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01

说起蒋介石抗日，很多人下意识会想到庐山谈话中的金句：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掷地有声的名言，它表达了中国的强硬态度，振奋了全国的抗战热情，因此，很多人把它误认为蒋介石下定决心和日本开战的标志。

与其说庐山谈话是抗战宣言，不如说它是一次警告，蒋介石警告日本人：中国人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要再进逼了，如果真打起来，中国人是敢于牺牲、敢于拼命的。

现在我们把卢沟桥事变，当作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但事实情况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并没有要和日本全面开战的意思。

不要说蒋介石，就是日本政府，最初也没有全面开战的打算——卢沟桥事变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只有一个混成旅6000人，而挡在日军前面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总兵力有10万人。

战争打响后，日本才紧急调关东军前来增援，日本内阁急忙开会，决定调五个师团去华北，展示实力，逼迫中国军队赔罪并做出保证，会议还特别强调，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

日本想借此机会，用武力威胁蒋介石在华北继续让步，进一步策动华北脱离国民政府。

蒋介石也想局部解决卢沟桥事变，但他被日本逼迫多年，深知一步退，步步退，如果这一次再退，中国所付出的代价肯定比1935年“何梅协定”的代价还要惨重。

所以，这一次，他不想再退了，下令调中央军北上，展示了强硬态度。

日本反应强烈，警告蒋介石：如果中央军违反“何梅协定”进入河北，日本将采取断然措施，责任由中国承担。

在这一背景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宣读了谈话稿（内部讲话），纠结了两天后，他才下令公开发表庐山谈话。

庐山谈话里面，有几句话很有意思：一是“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二是“卢沟桥事变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三是“北平若可变为沈阳，南京何尝不可变为北平”。

这些话，其实都是说给日本听的——双方都在试探底线，日本想用强硬态度逼迫蒋介石再一次让步，蒋介石则想用强硬态度让日本知难而退。

试探底线这种事，就好比两个相互敌视的人对峙。

其中一人拿刀威胁另一个人：服不服，不服我砍死你！

另一个人眼一瞪：来，你有种往这儿砍，不砍是孙子。

这时候要是怂了的话，以后还怎么混，相互试探，变成了相互激怒，场面越来越失控。

02

1937年7月24日，日本从国内、朝鲜以及关东军中调集的援军，已渐次抵达平津地区，日本驻屯军总兵力超过10万人，对驻守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已形成绝对优势。

虽然日本政府再次训令卢沟桥事变不得扩大，但在军部的纵容下，日本驻屯军已经不受控制，一心想把事情搞大。

7月25日，日军在廊坊挑起冲突，与二十九军发生激烈交火，军部随即授权日本驻屯军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有了军部的撑腰，日本驻屯军下令对北平城内的二十九军不分所属，一律剿灭。

此时，战争扩大化已不可避免，由卢沟桥事变引起的局部冲突，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宋哲元自认为不是日军对手，率领二十九军主力撤往保定，只留下张自忠和部分军队在北平维持治安。

7月底，随着二十九军的撤离，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举国震动！

国民党高层一致认为，中日全面冲突迫近，除了走向抗战之外，中国已别无选择。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意思就是北平、天津是中国最后的底线，中国想不迎战都不行了，否则，国家必将分崩离析，与其分崩离析，不如和日本大干一场。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那就开个会统一思想吧。

8月7日，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最高层、国府主席及四院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军事各部长官，以及外省应召来京地方诸侯们，如阎锡山、余汉谋、何健、刘湘等，都参加了会议。

打日本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民政府的兴衰以及中华民族的存亡，不可能由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

在会上，蒋介石让何应钦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对策，让徐永昌报告了对日作战的军事准备，让大家对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

蒋介石说：此次战事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胜则复兴，败则数十年或一百年不能恢复，希望大家去成见，平心发表意见。

意思很明显，虽然以前大家勾心斗角、打来打去，但这次国难当头，希望彼此放下成见，为抗战献计献策。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表了态：目前中国形势，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

国民党元老张继表示：应该对日断交，表明态度。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张应战，同时表示：宣战或断交与否，应该视日本情形而定。

阎锡山说：我们要有战斗的决心为后盾，但也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备战·····中央与地方力量要精诚合作，也要注意争取外国友邦的支援。

刘湘说：日本提的条件我们已不能承受，只有战争了，我们的实力虽然不及日本，但精神也是很重要，要尽可能把战争延长等待形势变化，也要更加注重战略的运用。

······

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了晚上11点多，最后蒋介石做了总结：战争是最后决心，我方方针按照原定方针进行，怎么打、什么时候打，由中央做主，各省与中央要行动一致，不准有异心。

全体起立，表示赞成。

十一点半，散会。

回去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国防党政联系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下定决心迎战日本。

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要求全国将士“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定：从这一天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

03

很多人说，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

正如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言：我们的态度，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这也好理解，他没有求战的本钱，甚至连应战的本钱也不多。

国力差距摆在眼前，1932年的淞沪抗战以及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打得很英勇，但最终还是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国家连年内战，千疮百孔，连基本的统一都做不到，拿什么打日本？

从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和日本结下了永久的梁子，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他也在谋划抗日，并坚信“攘外必先安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红军上。

直到1935年，蒋介石迫使红军从南方腹地转移到陕北，路上顺带解决了几个西南军阀，将统治延伸到大西南，有了可靠的大后方，他的抗战准备才真正开始施行。

兴建国防工事，购买先进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全国整军计划，修整交通通信，改革币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等等······都是围绕日后抗战而准备的。

遗憾的是，日本人只给了他两年准备时间。

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确实没有与日本全面战争的底气，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指望得上，国内，军中大佬们多数主张忍耐，理由是军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打起来难操胜券，如果日本不扩大事态，最好妥协。

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话，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对蒋介石说：对日本如能忍耐应尽量忍耐，大战一开，不管有没有第三国加入，结果都是两败俱伤，战后，日本是工业国容易恢复，中国则相反，有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危险。

他还拿德国举例子说：以前德国因强大好战，而被列强压迫，现在德国因隐忍不战而复兴，情况如何，在于我们的努力程度。

只是，日本进占平津、扩大事态，触及了中国的底线，改变了众将领妥协隐忍的想法。

即使准备不足，也要死中求生。

对蒋介石而言，抗战是事关国家命运和个人政治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一旦战败，国家几十年难以翻身，所以他也会犹豫、恐惧、慌乱。

无助的时候，他会向上帝祈祷，焦虑的时候，他会整夜失眠，挫败的时候，他会在日记中自我安慰：盛衰之理，冥冥中自有上帝主宰，吾何忧何惧？

好在，他最终克服了这些情绪，决定孤注一掷，和日本全面开战。

来源：战争艺术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