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渝生｜父亲当八路的故事（上）

摘要：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三个师，他们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他们的领导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父亲所在的部队是120师，该师在1938年从陕西进入山西，随后39年又进入河北。，于是父亲加入了这支队伍，成为了120师的兵，一直到打

文/石渝生

一

人人都有父亲，父亲都有故事。不过故事各有不同，我的父亲有个当八路的故事。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三个师，他们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他们的领导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父亲所在的部队是120师，该师在1938年从陕西进入山西，随后39年又进入河北。，于是父亲加入了这支队伍，成为了120师的兵，一直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20师进行改编，永远的消失为止。

父亲是河北的农民，起名石琨明，家在河北省束鹿县北里厢村。家中有房子三间，没有田地，人五口。我的祖父石进考，他有两儿一女，小儿石大周，长女石秀臣。我的祖母石门郭氏，她是从本县张古庄村嫁到北里厢村的。裹的小脚，走路不稳。自我在1958年6岁时见到她，就是个老奶奶的样子，连中年妇女的印象都没有。

父亲说，自记事起，全家生活依靠是给地主当长工，母亲给人家纺线、洗衣来维持生活。姐姐帮助家里做些零活，父亲和他的弟弟整天捡柴火，这类似于南方上山砍柴的樵夫。等我长大了才发现，父亲最大的癖好就是砍柴、捡柴，不像我母亲喜欢读书，后来母亲把这一点遗传给了我。

父亲七八岁时，祖父的年纪大了，没人雇他当长工。于是跟着同村人，到河南开封县的一个纺织厂去做工，每月给家里寄来四五块钱维持全家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因为家中没有一个认识字的人，连票子也不认识。于是奶奶在我父亲十岁时，送他去一所小学读了一年书，后来因没有钱交学费，便失学了。

在北里厢村，有个天主教办的小学校。学校说了，谁要是入教，成为教徒，可以免费读书。为了免费受教育，父亲入了天主教，总共大约八个月时间。因为每天都要跪在凳子上念经，把膝盖跪得出血，父亲受不了，他自动的脱离了天主教小学。

在上学的八个月中，读了一本《圣经问答》，便又回家过上重拾柴火的生活。夏天农忙，给人家打短工。父亲十三岁时，我的祖父在外没了音信，由于缺少经济上的接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到十四岁时，我奶奶把院子的树木卖了五棵，又卖了房子，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

同年父亲给地主当了一年长工，秋收时，全家到地里拾棉花及杂粮，日子很是艰难。到1938年8月，有张荫梧的民军到村里招兵，附近也有不少的人参军。那时父亲有个伯父在民军里做饭，大约在阴历八月间（仲秋时节），当官的叫他们去深泽县子文村去运棉衣。

深泽县子文村在束鹿县北，离北里厢村只有20里，父亲的伯父说当天下午即可回来。那时我父亲人小贪玩，就和他伯父一道前往。谁知到了那里，却说没有棉衣，那些军棉衣在博野县。博野县也在北边，离北里厢有一百余里。这时天快黑了，父亲从没出过远门，感到害怕，提出不去了，想回家。但招兵的人不让回去，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一块去。

大伙来到博野县小店村，这里住着民军的一个团。也就那么的巧，在当天晚上，该团就被八路军吕正操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大队给一举解决了，有大部分是投降和起义的。

人是要讲命的，怎么早不去晚不去博野，偏偏一去就赶上了吕正操的部队打仗。有资料说，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第二团改编为二十二大队，六团改编为二十三大队，七团改编为二十四大队。

当时张荫梧的民军在博野共有三个团，12月16日，二十二大队、二十三大队、二十四大队同时行动，将民军小店指挥部及其部队完全包围起来，从拂晓打响，同时展开宣传攻势，很快解决战斗。参谋长吴家谟被俘，王长江起义。除张文祥、李侠飞率残部狼狽逃窜外，大部被我缴械。

二

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回忆录中说：1938年的11月间，张荫梧来到河北博野，他带了三个主力团，称作“核心团”。兵是在太行山一带收容的散兵游勇，下级军官则是在博野办的四存中学的学生。吕正操知道张荫梧是来抢地盘的，就让人转告他，没有协商好，不能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但是张不听，结果被八路军二分区的部队所消灭。

父亲说，就从这时候起，他便参加了革命，说起来，父亲应该算是1938年兵了。他参加革命后，分配到二十二大队政治处锄奸科任勤务员。锄奸科可不是一般的单位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部门，他们个个心狠手辣。既除内奸，也除汉奸。腰上别一把手枪，晚上摸进村子里，或者据点里，对那些汉奸、奸细，要么来上一刀，要么来上一枪。

38年过旧年时，部队来到离家不远的地方，父亲便请假回家看看母亲，这次就没有回到原部队。到1939年5月，父亲想到家里非常困难，我的祖父又没有音信，本地又闹大水灾。因此他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参军能够得到饱饭，也可以穿暖和些，于是参军来到120师的部队。

父亲说，1947年土改后，家中来信说弟弟在1942年，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时被打死了。他父亲在绥西陕坝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种地，24岁的姐姐出嫁了，生有一个女孩子。因为是抗日军属，我的祖母一人分了七亩地，仍然是房子三间。1950年家里来信说，父亲已回来了，在家种地，姐姐没有房子，有地十八亩，现与父母一起居住。姐夫赵理贞农民，在家种地。

父亲说，未参军时，自己和母亲总认为家里贫苦，是命运不好，希望他很快长大能帮助做活。并没有认识到旧社会的黑暗，是被压迫和剥削，因此吃不饱、穿不暖。由于从小参加劳动，因此不怕吃苦，只要吃到饱饭，再苦都可以忍受。初开始对参军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只是为了吃碗饱饭。并不知道什么为人民服务，解放人民等。

可以看出，父亲入伍的动机，主要是因家庭生活困难，吃不上一顿饱饭，也因日寇不断的扫荡，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因此在1938和1939年两次参军了。来到到120师独一旅，又调去战斗剧社任宣传员，前后有两个月。

我专门了解了一下战斗剧社，认为父亲没有在这个剧社待下去令人遗憾。战斗剧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后来的八一厂厂长陈播，导演成荫、严寄洲，及欧阳山尊等都曾在这个剧社工作。我的父亲要是天资聪慧当了演员、导演，前程必定是远大的。可惜我的父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没有走上文艺的道路，否则他就是明星，就是知名导演，或者跟严寄洲当副手，一起拍摄《英雄虎胆》等电影。

因为父亲没有文化，口才又不好，1939年8月，他离开战斗剧社，调到旅卫生处任看护员。他说，在思想上没有不愿意的表现，主要认为无论干什么总比在家强。只要能得到饱饭，干啥都行。当年十月，因患疥疮，不能行军，就在120师卫生部一所休养几个月，病愈后即留在本所工作。当时父亲不到15岁，因卫生条件差，疥疮易于传染，通过抹硫磺软膏治疗，非常有效。

1942年，父亲任看护班长。医院进军西北，他被分配到晋绥卫生部三所。大西北的生活很苦，又是百团大战以后，部队非常缺乏粮食。行军转移又多，没有吃的，每人每天至多吃四两黑豆。三个多月都没有吃过菜，喝老百姓腌菜的酸汤下饭。

部队住的地方，在陕西省神木县彩林村，环境也不好，河西有国民党反动派，河东有日本鬼子。白天医治伤员，还渡过黄河到山西背粮食，往返有一两百里。可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回来还是照样的坚持工作。

西北的天气十分寒冷，由于没有被子，两个人合盖一床羊毛毯子，大家还是不怕吃苦，工作没有受到损失。这段时间，有时无意中说说吃黑豆的怪话，说八路军养不起兵，不如回家讨吃的等话。虽然这样说过，可是情绪上是很好的，无论救治伤员、背粮食，情绪都很高。工作热情肯干，也有成绩。

在吃的方面，黑豆是父亲经常提到的，再就是捡拾掉落的枣子。他也说过一个会抓王八的老头，人称“王八老头”，吃过他抓的王八。从兴县的地形看，应该是在碧村这个地方，村子就在黄河的边上。

三

1941年2月，父亲又调到卫生部附属所任看护员。这段时间，工作是很热情的，病员住的都是老乡的房子，窑洞之间非常散，整天给伤病员送药送水送饭。又到一二里地的院部去取药，每天都是光着脚来回的跑，但在工作中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四二年四月间，因天气下雨，仍然光着脚跑，结果不小心把左下肢胫骨处跌坏了。转到在陕西的温家川卫生所治疗。温家川村位于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镇，1937年1月，神府苏维埃政府在此成立，后迁至贺家川，可知这里是个有点规模的地方。

因为那时药材很缺乏，伤情难以治愈，因此在温家川住了十九个月医院。后来上级号召精兵简政，有的同志编到别的单位去了。这时父亲想到自己的创口不太重，工作人员减少了，于是自己想请求组织分配工作。后来张汝光部长叫我回原单位工作，回去后我是一半工作，一半休养。

父亲是一九四三年十月间回到原单位的。这时原单位附属所已经改为转运站了，不久又改为卫生部三所。其实，我父亲的创伤从此再没有好过，建国后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50年没让他去朝鲜，58年没让他去北大荒。70年早早离休，我怀疑与他的伤情有关。

对于父亲的伤情，我是最熟悉不过的，小腿的胫骨（迎面骨）大片结痂，永不愈合。见水即软化，流出脓水，有腥臭味。所以洗澡时小腿要包一个篮球胆，以防浸湿化脓。也就是说，不能沾水。有时能揭下一片痂来，下面是红色的鲜肉。这个大麻烦伴随了他的一生。

张汝光（1914年2月—2000年3月28日），河南省渑池县人。 1931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第120师卫生部医务主任、晋绥边区卫生部副部长。与晋绥边区的卫生部长贺彪一样，都是开国少将。

一九四四年，上级提出节衣缩食，及大生产的号召，全所的大部分人员参加生产，只留我父亲同李庆州同志在家照顾七十多个伤病员，每日工作十六小时以上，并连续做夜班一百多天。每日下午还要抽出时间来去开荒。由于这段工作负责肯干，不怕苦和累，被单位评选为模范工作者。并且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庆功大会，获得了物资奖励。之后，仍然在本单位。

医生董炳琨同志看到我父亲的工作努力，不怕吃苦，对党忠实，他多次的对我父亲谈话。使他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明确了党的政策和方针。党是为人类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党员是为人民服务，是忠于人民的好战士。因此父亲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前进，不断提高理论，在政治觉悟上，思想上武装自己，成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因此父亲于1944年3月1日，在陕西神木县盘塘镇，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董炳琨介绍人，没有后补期）。

父亲说：抗日战争这段时期，对革命是模糊的，由于那时年龄小，只知道做工作，吃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卖力气的，也是安心的。由于自己对党对革命认识不清，有时说几句怪话，这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认识自由主义的表现。在一九四三年以后，经过了党数年来的教育，自己也逐渐长大了，对党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再加上同志们对我的教育，更明确了党是为解放全人类，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党。

由于兴县离延安近，才千余里，延安的整风运动也波及到晋绥。董炳琨说，当年在彩林的整风运动，令他终身难忘，许多人内伤外伤累累，受不了的就自杀跳了黄河。运动整人很凶，参加者都深有感受，所以他们平时都是比较的谨言慎行的。建国后父亲能在“三反五反”中顺利过关，是接受了教训。那时谁要说一句吃不饱饭，等于长出了一根大辫子被人揪在手里，再有地位，也仍然是小命一条。

当儿女的，都希望长辈的本事很大，能当上大官。我父亲没有这样的本事，不具备行政能力，但挨整的事都轮不到他。他不是高层的人，也不是基层的人，水淹了有垫脚的，打雷了有高个子，他在中间夹着。71年和76年的腥风血雨，他在家乡离休养鸡，没有比他更安逸的军人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