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国家在工业文明追赶上的成功，绝不是靠运气砸出来的，而是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一起熬出来的一锅好汤。

东亚国家在工业文明追赶上的成功，绝不是靠运气砸出来的，而是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一起熬出来的一锅好汤。

翻开近代史，日本、中国、韩国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路上的故事，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各的精彩。

时间线清晰地串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每一步都踩得扎实，走得有章法。

1868年，日本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大幕，这场改革可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一次彻底翻新。

整个国家像是憋着一口气，要从老旧的封建壳子里蹦出来，直接奔着现代化的路子去。

这时候，伊藤博文站了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只会在纸上画大饼的家伙。

作为一个实干派，他的手伸得特别长，既抓政治，又管工业，连细节都不放过。

他最出名的成绩之一，就是主导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这部宪法在1889年正式颁布，算是给日本的现代化套上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法律框架。

但光有框架还不够，要真让国家站起来，光靠喊口号没用，得有硬家伙。

于是，伊藤博文把目光瞄准了工业，尤其是长崎造船厂这个地方。

长崎那会儿已经是日本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英国人运来的蒸汽机早就摆在那儿，亮闪闪的机器看着挺唬人，可日本工匠一开始只会照着说明书按按钮，出了毛病就傻眼了。

伊藤博文看不下去，他直接下了死命令：不能光会用这些洋玩意儿，得搞清楚里头的门道，修得会、造得出才算本事。

他派了技术人员去盯着，英国的工程师在旁边操作，他就让日本工匠挨个儿上手试，连螺丝怎么拧、齿轮怎么调都得记下来。

有时候蒸汽机出了故障，英国人修的时候，日本工匠就蹲在一边盯着看，手上还拿着小本子，把每一步都记下来。

到了19世纪末，这种扎扎实实的钻研劲儿开始开花结果。

长崎造船厂已经不只是修修补补，而是能自己攒出一整艘船了。

1890年代，日本的第一批国产蒸汽船陆续下水，虽然吨位还比不上英国的大船，但好歹是自己造的，零件到组装全是日本工匠的手艺活儿。

铁路这边也没闲着，1872年日本第一条铁路从东京到横滨通车，用的还是英国的机车和铁轨，可没过多久，日本就建起了自己的铁路工厂。

到了1880年代末，东京附近的工厂已经能轧出铁轨，甚至还能攒出简单的蒸汽机车。

这些重工业的底子一点点垒起来，靠的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工匠们一锤一錾地干出来的。

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日本工业的骨架算是立住了。

造船厂的船越造越大，铁路网越铺越密，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军舰已经能跟清朝的北洋舰队硬碰硬地干一仗。

这背后，长崎造船厂的蒸汽机也好，铁路工厂的铁轨也好，都是当年伊藤博文那股“学到根儿里”的狠劲儿攒出来的成果。

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也开始憋着一股劲儿要追上工业化的脚步，这时候洋务运动就成了开路先锋。

福州船政局的故事特别值得一讲，左宗棠和徐寿这对搭档干得挺带劲。

左宗棠是清朝的大员，眼光放得远，他1866年在福建弄了个福州船政局，打算造船搞工业，不能老让洋人掐着脖子。

徐寿呢，是个技术大拿，他带着一帮人从零开始琢磨怎么造蒸汽船。

1868年，他们捣鼓出了“黄鹄号”，这可是中国第一艘自己造的蒸汽轮船，虽然个头不大，跑起来也不算快，但好歹是自个儿攒出来的，零件到船身全是手工敲出来的成果。

造船这事儿不简单，徐寿和他的团队没啥现成的图纸可抄，全靠摸索，机器零件坏了就拆开修，修不好就自己试着做新的，硬是把一堆铁疙瘩变成了能跑的船。

1871年，他把英国人写的《化学鉴原》翻译了出来，这本书讲的是化学原理，里头有不少工业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比如怎么提炼金属、怎么配燃料。他拉了几个助手一块干，花了好几年才把这书整出来。

结果呢，福州船政局的工匠拿着这书，慢慢学会了怎么调配燃料，让蒸汽机的效率高了不少。

徐寿有个想法，叫“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这跟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差不多，都是想借洋人的家伙事儿，保住自己的文化底子。

到1870年代，船政局已经能自己造些小型军舰了，徐寿还顺手培养了一批人，船政局里开了学堂，教年轻人学造船、修机器，课本里就塞进了他翻译的那些西方科技书。

洋务运动这段时间，中国工业起步晚，底子薄，可有了左宗棠撑腰、徐寿实干，造船和机器制造总算有了点模样。

1874年，船政局的船还下海试航了一把，跑了几百里没散架，证明这路子走得还不赖。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韩国这边也上演了一出工业化的好戏，史称“汉江奇迹”。

朴正熙1961年当上总统后，眼瞅着国家穷得叮当响，农业撑不起啥大场面，他就下决心要搞工业。

1965年，他悄悄派了一队工程师，里头有金镇满这些人，跑到德国鲁尔工业区去学技术。

鲁尔那地方是欧洲的工业重镇，高炉、炼钢厂满地都是，金镇满他们到了那儿，天天泡在工厂里盯着看。

德国工人怎么点火炼钢，怎么调高炉温度，他们就拿小本子记下来，有时候还上手试一把。

德国人给的图纸全是德文，他们就硬着头皮啃字典，把每条线、每个参数都抠清楚。

学了大半年，金镇满他们带着一堆笔记和图纸回了国，准备在浦项制铁厂大干一场。

浦项制铁厂是韩国工业化的关键一步，1968年开工，1970年就正式投产。

金镇满他们没照搬德国的路子，而是琢磨着怎么改一改能更省钱。

德国的高炉设计是大手大脚，韩国没那条件，他们就调整了炉子的结构，把燃料用量压下去，还改进了冷却系统，让设备跑得更稳。

结果呢，建这座厂的成本硬是比日本同类项目少了30%，省下的钱全砸进了后续扩建里。

到1973年，浦项制铁厂的第一座高炉就炼出了钢，年产几十万吨，质量还过得去，能直接拿去造船、盖楼。

这技术改良不是瞎碰运气，金镇满他们回国后天天跟工人们泡在一块，反复试，反复调，才攒出这么个成果。

这“偷师”加创新的路子，让韩国工业蹿得飞快。浦项制铁厂投产没几年，1970年代中期，韩国的钢铁产量就蹭蹭往上涨，1975年已经能年产百万吨钢，够自己用还有剩。

汽车产业也没落下，现代汽车1967年成立，1970年代初就造出了第一款国产车“Pony”，零件不少是从浦项的钢材里来的。

朴正熙还推了“出口第一”的政策，钢铁、汽车这些东西直接卖到国外，赚来的钱再投回去搞工业。

到1970年代末，韩国的工业已经不是小打小闹，钢铁厂、造船厂、汽车厂都能跟世界上的大玩家掰掰手腕。

从德国学来的技术，加上自己的改良，硬是把一个靠种地吃饭的国家，变成了工业化的新秀。这路子走得扎实，靠的就是不死板、肯钻研的劲儿。

东亚国家能在工业化这条路上跑得这么快，靠的可不是某几个大人物一拍脑袋就成了，而是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底子在后面撑腰。

东北亚这块地方，从中国到日本再到朝鲜半岛，几千年来基本上都是大一统的国家格局。

秦汉唐宋也好，日本的平安镰仓时代也好，国家机器一直管得挺严，底下的人早就习惯了听上面的安排。

这种传统到了近代，直接就派上了用场。

比如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天皇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齐刷刷往工业化使劲，政府说修铁路就修铁路，说建工厂就建工厂，老百姓也没啥怨言，配合得那叫一个顺溜。

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差不多，左宗棠在福州搞船政局，清政府拨款、调人，地方上立刻就动起来，工匠们加班加点干活，没人拖后腿。

再看看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朴正熙推“汉江奇迹”的时候，也是政府带头冲，国家定了个五年计划，全国上下就跟打仗似的往前赶。

浦项制铁厂1968年开工，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干，政府一声令下，谁也不敢偷懒。这种“上面喊一声，下面就动”的默契，靠的就是儒家文化攒出来的习惯。

儒家那套讲究服从、讲集体，几百上千年下来，早就在东亚人骨子里扎了根。

搁在那些历史乱七八糟、国家认同感稀薄的地方，想让大家这么齐心干活，门儿都没有。

还有个事儿也得提提，东亚的季风气候和冷冬天也帮了大忙。

东北亚这地方，夏天雨多，冬天冷得要命，古代种地就得看老天脸色。

每年得早早计划好啥时候播种、啥时候收粮，冬天还得攒够柴火粮食，不然就得挨饿。

比如中国东北、日本北海道这些地方，农民从小就得算着时间干活，晚一步都不行。这种计划性和执行力，跟东亚人几千年对付天时地利的经验脱不开干系。

东亚工业化能跑这么顺，还有俩硬核条件得说说。

先说第一个，东亚这地方没啥宗教包袱，接受资本主义那套玩法特别痛快。

明治维新时，日本1868年就定下要学西方，政府直接把英国的机器、德国的图纸搬过来，工匠们二话不说就上手干，没人觉得这玩意儿跟自家传统有啥冲突。

中国洋务运动也一样，左宗棠1866年弄福州船政局，造船用的是西洋技术，可底下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活，没啥思想负担。

韩国这边，朴正熙1960年代推工业化，全国上下直接奔着赚钱去的，谁也没觉得长时间加班有啥不对。

这事儿跟宗教影响小的传统有关系。东亚这边，儒家管的是伦理道德，佛教道教讲的是修身养性，没啥硬性教条卡着工业化。

工厂开工，工人们能干12小时就干12小时，女人也能下车间干活。这种事儿搁在宗教势力强的地方不好办，有些地方教义不让女人出门干活，有些地方觉得长时间劳动不人道，东亚这边压根没这顾虑，资本主义那套“干得多赚得多”的逻辑，直接就吃得开。

再说第二个，人口多真是东亚的宝贝。古代这地方就人满为患，中国汉唐时候人口就几千万，日本平安时代也有好几百万，朝鲜半岛也不少。

到了近代工业化，这人口优势直接就炸开了锅。

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全国2000多万人，工厂一开张，劳动力随便挑，造船厂、铁路厂从来不缺人手。

中国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60年代人口好几亿，福州船政局招工压根不用愁，工匠不够就从乡下拉人，立马就能开工。

韩国1960年代搞汉江奇迹，全国2000多万人，浦项制铁厂建起来，工人一拨接一拨，流水线24小时不停。

地理上季风加寒冬，文化上服从加纪律，再加上人口多、没宗教拖后腿，东亚的工业化就像攒齐了装备，直接就起飞了。

参考资料：[1]杨先明.东亚经济奇迹论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16-2565

来源：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