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有云：“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三千年兴衰更替的历史反复印证着一个真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滔滔不绝的辩才，而在于洗耳恭听的耐心；高明的表达不在于言辞的华丽，而在于倾听的深度。那些成就霸业的帝王、名垂青史的贤相，无不深谙“倾听是

《论语》有云：“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三千年兴衰更替的历史反复印证着一个真理：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滔滔不绝的辩才，而在于洗耳恭听的耐心；高明的表达不在于言辞的华丽，而在于倾听的深度。那些成就霸业的帝王、名垂青史的贤相，无不深谙“倾听是最高级的表达”之道。他们用“俯身倾耳以请”的姿态，在他人的言说中汲取智慧，在民意的呼声中校准方向，最终成就了彪炳史册的功业。这穿越千年的处世哲学，至今仍在警示我们：会听比会说更重要，善听方能善治，能听方得人心。

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倾听是决策的基石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李世民深以为然，从此广开言路，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倾听不同意见，方能避免决策偏颇。《资治通鉴》中，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最终“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这正是“开门纳谏”的治国典范。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即便是贤明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不忘提醒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本质上也是倡导倾听贤才之言。

反观那些拒不听劝的统治者，往往落得可悲结局。商纣王“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对比干、微子的忠言置若罔闻，最终“身死国灭，为天下笑”；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鸿门宴上不听范增之计，放走刘邦，最终在垓下自刎，留下“时不利兮骓不逝”的哀叹。司马光评价此类现象时说：“夫治国者，譬犹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而拒绝倾听，便是拒绝修缮“居室”的裂缝，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厦倾颓。

荀子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里的“博学”不仅指读书求知，更包括倾听他人的见解。《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倾听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获取智慧的过程；不是对他人的妥协，而是对决策的负责。当执政者愿意放下身段倾听不同声音，当普通人能够耐心听取他人意见，决策便会更周全，行事便会更稳妥，这正是倾听作为“高级表达”的第一层内涵——以他人之智补己之短。

二、“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倾听是尊重的体现

《资治通鉴》记载，战国时期，邹忌以“比美”设喻，劝齐威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齐威王不仅不怒，反而重赏进言者。这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胸襟，让齐国“战胜于朝廷”。古人早已明白，倾听的本质是对他人的尊重，而尊重是赢得人心的前提。

倾听平民之声，方能体察民情冷暖。西汉文帝时，贾谊在《治安策》中写道：“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文帝深以为然，常“遣使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倾听民间疾苦，最终开创“文景之治”。《资治通鉴》记载，文帝曾因缇萦上书救父而“除肉刑”，他说：“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这种对普通百姓呼声的倾听，让政策更具温度，也让民心更加凝聚。

倾听逆耳之言，方能彰显容人之量。三国时期，曹操虽有“奸雄”之名，却有着非凡的倾听胸襟。建安十三年，孔融多次直言进谏，甚至言辞激烈，曹操虽最终杀了孔融，却在前期对其意见多有采纳；郭嘉“不治行检”，行为放浪，却因屡献奇策而深受曹操信任。正如曹操自己所言：“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种对不同风格言论的包容，让他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袁绍，“外宽内忌，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最终在官渡之战中败给曹操，印证了“良言难入则计失”的道理。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倾听便是发现“吾师”的过程，无论是顺耳的赞美，还是逆耳的批评，都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资治通鉴》中，汉宣帝刘询“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对大臣的谏言“虽不合意，亦优容之”，最终“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这正是倾听的力量——它让言说者感受到尊重，也让倾听者收获了人心。当一个人愿意倾听，便向世界传递了“我重视你”的信号，这种无声的表达，远比华丽的言辞更能打动人心。

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倾听是民心的桥梁

《资治通鉴》记载，汉元帝时期，贡禹上书直言朝政弊端：“自武帝以来，百姓赋役繁重，民多贫困，盗贼并起。”元帝虽未完全采纳，却“数加赏赐，敬其忠直”。司马光评价此事时说：“元帝之为君，柔仁好儒，而优柔寡断，然能容直臣，故虽无大治，亦未至大乱。”这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倾听民间声音，是连接政权与民心的桥梁，失去了这座桥梁，再强大的王朝也会失去根基。

倾听基层声音，方能知晓政策得失。唐朝名臣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写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太宗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他常说：“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他命人“置肺石于朝堂，令天下百姓有冤者击之”，通过倾听底层呼声调整政策，最终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治世。正如《管子》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而顺民心的前提，便是倾听民心。

倾听弱势群体之声，方能体现社会温度。《资治通鉴》记载，北宋名臣范仲淹在杭州任职时，“岁饥，发粟募民兴利，堤塘、桥梁、官舍皆新修，饥民得食其力”。他的决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亲至田间，问民所苦”，倾听饥民的需求后才制定出“以工代赈”的良策。这种将倾听转化为行动的智慧，让政策更接地气，也让百姓更有获得感。古人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所谓“以百姓心为心”，本质上就是放下身段倾听百姓的心声。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的“道”，便是对民心的体察，而体察民心的唯一途径便是倾听。《资治通鉴》中，那些走向衰亡的王朝，往往都经历了“上不闻下情，下不达上意”的过程：东汉末年，“宦官专权，阻塞言路，百姓有冤无处诉”，最终引发黄巾起义；明末崇祯帝虽勤政，却“刚愎自用，不愿听逆耳之言”，导致“有识之士皆缄口不言”，最终国破身亡。这些历史教训都在警示我们：倾听不是可有可无的礼仪，而是关乎存亡的智慧；不是对他人的恩赐，而是对自身的救赎。

四、“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倾听是成长的阶梯

《资治通鉴》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入太庙，每事问”，即便面对孩童的提问，也“不耻下问”。司马光评价道：“孔子之所以为圣，在乎好学而不厌，好问而不倦也。”这种以倾听为学习途径的态度，正是成长的关键。无论是个人修身还是事业发展，倾听都是最有效的成长阶梯，它让我们在他人的经验中少走弯路，在他人的智慧中提升自我。

倾听前辈之言，方能传承经验智慧。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年轻时“躬耕于南阳，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但他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常与庞德公、司马徽等名士纵论天下大势”，在倾听中完善自己的战略思维。后来辅佐刘备时，他又“博采众议，不固执己见”，最终提出“隆中对”的宏伟蓝图。正如韩愈所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拜师的前提，便是倾听师言、体察师意。

倾听对手之言，方能看清自身短板。《资治通鉴》记载，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与管仲结怨，即位后却听从鲍叔牙建议，“捐弃前嫌，拜管仲为相”。他多次与管仲探讨治国之道，耐心倾听管仲对自己缺点的批评，最终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齐桓公曾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种对对手和朋友言论的倾听，让他认清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

朱熹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个人成长而言，倾听便是“源头活水”，它让我们的认知不断更新，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资治通鉴》中，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这种对反对者声音的包容与倾听，让他能不断调整策略，最终统一北方；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虚心听人言，低头读诗书”，在倾听中汲取人生智慧，最终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些案例都证明：倾听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成长；不是懦弱的妥协，而是强大的自信。

五、“言为心声，听为心受”：倾听是情感的纽带

《资治通鉴》中，有许多关于君臣相知、朋友相惜的故事，而这些关系的建立，往往始于真诚的倾听。刘备三顾茅庐，“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他耐心倾听诸葛亮的分析，最终“情好日密”，成就一段君臣佳话。这告诉我们：倾听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的交流；不仅能获取智慧，更能建立信任。

倾听家人之言，方能维系亲情和睦。《资治通鉴》记载，汉文帝刘恒在代国时，“仁孝宽厚，母薄太后尝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所尝弗进”。他不仅悉心照料母亲，更常“倾听母训，谨守孝道”，即位后“尊母为皇太后，尽孝如初”，成为“二十四孝”中的典范。古人云：“家和万事兴。”而家庭和睦的关键，便是家人之间的相互倾听与理解。

倾听朋友之言，方能收获真挚情谊。春秋时期，管仲与鲍叔牙“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曾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种超越利益的倾听与理解，让他们的友谊成为千古佳话。正如《论语》所言：“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而与益友相交，首要的便是倾听其“直言”“谅言”。

古人云：“人之相交，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知心的前提，便是倾听。《资治通鉴》中，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关系堪称典范，魏征多次“犯颜直谏”，唐太宗虽有怒色，却始终“敛容倾听”，他说：“魏征前后谏二百余事，皆称朕意。”正是这种真诚的倾听，让他们之间超越了普通的君臣关系，成为“君臣相得”的楷模。对现代人而言，无论是职场交往还是私人生活，倾听都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当我们放下偏见与浮躁，耐心倾听他人的心声，便会发现：理解与信任，往往在沉默的倾听中悄然建立；情感与温暖，常常在专注的聆听中自然流淌。

《资治通鉴》用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倾听是一种智慧，让决策更周全；倾听是一种尊重，让人心更凝聚；倾听是一种成长，让自我更完善；倾听是一种情感，让关系更亲密。正如司马光所言：“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而敬畏的起点，便是对他人声音的尊重与倾听。在这个信息爆炸、言辞喧嚣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倾听的智慧——少一些急于表达的浮躁，多一些洗耳恭听的耐心；少一些主观臆断的偏见，多一些换位思考的理解。

因为真正的表达，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自我展现，而是恰到好处的倾听回应；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独断专行的固执己见，而是兼收并蓄的包容接纳。当我们学会用倾听表达尊重，用倾听获取智慧，用倾听连接情感，便会发现：这无声的表达，远比有声的言语更有力量；这耐心的聆听，远比急切的诉说更能赢得人心。这便是《资治通鉴》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倾听，是最高级的表达，也是最永恒的智慧。

来源：竹馬清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