扼要地提出了问题。文学与人文科学系：既然文学系被冠之以“文学与人文科学系”的名称，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广义的人文科学定义，也就是说，人文科学应当包括以文学之名为人所知的领域。

这样一来，有关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外延，我们就有了两个定义，一个狭义的，一个广义的。为什么同时有两个定义？如果从“文学与人文科学系”这一名称的角度提出问题，我们首先应当问：不同于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领域，传统上的文学领域（field of Letters）究竟包含什么内容？什么是文学领域？文学领域就是文学系所教授的一切内容，本质说来也就是：法语文学、古典文学、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与其他哲学分支，如哲学史、逻辑学与认识论、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所以，一听到“文学”这个词，我们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一般性领域，这个领域本质上关系到一切与人类生产有关的事物。当然，文学系并没有涵盖一切与人类生产有关的事物，例如法律归属法学院，医学归属医学院，药剂学是个特例，但基本也归属到医学院。大致说来，这就是人文科学的构成了。

我可以直说，到这里就已经有问题了，追溯文学系的历史会让我们遇到系科冲突的难题——这都是些老旧的康德式记忆了。人文科学并没有涵盖所有与人的科学有关的领域，换言之，人文科学并不包含所有由人类活动所生产出的对象。然而，即便如此，记录下这一区分的存在并在文学系这个层面上提出问题就已经很有趣了。在并称“文学与人文科学系”之前，“文学”是什么？根据古老的传统，文学就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教育，以及随后发生在14到15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人文主义革命或说人文主义反动。那么人文学科又是什么？它的本质内涵便在于文学这个概念，后者指的是文艺之物，也就是由人类活动（尤其是修辞术）所生产出的诸多对象。如大家所知，在中世纪，一切都被修辞术支配着。但修辞术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修辞术？我不想纠缠细节，总体说来，修辞术包含两样东西，一样是知道如何言说，另一样则是知道如何欣赏言说者。因而从根本上讲，人文学科就是有关既存作品的研究，即有关艺术作品或文艺作品的研究。一方面，它是一种加工既有文艺作品的能力，一种欣赏和消费既有文艺作品的能力，无论这些文艺作品是哲学、美学、纯文学、诗歌、历史或其他；另一方面，它又是个人再生产文艺作品的能力。修辞术就是知道如何言说.和知道如何欣赏言说者，这两者归根到底是一件事。换言之，人文学科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一种艺术（art）。而艺术这个词应当按当时的做法被理解为人的技艺，所以，人文学科也就是书写的技艺、研究大师著作的技艺或阅读的技艺。例如，蒙田（Montaigne）写作散文的时候就是在践行人文学科——该词本义如此，也就是说，蒙田知道如何阅读他人撰写的文字，知道如何欣赏他人的文字，并且将这种能力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同时，蒙田也知道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反思，其成果也用于陶冶他人，正如他阅读普鲁塔克（Plutarch）的作品来陶冶自己一样。

所以，人文学科是一种实践，一种艺术，其本质并非实践的科学，而是实践的技艺。它既是品鉴既存作品和艺术品、并在生活中使用的技艺，也是有能力之人偶尔生产作品与艺术品的技艺。这就是人文学科。所以，如果我们追问统率这门有关消费和再生产的实践技艺的基本范畴是什么，我们便能看到——尽管我无法证明，但事实并不复杂，所以我们确实能看到，这些基本范畴是审美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范畴：这一点非常明显，例如，艺术品被认为既是审美快感的根源，我们的兴趣源于艺术品本身的美，同时，又被接受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教喻。在蒙田阅读普鲁塔克的时候，他轻而易举地将某人的生活经历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作比较，他将两者平行，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这就是《随笔集》（Les Essais）。因此，人文学科中充斥着美学、道德和宗教范畴，它是一种道德形式，一种道德在其中已存在很长时间的形式。如大家所见，人文学科与科学毫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一个对象的领域，也是一个维持鲜活且具体关系的技巧的领域。也就是说，一方面，人文学科是消费这些对象、占有这些对象、评判这些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对象的技艺，而这些活动就被视为审美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或政治生活等，可统称为实践生活；另一方面，人文学科也是再生产这些对象的技艺，是做前人做过之事的技艺，也就是修辞术。以上就是统率人文学科这个领域的基本范畴。

对任何想在当前创造一门文化（或同等之物）科学的人来说，很明显，他必须先天地拒斥，上述范畴，必须质疑统率这个领域的所有隐含范畴。为了创建一门科学，他必须质疑统领整个领域的道德价值、美学价值和宗教价值。这是很明显的。倒不是说这些价值全无意义，而是说应当让这些价值本身成为反思对象，从而科学地研究文学系或人文学科整个领域，既包括其中的对象，也包括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范畴和价值。所以难题在于创建一门针对这个领域的科学。因为人文学科和文学系变成了人文科学——如何创建一门有关它们的科学。为什么需要创建一门科学？为什么需要改造这个既有消费对象，也有消费、生产和使用等技巧的领域？为什么需要创建一门有关于它的科学？

可以这么说，烹饪也是消费对象，也是文化现象。法式烹饪是文化现象，中式烹饪也是，等等。有关烹饪的作品当然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总结出一套有关如何准备饭菜的技巧，也就是烹饪修辞术。市面上有不少关于美食的书籍，其中一些还颇有审美价值。烹饪品味会促进抽象的理论发展，然而即便如此，烹饪修辞术中的关系，一方面仍然是有关消费和品位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有关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烹饪研究可能存在。很久以前在这间屋子里任职过的公爵，其中一位不就曾经筹划创建一个国家烹饪研究中心②？在他看来，我们可以从烹饪过程中使用吸油纸这件事得出不同凡响的内容。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过我想说的是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换言之，修辞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烹饪与烹饪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样。请原谅我通过这个比较把人文学科的对象给降格了，但毕竟柏拉图在思考修辞术和诡辩术之间的关系时，在讨论审美和烹饪的关系时，也曾做过类似的比较③。比较不是推理，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已然建立起的关系类型。因此，如果我们想创建一门有关这个领域——就让我们说人文学科领域吧——的科学，视角需要彻底改变，新的科学不再围绕对以上对象的消费、品鉴或潜在再生产，而是谁会创建有关这个领域的科学。这正是处在“人文科学”这个简单表达的中心的事业，处在与“文学系与人文科学”这个短语的中心的事业。这个领域必须被改造成一个科学领域。为什么？因为改造的要求已经提出来了。这是个我没必要在这里解释的文化和历史现象：为什么人们要创建一门历史科学（science of History），一门社会科学（science of Societies），为什么要创建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科学法律理论等——无需什么辩护，这是个事实，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在此便面临这项任务，并且这里也是我们得出不同于上述两种定义——针对人文科学的狭义和广义定义——的地方。 从法律上讲，“文学系”改称“文学与人文科学系”的时候，实际上便是在法律上强调或在原则上指出广义定义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当我们追问人文科学在今天所涵盖的领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小册子的定义，也就是人文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换言之，狭义的人文科学不包括文学史，不包括文化社会学，不包括法律社会学，不包括有关意识形态历史的科学，不包括有关科学史的科学，不包括有关哲学史、道德意识形态历史和宗教意识形态历史的科学，等等。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不过是意味着这项事业还未完全展开，只是开了个头，还有很广阔的领域需要覆盖。而这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文科学应当覆盖之前以文学系——人文学科为人所知的这整个领域，但事实上，这个领域中只有一小部分才经受了科学方法的更新，剩下的部分依然如故。

阿尔都塞

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了目前的状况，对接下来要谈的社会学内容有了背景性认识。社会学或多或少就包含在这个被认为已经打开、已经成为一个科学领域的场地中，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认为问题已然解决，并非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学已经晋升为科学。针对社会学的这同一个问题要再问一次：它有权成为一门科学吗？它是否已经是一门科学了？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是立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要用更精确、更严格的术语提出难题：我们能说社会学在今天已经是一门科学了吗？

这个问题有两种提法：我们可以通过事物的事实状态——也就是社会学当前的实际处境——来提问，我们也可以通过法理的定义来提问。第一种问法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看一看当下的社会学是什么样的，然后问当下的社会学是科学的吗？这是提出难题的第一种方法。另一种提出难题的方法是这样问的：科学之为科学需要什么条件？换言之，这也就是描述和发展科学这个概念。很明显，保龄球游戏不是科学，物理学是科学，烹饪不是科学，甚至烹饪的窍门也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只要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我们也就能知道当前的社会学是不是科学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没有时间长篇大论，只能针对前述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参考。

第一个问题：社会学当前的状态如何？它如何呈现自身？在我看来，当前的社会学呈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抽象的和一般的理论；（2）民族学；（3）经验社会学。请容我对这三种形式略作说明。当前，呈现为抽象和一般理论的社会学可在古尔维奇（Gurvitch）④先生那里找到。历史悠久且现在已是一门科学的社会学是从孔德（Auguste Comte）、 涂尔干（Durkheim）、莫斯（Mauss）等人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是从一些哲学家的作品中发展而来的，他们提出了有关社会学的哲学理论。在当今法国，在当下的1963年，社会学从本质上讲就是这一理论传统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以抽象和一般理论为代表、可以追溯到涂尔干、莫斯乃至孔德的理论传统。我们也可以说，按同样方式，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可能存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我们也能发展出一套抽象的社会学理论，而且可以利用组成这套抽象理论的概念思考社会现实。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多或少存在，当然了，古尔维奇可以说他自己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简言之，如果你要找抽象理论的模型，那在法国就是古尔维奇了。有必要说明一下，这种社会学主要存在于法国，它在英语国家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没有这种抽象理论的传统，甚至对这种传统很头疼。去年，移民到美国的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⑤先生来到法国，在索邦教一门经验社会学批判的研讨课，但他实际讲的是经验社会学，因为美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没有任何理论传统，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社会学当前存在的第二种形式是民族学，它能够追溯到很久以前。坦白说，我对民族学的理解受惠于布尔迪厄（Bourdieu）和帕瑟隆（Passeron），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让大家知道。事实上，社会学当前最具体、最准确也最真实的形式，就是民族学。民族学提出一个用来理解社会现实的模式，这个模型的历史很久，在民族学的初创期就已经构建起来，有着可观的理论优点。什么是民族学？或者应当这样问：相对于抽象理论家，民族学家的典型举动是什么？如果你愿意，民族学可以是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⑥那样的田野工作：他大概花了一两年时间做田野，他的作品里也有民族学分析；或者说，民族学就是跑到非洲去描绘一个特定原始社会那些人所作的事。一定程度上，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较民族学之后，民族学就是《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的某些章节，特别是当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说的时候：“我去到某某部落，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这些是我看到的东西，我与部落中人一起生活，这都是我观察到的。”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做的也是民族学。他在卡比利亚（Kabylia）待了一年半，与当地人长时间生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就生活在他所分析的事物之中。这种做法有什么优缺点？第一个优点是直接接触现实，所以并不抽象。这种做法无可替代，每个人都会说：你不应当想象一个原始社会是什么样的，你必须在其中生活。

民族学的第二个优点是，通过在其中生活，研究者就能知晓社会的格式塔（the Gestalt），也就是社会的所有真实要素。换言之，研究者看到了社会的所有真实关节点（articulations）。而只要看到了事物的形成，他们就不会搞错，他们就能看到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就能看到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等。研究者或多或少直接知觉到——注意，这提出了另一个难题——他们所要科学分析的具体对象的真实结构。采用某些方法让这些关节点清晰可见，这就是民族学家的理想：让关节点浮现出来，让人们看到这些构成有关科学对象的根本理论结构的关节点。甚至在柏拉图传统中，对象也必须被毫厘不差地描绘出来，不能有一丝偏误：剔骨不能在当中，必须从关节处下刀。民族学家因为与社会直接接触，所以的确看到了真实的结构和分工。布尔迪厄和帕瑟隆告诉我，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原始社会，在所谓的农村社会学中也是格外有效。的确，任何生活在乡村的人都能看到各种分工，都能如其所是地看到有关人、社会和家庭的现实，看到有关经济活动和法律法规的现实，甚至在对田野的描绘中也能看到社会现实。大家记得布尔迪厄曾说过：这方面的书已经写出来了，例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米利奥·塞雷尼（Emilio Sereni）⑦，以一部研究意大利风景的杰作开启职业生涯。大家知道，现在也有关于圈占地的著作，也就是有关田地构成或土地分割方式的作品。土地分割方式也是社会区分，也就是对人的区分，土地区分让人的分工清晰可见，也就是让社会的基本关节点清晰可见。意大利的风景不同于布列塔尼地区（the Breton）的风景，而布列塔尼地区的风景又不同于法国北部地区的风景，有的地方田地用树篱隔开，有的地方则是敞田，这是一个可见的社会结构指标。我不再多说，总之，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我直接指出民族学这种做法的缺点：民族学的确已经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他们是当前最真实、最科学也最可信的文献。的确，民族学家把这种方法用得很好，用在原始社会，也就是小型整体社会上的时候，民族学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他们在原始社会中立即就能看到一切，用自己的眼睛就能看到所有关节点，这就从科学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只有在亚里士多德而非伽利略的意义上，这些关节点才是裸眼可见可感的。对伽利略来说，关节点不可见，关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才是可见的。我想说的是民族学家的这种方法与原始社会或特定的人类存在形式——如乡村生活——十分契合，因为对象仍然相对原始、可以看见，比如研究者可以看见田地的分割。然而，一旦我们处理的是更加复杂的社会，例如现代社会，民族学的方法严格说来就不适用了。研究者怎样才能看见和直接感觉到构成现代社会，也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诸多关节点的格式塔？即便这些结构是经由人的规划而来，裸眼也绝不可能看到它们，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意味着理解社会：一个人只是在股票交易所待上两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用处，尽管在此过程中确实能看到股票交易的运作方式、股份转换的方式等，然而，这个人对，股票交易本身实际上仍然一无所知。与此不同，民族学家只要在原始社会中待，上三个月就能看清楚所有关节点。既然（某些对象的）格式塔不可见，那我们就得使用其他办法。这是民族学和民族学实践的局限，但与此同时，民族学实践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在内。一些情况中，这种自我民族学方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唯一能结出果实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硕果累累。

当前存在的第三种社会学形式，我称之为经验社会学。经验社会学是个神圣的术语，它究竟是什么？经验社会学就是意在克服民族学局限.的科学尝试。面对当代法国这样的整体社会，民族学家的感觉并不可靠。要辨认出当代法国的关节点，我们就不能采用观察或体验的办法，而应当借助于一些间接的方法，因为仅仅生活在法国是不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社会学可以说是一门弥补上述根本理论空白的学科。经验社会学是现代的伟大工程，它发端于美国，但现如今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已经很发达了。大家可能记得法国也有的先行者，哈布瓦赫（Halbwachs）就是经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你们同意吗？不同意？多少有一点吧？同意？简言之，经验社会学同样有一个法国传统，它是伟大的事业。什么是经验社会学？它是一门称自己为科学的学科，至于究竟是不是就得另说了。总之它说自己是科学，也尝试利用伽利略式的方法来研究那些不能被研究者直接感觉到其结构的对象，从而发现可见现象的本质，亦即利用间接方法发现可见现象的不可见本质，正像伽利略物理学所做的那样。所以，这些方法类似于物理学的方法，都是数学上可控或可行的方法。

以一个在当前经验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典型方法，即调查法（survey method）为例。调查法的目标是查明一个地区中或一群人头脑中的东西，研究对象是感觉不到的，我们知道自己的感觉不可靠，因为感觉很肤浅，而问题正在于揭示隐而不见的东西，也就是某一地区正在发生之事的本质。所以，研究者使用一种间接方法来做调查。研究者让被研究的人说话，但不是要求他们回答研究者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恰恰是一些并非研究者要求自己回答的问题。也就是说，被研究的人所要回到的是一些间接问题，而这些问题貌似与研究者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关系——也不应当有关系。通过分析被研究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研究者或说社会学家就能得出客观和科学的结论，这些结论也与提问人和答问人的主观性无关。这就是调查法的操作过程。这意味着，研究者试着从很多被调查的个体那里获得主观描述，在对这些主观证词加以科学批判的基础上，分辨出被调查者生活于其中却未能有所意识的客观现实。要得出这种科学且客观的结果，研究者要使用一整套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条预防性科学措施在于对要回答问题的人进行抽样，以确保不仅问题妥当，而且对于研究者想要研究的那个群体来说，回答问题的人也有充分的代表性。所以，全部难题就在于掌握一份合适的样本，以有限数量的样本逼近研究者所想要的群体意见。很明显，如果想知道巴黎地区所有肉贩的意见，那研究者就不能跑到波尔多或者马赛；另一方面，即便就是在巴黎地区，研究者也不能随意找肉贩问话，因为第十六区（arrondissement）的肉贩和穆夫塔尔街（the rue Mouffetard）⑧的肉贩并不一样。因此，这是个查找的问题，换言之，存在巴黎地区的肉贩意见这么个东西，问题只在于找出应该调查哪些肉贩。随便这个人或那个人可不行，因为要问的人得能够代表肉贩世界的社会学现实，通过不断询问一个又一个的抽象个体，研究者终于得到了肉贩的法人（corporate body），至于这个法人是否真的存在，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调查法大致就是如此。一旦研究者收集到了这些主观证词，那么，这些主观证词加总起来的结果就被认为代表了相应的客观意义，也正是到这里，研究者才开始处理信息。而在研究者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数学方法就派上用场了。数学方法首先用来制作标准样本，接着用来解读从标准样本得到的结果。一定程度上，经验社会学就是在这里使用的科学方法，在这里使用数学方法并提出若干对理论而言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难题。

所以，全部问题都在于弄清楚主观证词是否符合现实——或某一种现实，而答案只能是：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弄清楚巴黎地区肉贩群体中是否存在一般意见（general opinion）的问题本身，可能符合现实，也可能不符合现实，因为肉贩群体可能在某个议题上有一般意见，但也有可能在任何议题上都没有一般意见。如果所寻求的意见根本不存在，那研究者的方法再科学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压倒方法的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希望回到的问题本身是否恰当。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在于，首先，制定出一份调查问卷，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一个可靠的被调查者样本，向样本中的人提出这些问题；之后，研究者又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被设想为客观的样本数据。然而，以上所有程序都预设了研究者向被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有道理的，亦即研究者所提问题对应着切实存在的客观对象。这实际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因为我们总担心自己提出一些对象并不存在的问题，而康德是第一个理论化这一问题的人。社会学家相信对象存在，所以认为自己有权提出任何问题，但社会学家完全有可能提出对象并不存在的问题。我这里只讲康德。康德提出的有关可能性（possibility）和科学存在的一般理论就没有对象，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头一次。这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本质所在。可能性理论，乃至于必然性理论都是如此，因为康德的必然性理论本质上正在于没有对象的科学必然存在。抱歉在谈经验社会学的时候提到康德，但我相信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康德证明无对象科学的存在不是历史偶然，因为从人类理性的角度看，无对象科学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在康德所处时代，这些无对象科学就是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和宇宙论。这一点值得铭记于心，因为在康德那里，一切善好、理性和有价值之物都基于这个观点，即存在没有对象的科学。如果要做一般说明，我们可以提出下述问题：似乎只有彻底应用科学方法，特别是以严格的数学形式呈现的方法，才能促进科学事业的整体进步；然而，只有在这项事业对应着实际存在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所处理的才是科学。

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所处理的只不过是貌似科学的发展，只是方法论细节上的科学发展，而这种发展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必须等康德过来，等他向我们解释创造出无对象的科学究竟何以可能以及何以不可避免。我希望社会学不必等待自己的康德来改造自身，相反，从18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是伟大的批判哲学）的教训出发，社会学自己便能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正在创建一门科学，但是，这门科学的对象有可能并不存在吗？”我希望社会学会如此作答：某些情况下，对象的确存在，并且已经做过科学规定；但某些情况下，对象并不存在。

布尔迪厄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二种提出社会学难题的方式。我早前说过一些，所以接下来快点讲。我想说的是，有人可能会问自己什么是科学，也可能会把这个理想的科学定义与我们一致认可的社会学的当前状态相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如下方式提出问题：对当前的我们来说，什么是科学？科学由什么构成？

用非常图示化的术语来说，科学总是由三种基本要素的存在所定义，一方面是具有特定形式的一般理论，其形式的具体表现取决于这门科学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是适合于理论的特定方法论。这就是科学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如果大家愿意这么说的话，科学就存在于此：今天的物理学便是物理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和实验，其中，方法也包括理论物理学家的理论工作方法，因为众所周知，物理学中既有实验物理学家，也有理论物理学家。除理论和方法外，科学的第三个要素是这两个的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自身的对象。大家没听错，我说科学是自身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正是事情的要害所在。科学自己把自己视为对象，它是针对自身的形式，换言之，它针对自身而非其他。除物理学自身外，再没有哪个学科把物理学当作自己的对象；除数学外，再没有哪个科学学科把数学视为自己的对象：数学安坐其位，没人想着要偷走它的对象，物理学也是如此。那心理学呢？与数学和物理学情况不同，心理学处境堪忧，其他人都在褫夺它的对象：神经学家、生理学家、医疗师、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各门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拽走心理学的对象。社会学的对象同样纷争不断。文学史的情况又如何呢？一门学科的对象被摆上货架，竞标者踊跃出价，此类情况并不少见。这提出了不少其他问题，但根本上讲，我们可以说，所谓科学模范（scientific model）就是一门拥有自己的对象并且其他人不会偷也不会质疑这一对象的科学学科。因此，任何科学学科都有一个对象，一个科学但不乏争议的对象，科学便依此成长，其过程并非完全确定，而是不断猜测。一般说来，倘若有人质疑他人的继承权，那多半是因为没有确定的法定继承人。一些家庭围绕土地分割争吵不断，只是因为事情并不清楚，有些地方不对。所以，一门科学必然有一个恰当的对象。

同样根本并且也十分重要的是，科学的对象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应当处在恰当的关系中。换言之，除理论和方法论契合之外，理论与方法论也应当和对象契合。对象不应该明显超过理论与方法论，理论与方法论也不应该明显超过对象。这就意味着理论必须是对象的理论，方法必须是对象的方法，理论、对象与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有关方法在理论与对象之间的位置，我不再深入。简单说来，方法在科学的理论实践中，充分反映了理论与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方法就是对这一关系的规定。方法是理论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主动实现，是实际科学实践中理论与对象之间充分的契合关系。科学通过有意识运用自身方法——也就是运用理论及其对象之间既存关系的技巧——加工其对象，以揭示新的真理。这是另外一些问题了。

到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对科学的定义。首先，科学有自己的对象；其次，科学有一套真正适用于其理论和对象的方法。这个定义基本充分，不至于还有什么严重的理论难题。如果将如此理解的科学与社会学的当前状态相比较，我们便能清楚看到，当前的社会学还不够科学，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难题。我前面针对方法讲的话，到这里却颠倒过来。仅仅构思好的方法并不够，因为经常使用的方法（例如试验法、问卷法，等等）必须对应着理论和对象，这个条件必须满足。当前的社会学却并不总是如此，因为一般说来，使用调查法的社会学家并没有预先提出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这简直不可想象！此外，社会学家也没有自问如下问题：自己研究的对象确实是本学科而不是其他学科的吗？因为心理学家可能会说社会学家搞错了，后者研究的明明是心理学的对象。如果碰巧这种心理学并不存在——我是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并不存在，如果碰巧心理学不可能作为科学存在，那么这位心理学家所谈的就是一连串的错误解读，而其他心理学家却以为他说的这个对象真实存在，并且也的确属于心理学。大家看到这里的历史性误解了吗？

以上大致就是我们如何提出当前社会学与一般性人文科学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方式，应当理解，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史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因为它们不得不涵盖原先由人文学科或文学系所占据的位置。

帕瑟隆

现在，帕瑟隆在我左边⑨，再过去是布尔迪厄。他们之前都是高师的学生，都是哲学家。一个人必须得先是哲学家，然后才能成为社会学家吗？也不尽然。哲学家（身份）对社会学研究有害吗？从既有的经验看，并非如此。但哲学家身份会有弊端吗？有可能。不管怎么说，他们之后会讲这些，会向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他们不只是哲学家。他们是哲学家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获得了哲学教师资格，人总得生活。显然，除非你是天才并且已经和朱利亚尔（Julliard）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否则思想工作也总得要有个地方。所以，取得教师资格，去到一所中学，在拥挤的教室里上课，然后又设法摆脱这一处境，在某一天成为研究助理，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呼应着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布尔迪厄本人在阿尔及利亚待了两年，做了一些与低级工兵身份不符的工作，也就是一些民族学研究。他是如何完成这些研究的？这是他的故事，他会解释的。事实上，他们两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上面提到的三种社会学形式的具体结合。他们是哲学家，所以当然读过古尔维奇，也就是说他们了解作为绝对一般性理论的社会学。我并不是说他们只读过古尔维奇：古尔维奇是一个寓言式的例子，是一个理想个体，正如太阳之于亚里士多德那样，古尔维奇作为个体，自身就是一类。

另一方面，坐在我左边更远一些、卷发、个子稍矮的这位，他做民族学，真正的民族学，在阿尔及利亚待了一年半。也就是说他知道第二种形式的社会学是什么样子的，他也已经写过相关的书，所以他会解释的。帕瑟隆不做民族学，他不会讲这些。目前，他们两位已经合作了一年半，做的是经验社会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布尔迪厄的思考涵盖了抽象社会学、民族学和经验社会学这三类。帕瑟隆不做民族学研究，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这是他不如布尔迪厄身体强壮的原因。不过，这也令帕瑟隆有一些优势，他更贴近哲学训练，这与生活在柏柏尔人中间长达一年半的经历完全不同。一个人在和柏柏尔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会丧失掉概念（能力），而要找回他们就必须努力工作，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

好了，布尔迪厄和帕瑟隆就是大家要的代表了（社会学不同形式）具体结合的人物。他们是文化之物（cultural objects）——我为这个说法道歉（笑），但他们确实是文化之物。他们会和大家谈一谈他们的社会学研究，解释他们目前正在做什么。某种程度上，由他们自己说出来的思想历程和当前研究，无论如何都揭示了当代社会学的现实与难题。因为他们已经从事过其他形式并且开始做经验社会学研究，他们开始应用已有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做其他人在做并且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即必须有好的样本，好的问卷，恰当地收集材料，然后加工材料使之数学化，如此便万事大吉！他们认识到某些东西：有一天，他们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得到了绝妙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所对应的对象却并不存在。这就让人有些头疼了，你有了答案，而且是真正真实、真正科学的答案，问题解决了，一切都很好，除了答案所对应的那个对象还不存在。我无意恭维一些研究的处境，如果有人想做一项社会学研究，例如，弄清楚童贞女玛丽亚在耶稣出生时是否仍是童贞之身，即便是这个问题，研究者也总是能得到一个答案。

无论如何，他们也会讨论我想研究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会在他们开展研究的实际条件下进行。大家请放心，他们工作的实际条件也会是大家工作的实际条件，而且反过来说也成立，他们也在大家工作的实际条件下进行研究，因为这正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目前正在写的一本书，处理的就是这个问题：当前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是什么？他们已经科学地——哦，科学地——得出结论：当代社会中，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并非广播、电视等其他大众媒介，而是学校。大家可能会说，他们没必要看得太远，但是大家得相信他们非看得如此之远不可，因为这种观点在当代社会学中还远远不是主流。这就是他们得出结论的方式和研究教育的原因：他们既研究自己的行为，也研究大家的行为。而这也是我们将要研究的东西，是他们这一年将要研究的东西，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也就是使用既有的诸多科学方法来研究，不时还要质疑方法本身：这个方法能用吗？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喜欢打断事情，他们并不认为沿着一条路走到底自然就会踏上另一条路，他们知道，任何走在巴黎市区的人都会遇到下面这种情况：总有些路是走不通的死路。

①本文原为阿尔都塞的录音和手稿，收藏于当代出版纪念中心（Institut Mémoires de I'edition contemporaine），档案编号：ALT2. A40 - 03.01。法文底本由夏洛特·布朗许（Charlotte Branchu）与德里克·罗宾斯（Derek Robbins）转录和整理，蕾切尔·戈姆（Rachel Gomme）转译为英文，见Louis Althusser，“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troducing Bourdieu and Passeron，” Theory，Culture& Society，Vol. 36，No. 7—8，2019，pp. 5—21. 译者简介：吴子枫，江西师范大学阿尔都塞与批评理论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理论；许松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知识社会学。

②指圣阿尔贝，又称“大阿尔贝”。——英译注

③出自《高尔吉亚篇》，见《柏拉图全集》（上卷），王晓朝译，第310—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0—314页。

④指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古尔维奇战时流亡于纽约，1945年返回斯特拉斯堡大学，1948年执掌索邦大学社会学讲席。他的《社会学的当代召唤》（La vocation actuelle de la sociologie）首版于1950年，1963年，此书修订后改为两卷本再版。他的《辩证法与社会学》（Dialectique et sociologie）出版于1962年。——英译注

⑤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1933年从维也纳移居美国，1949到1971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拉扎斯菲尔德在巴黎索邦大学开设讲座，他的《量化社会学史笔记：趋势、来源与难题》（“Note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ification in Sociology: Trends, Sources and Problems”）1961年首次发表。——英译注

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1935到1939年在巴西开展田野调查，1941到1948年居住在纽约。返回法国之后，列维—斯特劳斯在1955年出版了《忧郁的热带》，1958年出版了《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1959到1982年间，列维—斯特劳斯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讲席名称为社会人类学。——英译注

⑦埃米利奧·塞雷尼（Emilio Sereni，1907—1977），他的《意大利农业风景史》（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出版于1961年。——英译注

⑧穆夫塔尔街在巴黎第五区，是所谓“拉丁区”（the Latin quarter）的一部分，也是巴黎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明显比第十六区繁华。——英译注

⑨阿尔都塞强调的不同研究路径显然是针对布尔迪厄和帕瑟隆来说的，下文中“他”和“他”的指代对象有时候并不清楚，但阿尔都塞的理想型区分却毫不含糊。——英译注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