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运动：日本通过洗脑宣传，如何让台湾人心甘情愿当“炮灰”

摘要：“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中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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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中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

“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

“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

显然，针对台湾人是汉民族这一特性，在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台湾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们拥护日本帝国的国策，支持其战争政策。

同年9月30日，总督府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运动在全岛铺开。仅以“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动：

(1)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刷新社会风气，顺应时局。

(2)国民精神振兴周：明征国体本义，体现日本精神。

(3)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次强调周：显现肇国精神，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实施国民训练。

(4)国民精神总动员健康周：健康报国。

(5)中国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祈愿武运长久，强化时局生活实践。

(6)国民身心锻炼运动：体育锻炼，集体劳动效力。

(7)国民精神总动员金报国运动：强调经济战，要求人民将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强化周：慰灵、祈愿，强化邻保关系，教化小国民。

此外，还刊行各种资料，开办讲演会、讲习会、协议会和巡回宣传等，以收“真正举岛一致之实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内容出现，其实质不外乎试图“将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

同时挑唆对大陆人民的敌视心理，试图转变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向心力。

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10月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

台湾于1941年4月9日成立皇民恭公会，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日本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600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

日本人号召：

“六百万岛民，不问其种族、宗教、生计如何，浑然融合，尽量减少摩擦，抛弃一切对立观念，形成‘台湾一家’，以举万民翼赞之实。”

皇民奉公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总裁由总督兼任，中央本部长由总督府总务局长任之，中央设总务、宣传、川练、文化、生活、经济各部，地方州厅设支部、市郡为支会、街庄为分会、区部类落为区会、部落会，最末为奉公班，各级组织由各该地方行政官员负责。

因此，皇民奉公会与总督府行政系统是完全重合的，赋予运动以强烈的官办色彩。这显然有利于总督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系列思想及物质动员、同时也为其统治的强化，增如了又一重有效的统治网络。事实上，当时的各种征税、征兵、宣传、动员，都是透过皇民奉公会系统的基层组织进行的作为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报国挺身队、勤行报国青年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未婚女子桔梗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成立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因此，组织上的强化是后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一大特色。

与前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同，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

《皇民奉公运动规约》明确指出：“本运动为台湾全体岛民的道实践运动”，《皇民奉公运动实践纲要》要求：“本岛六百万同胞与政府表里一体，确立合作关系，展开臣道实践这一国民运动，竭尽奉公之诚”，重点为训练、增产和“台湾一家”的后方生活三大目标。

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对皇民化运动曾描述称：中川健藏总督时代(1932~1936年)的民风作兴运动是皇民化运动的先声，小林跻造总督时代的皇民化到长谷川清总督时代的“皇民炼成”，则标志着皇民化运动从精神运动向实践运动的发展，当然这一直延续到未代总督安藤利吉。

3、强制推行日语

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在于首先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的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然后再利用台湾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打资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并乘机加大搜刮台湾富源的力度。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殖民者处心积虑的摧残当地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人的大日本皇国精神灌输，以图将台湾人民扭曲成为“畸形的日本人”。

作为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推行日语。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一种语言的获得，伴随着对该语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维方式的认同，而“由支配者给与的语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则变成了奴隶的语言”。

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日语为中心进行的。

日本殖民主义者强调：

“我们坚信，作为皇民化运动实施的有效办法，有待于国语的彻底使用。”“皇民锻炼、陶冶日本精神之涵养，无论如何以懂得含有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为先决条件。”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殖民者就下令撤废全台学校的汉文科，一律以日语为必修课，1937年3月，《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及《台湾新民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在4月1日废止汉文栏，而台湾法西斯势力的代表——台湾军是这一政策的积极推动力量。

台湾军参谋长荻州立兵多次在公开场合倡言废止汉文，还亲自召见《台湾新民报》主笔林呈禄强硬要求尽速实施。虽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不一定全面禁止任何场合均禁用台湾当地语言，但一些地方还是发布了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不得使用非日语语言。如花莲厅训令，在公务场合不使用日语者马上解职；罗东郡三星庄设立不学日语征收过怠金规约。有人公开叫嚣：“绝对禁让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中国去”，对于不解日语者，在买车票时就曾遭鄙视道：“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等。”

甚至斥以无资格乘车，拒不售票。

与此相适应，日本殖民者还大力强化日语讲习所、简易日语讲习所、日语保育园等设施，专门拨款资助，倾全力于日语普及。1936年日语讲习所2197处，学生13179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1735处，学生73415人。

1940年日语讲习所达11206处，学生547469人，简易日语讲习所4627处，学生215794人，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1943年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台湾人就学率从1942年的64%增为当年的85%，1945年预计为90%。学校一律讲日语，说一句台湾话罚金一钱。战争末期更是以奉公班为单位，设立日语夜间讲习所，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各类讲习所学生总数超过100万人。

同时，总督府对原往民也毫不放松地进行日语普及活动，1939年原住民地区日语讲习所265处，学生17921人，日语普及会11处，会员415人。

在奖励措施方面，所谓的“国语家庭”政策被努力推广。当时一个家庭要成为“国语家庭”须向官方申请，经核查该家庭全体成员确只用日语，再出官方认定为“国语家庭”，在其门前刻“国语家庭”字样。随之而来的好处是小孩比较有机会升学，就业上政府机构优先聘用。

至于历年日语普及程度，据台湾总督府调查，情形有如下列：

1936年，32.9%；1937年，37.8%；1938年，41.9%；1939年，45.59%；1940年，51.00%；1941年，57.03%；1942年，58.02%；1944年71.00%。

由此可见，为推行日语，日本殖民者花费了不小的心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二，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人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与大陆闽粤沿海地区基本相似，台湾文化实际上是大陆闽南、粤东文化的延伸。然而，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后，竭力压制当地中华文化，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七七事变”后，更变本加厉，试图以日本文化来取而代之。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他们推行神社崇拜，在各地修建神社，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男女老少均需敬神如仪。

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1/3。

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此外，台湾人原有的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被斥为“弊风”，要予以“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于1940年2月11日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对于这次的改姓名运动，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称：“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亦即在精神上形式上都与内地人一样才称得上完全的日本人化。”

台湾的改姓名运动实行的是所谓的“许可制”，开列的条科是：

（1）国语常用家庭；（2）具有努力涵养皇国民之资质的深厚意念，且富于公共之精神。

表面上由人民自行申报，然后经知事厅长许可，但实际上是强迫执行的。日本人除了陆续刊行有关更改姓名的煽动性书刊外，还设立更改姓名推行会，由警察胁迫改换姓名。

据旗山吴氏的回忆，1942年正月，他突然接到一名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西亚前线去了。

1941年改换姓名者有7178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皇民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图使台湾人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来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

5、强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第三，强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历来是日本殖民者实施皇民思想灌输及同化宣传的骨干。“七七事变”前，台湾学校教育除了普通技能和日本式修身教育之外，最大目的正如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说的：“不过为普及国语的起见而已”。

皇民化运动时期，在1941年初等教育的国民学校教育原则是“以皇国之道为准绳”，“进行国民基础锻炼”；至于中等教育目标是“锻炼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高等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准绳，锻炼国家有用的人材”，师范教育侧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主旨，体会皇国使命，培养不辱皇国国民资格的人物”。1943年起，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度。

而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扩充，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施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彻底来促进本岛人的皇民化”。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加强社会教育设施。在各类日语讲习所，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向学员灌输日本皇民精神，宣扬总督政令，学唱军国主义歌曲。各地普遍成立部落振兴会，设置部落集会所，开展各种活动，如祝祭日参拜神社，对日本国旗的崇敬，学用日语，奉斋神宫大麻，完纳税收，宣讲时事等等。

青年是社会生活的主干，训练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重心之一。广大青少年被纳入青少年团组织，施以训练，宣扬所谓的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等。为了培养各地青年中坚，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报国青年队，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3个月的兵营式训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设立了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推动培养活跃于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干部”。

同时，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输，他们进一步强化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如女会、男女青年团的活动。

初步统计，1937年有日语讲习所176处，学生15985人，日语普及会21个，会员618人，头目势力者会86个，会员980人，家长会351个，会员23612人，妇女会84个，会员4276人，男女青年团372个，团员14175人，几乎囊括了原住代青壮年中坚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还召集全岛原住民青年骨干举行碰头会，宣讲时局，挑唆对中国的敌视心理。

第四、强迫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

“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台湾人从事无报酬的低级繁重的劳动。

皇民奉公会时期，“奉仕”更是被摆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称：

“皇民奉公运动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

要求台湾人民以实际行动体现皇民思想，并证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显然，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无偿使用台湾劳动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强制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纷纷出笼，学生要参加“热汗奉公”劳动，工矿企业组织各种产业奉公团，大幅度增加劳动强度，廉价榨取台湾工人的劳动成果，商业界则成立商业奉公团，配合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稳定市场。

1944年，进一步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

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迫售金银、发行公债和强迫储蓄来搜括台湾人民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1937年开始的“金报国运动”，强迫人民出售金、银、铜、铁、锡等，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由台湾银行牵头，通过储蓄组合、信用组合、保甲部落团体，挨门遂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

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价值180余万元，在日本帝国内仅次于东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间，更高达500万元。随着战争的扩大并陷入胶着状态，台湾总督府大力宣传国家总力战，强调经济战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人民将手中资金投入储蓄，展开所谓的“储蓄报国”运动，其金额为1938年，5000万元，1939年，15000万元，1940年，2亿元，1941年，23000万元，1942年，36000万元，1943年，达到3亿元。

1937~1942年还发行国债及债券87609505元，台湾人民的军事费，1937年为600万元，到1944年高达15000万元，增长了24倍。

日本殖民者还将支援战争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实现征兵制为皇民化的追求目标之一，把台湾青年送上前线，来填补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资源。

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将台湾人征为军夫到军队充当杂役，此外还有通译，主要派遣地是大陆的华中、华南及东南亚。1943年，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约有316097人申请，陆军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约有601147人应募。至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取消，计有约16500人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