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欧洲人命运的大航海时代，从葡萄牙开始

摘要：在过去六七百年，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航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革命、工业革命……如今，我们仍然处于“大变局”的延长线上，而且很可能处在新一轮“大变局”的关键节点。

在过去六七百年，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航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革命、工业革命……如今，我们仍然处于“大变局”的延长线上，而且很可能处在新一轮“大变局”的关键节点。

历史就是未来学。每一次对过去的深刻复盘，都是对当下的清醒认知，更是对未来的精准预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洞穴文化策划了「大变局」系列主题游学，带领大家回到关键源发地，深入探寻过去六七百年间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那些撼动世界的巨变如何酝酿、爆发，又如何悄然塑造了今日的我们。

2025年，洞穴文化「大变局」游学首站，带你去伊比利亚半岛——在人文学者梁永安教授和经济学者陆铭教授的带领下，以“文明+经济”双重视角，探究大航海时代的终极命题，解锁全球化的“源代码”。

12世纪，阿拉伯人把中国人的造纸术传到了欧洲，让欧洲的教育普及有了可能。在此之前，欧洲人使用的是羊皮纸，价格极其昂贵，只有教会才用得起，欧洲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大多都是文盲。当中国的士人们在吟诵唐诗宋词的时候，欧洲的骑士们却目不识丁。

13世纪，阿拉伯人又把中国的印刷术传到了欧洲，《马可·波罗游记》出版，信息的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迅捷而广泛。阿拉伯人无意之中做的两件事，仿佛是专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的。

几乎是在同时，中国的指南针也被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大航海时代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文艺复兴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以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功效。

文艺复兴不是一蹴而就的，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前后持续约三百年，原因就是宗教势力的反扑。科学带有天生的客观性，和宗教具有与生俱来的矛盾。欧洲的知识分子抬出古希腊的科学，也是为了打破教会对一切事务的话语权。罗马教廷当然不会坐视，把一切不符合宗教利益的行为都视为异端邪说，有的人甚至因此而死，比如布鲁诺。

正因为文艺复兴，欧洲人打开了眼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这么落后，而东方早已把他们远远地抛在身后，尤其是传说中的中国，按《马可·波罗游记》里的说法，那里就是遍地黄金，富得流油。

得益于古希腊的文化基因，欧洲人天生具有海洋商业文明的嗅觉，商业文明的特点就是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既然东方富有，那就去东方寻找财富。只是，由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横亘在中间，欧洲人既去不了印度，更去不了中国。

按传统的路线，欧洲人去往东方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走地中海东岸，过两河流域，越伊朗高原，再经过中亚，然后可以到达中国；另一条路，从埃及，过红海，入印度洋，走海路。

这时统治两河流域的是土库曼人建立的黑羊王朝。从广义上讲，土库曼也是突厥的一支，迁到这里的原因和奥斯曼一样，连信仰也一样，都是伊斯兰教。而这时统治伊朗高原到中亚地区的是帖木儿帝国，同样信仰伊斯兰教。帖木儿帝国是在伊儿汗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由蒙古人控制的帝国，帖木儿虽是蒙古人，但早已被伊斯兰化。所以选择陆路，对欧洲人来说无异于送死。

与此同时，从地中海东岸到北非，包括埃及，经过阿拉伯人几百年的统治，也都阿拉伯化了，或者说伊斯兰化了，在他们眼里，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是异教徒，是要被消灭的对象。15世纪初，奥斯曼越过爱琴海，攻占了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东罗马帝国被包裹，原本是欧洲人内海的地中海大部分已经成了穆斯林的天下。

欧洲人虽然反对教会的权力，但并不会反对宗教本身。无论从信仰还是经济上，欧洲人都需要突围，而那些原先在地中海混得风生水起的海洋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那不勒斯等，一时难以舍弃传统的利益，反而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因为在地中海没有传统的利益，率先发起向大洋寻找新航路的运动。

伊比利亚半岛资源贫乏，不适合农业种植，如果没有贸易，这两个国家会贫弱不堪，更要紧的是，这里还是抵抗北非穆斯林入侵的前线，如果不寻找出路，作为基督徒的欧洲人运命堪忧。

最先吹起大航海时代号角的是葡萄牙人。

相对于西班牙来说，葡萄牙国土更小、资源更少，更迫切需要到海外寻求财富。另一个原因，这时的西班牙还是一分为三：西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东部的阿拉贡王国、北部的纳瓦拉王国。而南部，还在穆斯林的手里。所以西班牙还在统一的路上纷争不断，无暇他顾。

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不同，大西洋波涛汹涌，气候变化多端，一路上充满着凶险。所以在远洋探险之前，葡萄牙人须解决几个问题。

1415年8月下旬，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亲率19000陆军、1700海军和200艘战舰，攻克了北非摩尔人的重要据点休达。摩尔人是西班牙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休达对欧洲人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控制着地中海连接大西洋的出入口——直布罗陀海峡。此时欧洲的传统大国还大多在地中海沿岸，休达在摩尔人手上，等于欧洲人被困死在地中海，现在葡萄牙人把这个枷锁打开，欧洲人的视线就不再局限于地中海了，而是转向大西洋。

在这次战斗中，若奥一世的儿子——21岁的王子亨利（也译作恩里克）也参加了。

亨利王子无心政治，见多识广，20岁的时候就遍游欧洲，拜见过罗马教皇、卡斯蒂利亚的胡安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奥斯曼帝国皇帝苏丹穆拉德二世和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还参加了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在波希米亚镇压胡斯派的战争。

两年后，摩尔人反攻休达，亨利率兵救援。赶走摩尔人后，亨利王子在休达停留了3个月。他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条古老而繁忙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大沙漠，经过二十天的行程就可以到达树林繁茂、土地肥沃的“绿色国家”（即今几内亚、冈比亚、塞内加尔、马里南部和尼日尔南部，因森林众多，故称），从那里可以获得非洲的胡椒、黄金和象牙。

葡萄牙人对从陆路穿过沙漠没有经验，于是亨利王子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海路到达“绿色国家”。

这一主张得到国王若奥一世的赞同，若奥封他为骑士，随后又加封为维塞乌公爵以及科威尼亚领主。

亨利王子对这些头衔毫无兴趣，他在靠近圣维森特角的一个叫萨格里什的小村子定居下来，并在这里创办了一所航海学院，培养本国水手，提高他们的航海技艺；设立观象台，网罗各国的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共同研究，制订计划、方案；广泛收集地理、气象、信风、海流、造船、航海等种种文献资料，加以分析、整理，为己所用；建立了旅行图书馆，其中就有《马可·波罗游记》，还收集了很多地图，并且在此基础上绘制新的地图。随后，亨利王子在拉各斯修建了港口，作为航海的基地。

就这样，一个改变欧洲人命运的大航海时代在亨利王子的带领下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