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一篇2007年刊发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文章《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在国内高教界引起议论。文章作者分别是李荣建、吴彬华，分别来自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空军雷达学院。一篇论文时隔18年再次浮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论文太有料，而是因为其观点太离

潮新闻客户端 评论员 项向荣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图据视觉中国。

近日，一篇2007年刊发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文章《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在国内高教界引起议论。文章作者分别是李荣建、吴彬华，分别来自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空军雷达学院。一篇论文时隔18年再次浮现在公众视线中，不是因为论文太有料，而是因为其观点太离奇：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竟与中国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为同一人；人类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正是《史记》记载中商汤命人刻在宝玉上的《典宝》。

果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还是纯粹忽悠人？不少学者指出，该文论断几乎建立在推测之上。比如推测古代两河流域也使用古汉语，《汉谟拉比法典》所用的语言应该跟中国古汉语极为相近；汉谟拉比本人为什么就是中华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帝王，推测是由于英国人把巴比伦语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造成了极大误会。仅凭“汉谟拉比”与“商汤”在发音上某种程度的近似，就把两者画上等号，其不严肃性可想而知。一个理智的人可以认识到，两地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面对茫茫高原、沙漠，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怎么可能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这种缺乏坚实根基的“大胆假设”，即使技术上用看似严密的证据链来缝合，但整个论证还是陷入循环逻辑的怪圈——用“汉语源自两河”的假设支撑“汉谟拉比即商汤”的结论，反过来又用该结论证明假设成立。多家媒体也以《学术研究不能开国际玩笑》《荒唐论文怎么发出来的》为题对此推论进行了批驳。

这种“学术杂技”并非孤例。晚清康有为考察墨西哥时，就宣称印第安语中“粟米”“壶瓜”的发音酷似汉语，进而断言美洲原住民是鲜卑后裔，美洲自古属于中国。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误读《佛国记》，将法显所到的印尼“耶婆提”附会为南美“厄瓜多尔”，闹出“中国人首达美洲”的笑话。这些论调与今日的“商汤汉谟拉比一体说”论证手法如出一辙。

此等奇谈之所以能堂皇亮相于学术期刊，某些评审机制与发表平台难辞其咎。真正的学术创新，其根基永远深植于常识的沃土与理性的河床。所谓大胆假设之后，必有小心求证的漫长跋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其强调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的互证，将天马行空的想象牢牢系于实证的锚点之上。此点希望如今的一些学者鉴之。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一事件并非孤例。从“苏美尔人即华夏先民”的牵强附会，到“西方文明源于中华”的狭隘之论，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伪史论”暗流正悄然涌动。这类论调披着重新发现的外衣，实则是以民族情绪替代理性判断，用虚妄的自豪感解构真实的历史经纬。这种传播，既遮蔽了学术讨论本该有的深度与严肃性，也无形中为那些缺乏根基的假说提供了不当的生存土壤。

面对“汉谟拉比即商汤”这类奇论，我们既需警惕学术机制失范带来的伪创新，也要深刻反思伪史论思潮背后的认知迷障。考古学已清晰勾勒出中华文明独立演进的图谱，不需乱认祖宗来论证；同样，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莎草文书、印度的思辩艺术，各自绽放着人类文明的多元光芒。真正的文化自信，本无需通过荒谬的“认祖归宗”来确认价值，因为人类文明从来就是漫天繁星各耀其光的多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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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