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国一年召开2.7万次会议，产出1100份报告，较1990年增长了20%，但其中60%属于重复议题；

数据无需润色，问题直观到刺眼：

联合国一年召开2.7万次会议，产出1100份报告，较1990年增长了20%，但其中60%属于重复议题；

自2020年以来，每份联大决议平均字数增长55%，安理会决议篇幅更是30年来翻了三倍；

决策程序臃肿，表述越来越像文艺腔的自我致意，缺乏行动力；

各机构陷入自循环，写报告，为开会准备开会，再为写报告而开会，仿佛目标是维系自身的存在感，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一切，无异于告诉世界：联合国越来越像一个为自身而存在的官僚机器，而非全球治理的行动平台。

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境地？是谁在刻意维持这种“低效率的秩序”？中国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联合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既没有强制性的财政、军事能力，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执行力，它的权威来自一种“共识幻觉”。即大多数国家都相信它是全球治理的最高平台，于是愿意把议题交上来，在框架下沟通协调。

但问题在于，这种幻觉正在破裂，其根源有三：

1.安理会结构固化，权力垄断严重

五常结构（中、美、俄、英、法）及其一票否决权，使得任何实质性议题很容易陷入零行动，尤其在大国冲突愈演愈烈的当下。

比如俄乌战争，安理会数次对乌克兰问题动议表决失败。

比如巴以冲突，美方频繁否决任何涉及以色列的谴责。

再比如朝鲜问题，中国与俄的立场始终不被美日韩阵营采纳。

这样的安理会，越来越像权力、政治的战场而非解决危机的平台。

2.西方主导话语体系已不适配现实

过去三十年，联合国各类报告、议程设计、问题定义，几乎完全由北方国家（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

比如环境议题强调“减排义务”，却不问历史排放责任。

比如人权议题频频对发展中国家说教，却回避自身的结构性歧视。

再比如网络、人工智能、疫苗等新议题中，西方公司垄断话语权，联合国则成为他们技术霸权合法化的工具。

这种结构性偏见，让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产生不信任感。

3.“多边主义”被削弱，权力外溢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中心主义本应强化，但现实是越来越多关键议题转向“非联合国平台”解决：

比如G7、G20主导全球经济治理；

比如巴黎协定由少数国家先行达成，再推至联合国；

再比如安全事务中北约、QUAD、AUKUS等“地缘俱乐部”大行其道。

这就造成一种吊诡现象。联合国越忙，全球对它的信任越低；它议程越多，解决能力越少。

古特雷斯的“UN80”改革倡议，并非第一次改革尝试。但它之所以在本轮显得尤为关键，是因为当下的国际格局进入了转型的临界点。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等行为让联合国陷入“权威中空”的困境。
欧盟现在深陷自身多重危机，无力也无心承担多边秩序的维护责任。

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力量在资金、人力、治理能力上迅速崛起，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不再接受“你定规矩我执行”的逻辑。

所以说来说去，联合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国际秩序中最敏感的命题：谁来决定世界未来的游戏规则？而联合国秘书处本身，则夹在大国博弈之间，成了一个疲于平衡的“中立者”。

不过尽管联合国整体陷入困境，但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影响力却在悄然上升，甚至已成为维系这一平台运转的“最后压舱石”。

根据最新财务数据，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常规预算出资国，维和经费更是占比超15%。在美方频频拖欠、拒付、削减预算的背景下，是中国等少数国家维持了联合国的基本财政稳定。

在2015年后，中国加大了对联合国机构职位的争取与派遣，截至2024年，中国人担任联合国系统内20多个关键机构的高职，比如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主任等。

面对西方不断重复的“人权—民主—治理”三部曲，中国倡导的“发展优先”、“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提供了另一种治理哲学。这些理念已逐步写入联合国文件，并在众多国家中获得认可。

比如“全球发展倡议”已被联合国多份发展议程引用；“一带一路”项目在粮食、卫生、水利等领域与联合国开发署深度合作；中国维和部队执行力强、纪律严明，成为联合国维和任务的骨干力量。

简而言之，中国既是资金方、人员方，也是理念提供者，正在为联合国体系注入“去西方中心化”的新力量。

回归正题，古特雷斯本人是理想主义者，曾担任葡萄牙总理，联合国难民署高专。他深知如果联合国不在第80个年头痛下决心，未来将沦为“会场平台+发言集锦”的摆设组织。

但他的手牌非常有限，美国不会放弃现有权力，只会空喊“效率”；俄罗斯警惕改革削弱五常既得权力；西方希望改革是“改别人”，保住自身话语；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全面代表性”，但共识难成；而中国，虽然愿意推动改革，但更注重“秩序稳定”与“渐进调整”。

在这样的复杂棋盘中，古特雷斯既想推进改革，又怕得罪五常，最终极可能推动的是“小修小补”，而非“大刀阔斧”。

而中国，如今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做一个“积极但有限”的合作者，维持现状？还是更进一步，在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同时，主导其“去西方中心化”的改革？抑或干脆在联合国外部建立平行规则体系，与之互动博弈，构建真正多极化的世界治理结构？

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联合国如何改，而是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联合国是否还能成为“规则的起点”？而这个问题，答案越来越有赖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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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听风的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