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俗话说：“红颜薄命”，而在早年消殒的薄命红颜中，其中许多人是采取自毁生命的方式，与人世间告别的。这里所说“红颜”，不仅仅是拥有美貌，而且是才华和魅力卓尔不凡的女子。玛丽莲·梦露、阮玲玉、周璇、三毛、翁美玲……一个个美丽并曾经鲜活闪亮的生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毁
俗话说：“红颜薄命”，而在早年消殒的薄命红颜中，其中许多人是采取自毁生命的方式，与人世间告别的。这里所说“红颜”，不仅仅是拥有美貌，而且是才华和魅力卓尔不凡的女子。玛丽莲·梦露、阮玲玉、周璇、三毛、翁美玲……一个个美丽并曾经鲜活闪亮的生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毁而亡。她们虽生如夏花之绚烂，但死却无法如秋叶之静美，令世人悲憾。人们在惋惜香消玉殒的同时，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何种因素让一个个美貌和才华超众的红颜走向了自我毁灭？情感脆弱的她们是难以直面人间的冷暖沧桑，抑或还有人们无法了解的痛苦与重负？
一
男权枷锁：玩物的悲哀与绝望
古代的红颜，大多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她们的美丽被视为资源，却从不属于自己，而是男性权力博弈的筹码、欲望宣泄的对象。
帝王后宫的三千佳丽，看似拥有荣华富贵，实则不过是“红颜未老恩先断”的悲剧注脚。赵飞燕以“身轻如燕”的舞姿征服汉成帝，从卑微宫女一跃成为大汉皇后，享尽“昭阳殿里第一人”的荣宠，可当生育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尺，当帝王的宠爱如潮水般退去，汉成帝驾崩后，新帝即位便以“失德无后”为由将她贬为庶民，最终她在冷宫中选择了自缢。她们的价值被量化为“得宠”与否，青春与美貌是唯一的资本，一旦失去，便可能被弃如敝履。昭君出塞，与其说是为国奉献，不如说是被权力随意支配的无奈；杨玉环魂断马嵬坡，“天生丽质难自弃”最终成了“君王掩面救不得”的牺牲品。
即便是民间女子，美貌也往往带来灾祸。明清秦淮八艳中的柳如是，才貌双绝，曾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豪情震动文坛，却终究逃不过被世俗规训的宿命。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里，她的才华与风骨被视为“异类”，而“嫁入豪门从良”成了世人眼中唯一“正当”的归宿。嫁给钱谦益后，她为丈夫操持家务、出谋划策，甚至在清军入关时劝其殉国，可当钱谦益降清后，她的理想与尊严被碾得粉碎。钱谦益去世后，柳如是为拒恶棍骚扰，自缢身亡。恶霸强抢、权贵觊觎，她们无力反抗，只能在男性主导的规则里挣扎。当美丽成为被掠夺的理由，当人格被彻底践踏，生存便成了煎熬。有些红颜选择以死抗争，不是不爱生，而是这世间已无她们的容身之处——自毁，成了她们对抗不公、保留最后一丝尊严的唯一方式。
即便是步入近现代，男权思想的余毒仍在悄悄侵蚀女性的生存空间。白薇的遭遇便是深刻写照。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一生都在与男权社会的枷锁抗争：早年为逃离包办婚姻，她毅然离家，却在后续的情感关系中屡屡被男性利用——恋人将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甚至窃取她的创作思路；文坛男性则嘲讽她的作品“充满女性的矫情”，否定她的创作价值。
在那个“女性的价值必须依附男性定义”的时代，她的独立与才华成了“原罪”，外界的贬低与情感的背叛反复撕扯着她。最终，在长期的精神崩溃中，白薇多次选择以自杀求解脱，虽幸被救下，但其极端行为已然撕开了男权社会的残酷真相：当女性试图挣脱“附属品”的定位，等待她们的往往是更猛烈的规训与绞杀。这种精神上的系统性压迫，让许多女性在绝望中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
二
情根深种：执念的牢笼与毁灭
爱情，对许多红颜而言，是救赎，更是深渊。当情感成为生命的全部重心，一旦情感受挫，整个世界便会崩塌。
三毛的一生，是为情而生的传奇。她与荷西的爱情，热烈而纯粹，撒哈拉的风沙因这份爱而温柔。然而，荷西的猝然离世，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支柱。她曾说：“荷西走了，那个叫三毛的女人也跟着死了。”她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中写道：“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在荷西的墓里，我埋下了自己的一生。”此后的岁月里，她不断在文字中追忆荷西，甚至试图通过通灵与他“对话”，这种过度的情感依赖，让她失去了独自生活的能力，最终选择用自毁来追随爱人的脚步。
翁美玲与汤镇业的“金童玉女”之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安定的因子。两人因《射雕英雄传》结缘，却在成名后因聚少离多而矛盾渐生。汤镇业的绯闻不断传出，翁美玲的敏感与多疑让她陷入痛苦——她会在深夜打电话质问，会在片场因情绪失控而失态，甚至用自残来博取对方的关注。这种“以痛索爱”的方式，反而将汤镇业越推越远。1985年5月，当翁美玲看到汤镇业与其他女星的亲密照片，最终选择了在公寓里结束生命。在这场爱得卑微的感情里，她将自我价值完全寄托在对方的回应里，当爱消失，自我也随之崩塌。
周璇的情感之路，更是布满荆棘。这位被誉为“金嗓子”的歌后，一生渴望“觅呀觅知音”，却四次恋爱皆成空。她与严华的婚姻，因对方的猜忌与控制而破裂；与朱怀德的交往，被对方骗取钱财后抛弃；与石挥的情愫，因外界压力而夭折；与唐棣的结合，更是被卷入“诱奸案”的风波。每一次情感的创伤，都在她的心上划下一道疤痕，最终这个唱着《天涯歌女》的女子，在精神病院的长期煎熬中彻底绝望，年仅37岁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爱情中的红颜，往往更容易投入全部的真诚与热情。她们渴望被爱，更渴望爱到极致。但现实中的感情，总有太多变数：背叛、离别、误解……当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当深情遭遇辜负，敏感细腻的她们便容易陷入自我否定。情伤累积到极致，便是对生命意义的怀疑——既然爱已消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执念，最终将她们推向了自毁的边缘。
三
焦点困局：目光的利刃与阴谋的靶心
红颜的美丽，注定让她们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但聚光灯下，不仅有赞赏，更有嫉妒、算计与阴谋。
玛丽莲·梦露的一生，堪称“被凝视”的极致样本。她凭借《七年之痒》中白裙飞扬的经典镜头，成为全球男性心中的“性感女神”，可这顶桂冠下，是无数双贪婪、审视、物化的眼睛。导演要求她永远保持“天真的性感”，观众期待她永远扮演“傻白甜”，连肯尼迪兄弟都将她视为排遣寂寞的玩物。她曾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喜欢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想象中的玛丽莲·梦露。”为了维持这个“想象中的形象”，她每天要花数小时化妆，要严格控制饮食以保持身材，甚至在精神崩溃时还要强颜欢笑。当她试图摆脱“性感符号”的标签，去纽约演员工作室学习表演，却被媒体嘲笑“一个脱星还想当艺术家”；当她在采访中谈及对弗洛伊德的兴趣，却被记者追问“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衣”。这种无处不在的凝视，最终将她逼入精神绝境。
关于梦露的死因，一直是她身后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除官方公布的服大量安眠药自杀外，围绕她的死，人们又编造出许多种猜测：一是说梦露的死跟肯尼迪兄弟有关；二是说谋杀梦露的是受命于人的莱夫·格连森医生；三是说梦露之死是黑手党所下的毒手；四是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为了报复肯尼迪政府而杀害梦露，以此嫁祸肯尼迪总统。虽然她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谜，但从人们对梦露之死的猜测中，我们可以看出：梦露生前围绕在她周围的是多么纷杂的是是非非，她面临着多么险恶的阴谋诡计，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
阮玲玉的悲剧，则将舆论暴力的杀伤力展现得淋漓尽致。1935年，与她有过情感纠葛的张达民突然以“侵占财产”为由将她告上法庭，而她当时的恋人唐季珊为撇清关系，竟在小报上散布她“私生活不检点”的谣言。彼时的上海媒体正热衷炒作“桃色新闻”，这场纠纷瞬间被放大成全城热议的丑闻：街头小报用“欲海艳星”“情爱纠葛”等标题吸引眼球，路人在戏院门口对着她的海报指指点点，甚至有道德家撰文痛斥她“伤风败俗”。
作为默片时代的顶尖演员，阮玲玉曾用《神女》《新女性》等作品塑造过无数独立女性形象，可现实中，她却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男性的纠纷最终变成对女性的围剿，她的职业成就被绯闻掩盖，个人尊严被舆论碾碎。更残酷的是，当时的社会对男性的风流韵事往往宽容，却对女性的情感选择施以最严苛的审判。在法庭开庭前一天，阮玲玉写下两封遗书，字字泣血：“我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是受了张达民和唐季珊的骗，弄得身败名裂，无可诉说……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随后吞下大量安眠药，在25岁的年纪结束了生命。
一个美丽优秀的女人，天生丽质，款款风情，才华出众，光彩照人，往往会成为男人们角逐的对象，由此成为是非的根源、争斗的起因。作为风头浪尖上的红颜，在男人们争来争去的游戏中，总是成为游戏的标的，世上最复杂、最卑鄙的阴谋诡计都会加在她们的身上，生命中有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令她们不能排解。这也许就是她们在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刻选择愤然离开尘世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结束语
红颜的悲歌，从来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从赵飞燕的冷宫自缢到阮玲玉的“人言可畏”，从柳如是的以死抗争到玛丽莲·梦露的精神绝境，她们的故事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当男权的枷锁、情感的执念与目光的利刃交织成网，再耀眼的生命也可能在窒息中走向凋零。
这些红颜的自毁，从来不是“脆弱”的注脚，而是对不公命运最激烈的呐喊。她们用生命警示世人：美不应是原罪，爱不应是枷锁，目光不应是利刃。当社会真正摒弃对女性的物化与规训，当每一份才华与灵魂都能被平等尊重，或许，“红颜薄命”的魔咒才能真正被打破，那些鲜活的美丽与智慧，才能在阳光下从容绽放，而非在风雨中仓促凋零。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