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开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断回归“实践”概念以破解诸错误观念：不论是所谓“人类”“人性”论调的普世主义论调，抑或是将现实经济生活理解为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学方法，无不是貌似可以为创新理论发展提供思路，实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陷阱。

在开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不断回归“实践”概念以破解诸错误观念：不论是所谓“人类”“人性”论调的普世主义论调，抑或是将现实经济生活理解为抽象概念的形而上学方法，无不是貌似可以为创新理论发展提供思路，实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陷阱。

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诞生以来已有180年，这篇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引发多少反响的佳作在其身后一个多世纪大放异彩，既是破解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突破口，也是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心针”。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世界历史步入新时代的今天，如果问：《提纲》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价值何在？那必得是《提纲》中的“实践”概念，以及马克思经由“实践”概念的内涵所展现的生产逻辑，后者是马克思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其能够破解虚假观念、把握物质生产、推动现实变革的理论支点，对新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依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当代价值。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存在实证主义倾向，对于其使用则过于泛化，对此需要回到马克思文本中还原其生产逻辑的内涵。

马克思为何使用“实践”概念？

尽管“实践”可谓《提纲》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却要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手稿》）。从文本学角度来看，从《44手稿》《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神圣家族》到《提纲》，马克思高频次使用praxis、praktische、sinnlich-menschliche T?tigkeit（感性的人的活动）等词指涉“实践”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最后固定为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感性的人的活动”（而在《提纲》之后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概念出现频次变少，其基本内涵也基本不变）。

马克思为什么要使用“实践”概念？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写作《提纲》时期正处于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前夜”，“实践”概念是马克思建立新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存在虚假的意识形态性，无力于解答他关于现实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的疑问”，也无力于促成变革现实的解放运动。马克思亟须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及其所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传统，需要构建新世界观，因此采用“实践”概念。

其二，在使用“实践”概念构建新世界观的过程中，费尔巴哈、赫斯和李斯特对马克思有过重要影响，通过扬弃和批判他们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不断深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产逻辑内容不断丰富，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也经过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其三，在马克思破解现实物质利益难题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资源。在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马克思通过“实践”概念的物质生产、感性活动、对象性等规定性，破除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譬如针对李斯特将生产力理解为“精神”的、“自然”的和“国家”的力量，马克思破解了这种对生产力的抽象理解，将其还原到生产力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工业生产力。

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在不断靠近生产逻辑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化马克思对于生产逻辑的研究，这体现在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赫斯与李斯特关于“实践”“生产”观点的超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成为其理解思维客观性的“真的出发点”。

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

在马克思“实践”概念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与赫斯的“对话”至关重要，既受到他们对“实践”理解的影响，也通过对于生产逻辑的研究超越了他们对于“实践”的理解，也破除了其关于实践的错误观点，从而实现了从“类”实践、“交往”实践到生产实践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理解首先受到费尔巴哈影响，后者是基于“类”概念理解“实践”。在《44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了“实践”概念，强调实践是对象性的、属人的“类活动”，这是为了摆脱黑格尔观念论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对于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遮蔽，马克思强调“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也是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追问，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将“实践”理解为“类活动”，而是理解为人的现实活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他看来，“实践”是同思想相对的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活动，并且包含着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前提。这样也就超越了对于费尔巴哈的“类”哲学，也破除了其所引申出的抽象“人类”与“人性”的虚假观点。

在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历时性的理解中，受到了赫斯（Moses Hess）的影响。作为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曾经的同路人，赫斯深受切什考夫斯基“行动的哲学”的影响，将“实践”理解为“交往”，这是对于费尔巴哈从“类”理解“实践”的超越。在赫斯看来，“人的交往是人的活动场”，“共同交往”是思维和实践的统一，是“人的现实的本质”。相应地，赫斯将生产活动视为异化的交往“实践”，而随着生产“实践”的异化的发展，就产生了“表现精神和物质的产品交换的外在符号”的货币，而货币则是“非人的、外在的、死的交往”。赫斯因此主张扬弃货币的“死的交往”，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马克思赞同赫斯从交往这个意义上理解“实践”，但是赫斯对生产力的理解却仍然停留在交往异化这个层面，因此未能看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后者是生产逻辑更深层的内容。所以，马克思也没有停留在赫斯的生产“实践”概念上，而是沿着生产逻辑走向对于生产力的研究。（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贴近地面飞行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