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贞观十七年之前，唐朝的对外防御重心主要放在西部地区，这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西部连接着广袤的欧亚大陆，而东部除朝鲜半岛外皆为浩瀚海洋，因此唐朝将战略重点置于西部并不令人意外。此前我们曾提到，唐朝在西部与东突厥、高昌、吐蕃等势力多次交锋。而在贞

在贞观十七年之前，唐朝的对外防御重心主要放在西部地区，这与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西部连接着广袤的欧亚大陆，而东部除朝鲜半岛外皆为浩瀚海洋，因此唐朝将战略重点置于西部并不令人意外。此前我们曾提到，唐朝在西部与东突厥、高昌、吐蕃等势力多次交锋。而在贞观十七年经历了一场重大政治动荡之后，唐朝的东部也迎来了一位新的劲敌。

这位对手便是高句丽！

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一个重要政权，存在时间长达七百余年。当时朝鲜半岛上同时并存着三个主要国家：高句丽、新罗与百济，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相较而言，高句丽疆域最广、人口最多，因此成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强的一国。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其开国者为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兄弟不和，他离开扶余国，在卒本扶余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从西汉到隋朝，几乎每一个中原王朝都曾与其发生过冲突。例如，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就曾攻陷过高句丽的王城——丸都城，迫使当时的国王东川王南逃。

然而，当曹魏撤军后，原本以为高句丽已遭覆灭，未曾想仅过了七十年，高句丽便重建了丸都城，并再度出兵进犯辽东地区，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扩张野心。

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的最后一个郡——乐浪郡，自此完全掌控了半岛北部地区，并对南部的新罗与百济形成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军事压制。

到了公元413年，长寿王继位后大力推行扩张政策，不仅吞并了扶余和契丹部落，还进一步加强对新罗与百济的控制，同时在北方与北魏政权展开对抗。这一时期成为高句丽建国以来最为强盛的阶段。

然而盛世并未持续太久。由于内部政局动荡，高句丽逐渐走向衰落。

至6世纪中叶，其北方遭遇游牧民族侵袭，南方则面临新罗与百济的联合进攻，最终失去了战略要地汉江流域。此地被新罗占据后，使其得以跨越黄海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并成为中国的藩属国。这样一来，新罗摆脱了高句丽的束缚，能够从中国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

而高句丽失去汉江流域这一富庶之地，却间接促成了新罗与中国更紧密的关系，这种变化最终在7世纪中期给高句丽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隋朝建立后，与高句丽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促使隋炀帝杨广将高句丽视为重大威胁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他曾在突厥可汗帐中见到高句丽使者。考虑到此前隋与突厥之间长期的冲突，若高句丽与突厥结盟，将使隋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因此隋炀帝决定三次出兵征讨高句丽。

杨广的军事能力确实备受诟病，其三征高句丽之举更被后世视为隋朝灭亡的重要诱因。隋军在辽东屡遭重创，数十万将士埋骨异乡，不仅耗空国库，更令民生凋敝，最终引发大规模民变，将隋王朝推向覆灭深渊。

唐初与高句丽曾维持表面和平，但太宗李世民始终铭记前朝之耻。他曾坦言：“辽东自古为中国疆域，自曹魏至北周皆未能收复，隋室东征反折损无数将士。每念及此，朕夜不能寐，誓为先人雪耻。”

此番言论虽未载明场合，却折射出唐朝皇室对辽东问题的深层执念。这种情绪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民认知——辽东的土地浸染着中原子弟的鲜血。

尽管唐廷建国之初忙于平定内乱、稳固统治，太宗继位后又专注恢复经济与经略西域，对高句丽采取隐忍姿态。然而正如历史所示：过度克制往往反助长敌焰，高句丽恰是此类反面教材的典型例证。

在李世民登基不久后，高句丽做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建造“京观”。

所谓“京观”，其实是一座巨大的坟冢，但它的建筑材料却极为特殊：它竟是用敌方阵亡将士的尸骨堆砌而成。贞观初年，高句丽修建这座“京观”，其用意不言而喻——所使用的，正是当年隋军战死辽东将士的遗骸！

我们固然可以批评杨广东征高句丽的战略失误，但那些为国捐躯的隋军将士又有何罪？他们已然魂归战场，为何死后仍不得安息？

想象一下，在凛冽寒风中，“京观”被吹得尘土飞扬，森然白骨赫然暴露于世人眼前。“尸山血海”不再只是文学修辞，而是赤裸裸摆在眼前的惨烈现实。

那一刻，仿佛有几十万英魂在风中哀嚎，向世人倾诉他们的冤屈与不甘！正所谓：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

高句丽人修建“京观”，本意是向刚刚崛起的大唐炫耀武力。彼时他们尚未真正了解大唐是一个怎样的庞然大物，更无从知晓，这个新兴帝国将在未来以不可阻挡之势屹立于东方。

面对这傲慢的挑衅，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岂能坐视不理？“京观”一日不毁，便是大唐之耻。一场新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初期，正面临突厥带来的巨大压力，因此他并不希望在东方再树强敌。然而，作为一个极具尊严和抱负的帝王，李世民无法容忍任何屈辱。于是，在贞观五年（631年），他选择以外交手段先行应对，派遣广州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处理“京观”问题。

李世民对长孙师的指示非常明确：在不损害大唐国体的前提下，促使高句丽方面主动毁掉“京观”。从任务执行情况来看，长孙师的表现可圈可点。抵达高句丽后，他觐见了国王高建武，并清晰传达了唐朝对于修建“京观”的态度，表达了希望其予以拆除的愿望。

高建武是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时期国王高建元的同母异父弟弟，从个人情感而言，他对唐朝一直抱有善意。早在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的武德年间，他就多次遣使朝贡，表达友好之意。尤其在武德五年（622年），他还遵照李渊的要求，协助搜寻辽东地区流散的隋军士兵与百姓，并妥善安排他们返回故土。

既然高建武一向对唐持友好态度，那为何会突然修建“京观”，触碰大唐的敏感神经呢？

分析来看，这一决定很可能并非出自高建武本人意愿。首先，从他以往的行为和外交策略判断，他主观上不太可能主动做出如此挑衅之举。因此，“京观”的修建更可能是由高句丽国内一位地位显赫、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臣推动的结果。

虽然史书并未明确记载这位幕后人物的身份，但考虑到修建“京观”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意义且影响深远的行为，绝非寻常之人的决策所能左右。若此推测成立，则可以推断出，此人不仅权势滔天，甚至已具备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态势，俨然是一位操控朝政的权臣。

长孙师已经亲自登门，这让高建武不得不做出回应，表示将立刻拆除“京观”，并正式为那些在辽东战场上阵亡的隋朝将士举行安葬仪式。

长孙师此行的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因为在他身后，是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国家政权。

相比之下，后来的清朝虽然也试图与列强交涉，但由于国力衰弱，最终只能被迫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弱国无外交！

随着“京观”的拆除，李世民总算感到些许释然，至少唐朝的态度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但对于高句丽而言，这一举动却释放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唐朝并未遗忘当年辽东之战的惨痛教训，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旦时机成熟，唐朝可能会重新将注意力转向辽东问题。

以高句丽这样有限的国力，又怎能与在李世民治理下威震四方、被称为“天可汗”的大唐抗衡？想到这里，高建武不禁感到忧心忡忡。尽管高句丽曾在对抗隋朝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但那场战争也让高句丽元气大伤。倘若将来唐军压境，高句丽恐怕将面临灭国之危。

为防患于未然，高建武决定效仿昔日秦始皇的做法，在国内从东部的扶余城一直延伸到西南沿海，修建一道长达千里的防线。他此举的目的与秦始皇如出一辙——两个字：防御。虽然这条防线无法与中国的万里长城相提并论，但它如同一道裂痕，悄然改变了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关系。两国之间原本尚算平稳的互动开始出现微妙的隔阂，信任的裂缝正在悄悄形成。

当然，中唐与高句丽之间的矛盾在贞观十七年尚未激化，表面上两国仍维持着和睦的关系。高建武对唐朝依旧表现得十分恭顺，例如贞观十四年，他还派遣自己的儿子前往唐朝进贡，显示出对宗藩关系的尊重。然而，这种表面的和平终究未能持久，一场冲突的暗流正在酝酿，而真正引发双方兵戎相见的导火索，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渊盖苏文。

渊盖苏文，又名渊盖金，是高句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却又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他在高句丽军界拥有极高的威望，逐渐成长为一位铁腕的军事独裁者。在唐朝眼中，他是对抗帝国权威的叛逆者；而在高句丽民间，他却被尊为抵御外敌、捍卫国家尊严的民族英雄。不过，无论后世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他曾亲手弑君，并由此掌控了高句丽的政权。

渊盖苏文通过多年的经营，在贞观十六年成为高句丽实际上最具权势的人物。此时，全国超过一半的军队都掌握在他手中，军界对他唯命是从，甚至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只知有渊盖苏文，不知有高建武”。随着他的势力不断扩张，高句丽国王高建武的地位日益受到威胁。

作为一个君主，高建武自然不愿沦为傀儡，任人摆布。更何况，渊盖苏文野心勃勃，手段强硬，这让高建武深感不安。他清楚地意识到，一旦时机成熟，渊盖苏文绝不会放过自己。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而这场权力斗争最终也成为了中唐与高句丽之间爆发战争的关键转折点。

高建武虽心有不甘，却难掩对权臣渊盖苏文的忌惮。然而，这位生于王室的君主，在谋略上终究逊色于白手起家的对手。当他与亲信密谋铲除渊盖苏文时，宫闱密谈竟已泄露风声，传入那位权臣耳中。

渊盖苏文闻讯后嘴角微扬，眼中寒芒乍现：“高建武，本想让你多苟活几日，如今倒是给了我绝佳借口。”

渊盖苏文深知这场权力博弈终将以刀剑作答，既然对手急于求变，不如将计就计提前布局。这位军事统帅旋即启动精密计划：首以纪念击退隋军为由，宣布举行全国大阅兵；继而邀国王与百官共赴观礼晚宴；暗中在宴席间埋伏死士，同时调遣私兵控制王城要道；最终扶植傀儡新君，自任摄政独揽大权。

其中最显其政治手腕的，当属最后一步棋局。渊盖苏文深谙急流勇进之险，选择以退为进——暂居摄政之位，既规避众叛亲离的风险，又为日后称帝铺路。这场精心策划的政变，实则是通向王座的迂回之道，每一步都暗合乱世生存法则。

在渊盖苏文的精心策划下，高建武在一场庆功宴上遭遇不测，惨遭杀害，尸身被肢解后弃于一条水沟之中。一代君王竟落得如此悲惨结局，颇具讽刺意味。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同情”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真正决定命运的是权力与实力。

政变成功后，渊盖苏文迅速扶持高建武的弟弟高藏继位，作为自己掌控朝政的过渡人选。他虽已初步实现夺权目标，但并未止步于此。他的最终目的，是效仿唐初李渊，在最短时间内将傀儡国王彻底架空，自己登上王座，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此时的渊盖苏文，正一步步迈向权力巅峰。

渊盖苏文的野心远不止于掌控高句丽政权。他心中怀有一个更大的图谋——统一整个朝鲜半岛，并摆脱唐朝的控制。他行事果断，在兵变成功不久后，便下令对南方邻国新罗发起进攻，意图先发制人。

从战略角度来看，渊盖苏文此举并非毫无道理。他深知唐朝始终铭记隋朝在辽东的失败，迟早会对高句丽用兵。为了能在未来的对抗中无后顾之忧，必须先吞并新罗或百济这两个南部邻国。然而，无论是新罗还是百济，都是唐朝的藩属国，任何一方遭到攻击，都极可能引发唐朝的强烈反应，从而点燃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渊盖苏文之所以率先对新罗发难，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新罗曾在隋朝征伐高句丽之际趁虚而入，占领了高句丽五百里的土地。如今，渊盖苏文意图夺回这些失地。

然而，这个理由不过是个表面说辞。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正促使渊盖苏文做出这一决定的，是更为深远的战略考量。

除了历史恩怨，高句丽选择先攻新罗，也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当时的朝鲜半岛上，百济靠近黄海，与唐朝隔海相望；而新罗则濒临日本海，地处相对偏远。若贸然进攻百济，必然会直接触动唐朝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引发唐朝强烈反应。

渊盖苏文老谋深算，深知一旦攻打新罗，唐朝未必会立即出兵干预。一方面，新罗距唐路途遥远，军事支援困难；另一方面，该地区对唐朝而言并非核心利益所在。因此，他判断这是一个可以稳步推进、不致引起唐朝强力反弹的目标。

事实也初步验证了他的判断：当渊盖苏文挥军南下时，新罗节节败退，迅速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李世民虽然接到了求救，但并未派兵支援，而是派出司农丞相里玄奖前往高句丽进行劝和，寄希望于渊盖苏文能因自己的威望而罢兵。

可惜的是，李世民低估了渊盖苏文的决心。在这场博弈中，面子远不及实际利益重要，而这也正是渊盖苏文敢于挑战大唐底线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渊盖苏文可谓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在他眼中，新罗就如同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只需轻轻一捏，便可将其彻底碾碎，不留一丝痕迹。

或许是因为胜利在望，渊盖苏文的头脑开始有些发热，骄傲情绪逐渐占据了上风。其实，唐朝派遣使者前来调停，本是他稳住唐朝、争取时间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却在此关键时刻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这一失误最终引发了唐朝与高句丽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相里玄奖满怀信心地踏上使命之路，他坚信自己能够圆满完成李世民交付的任务。事实上，他的自信也并非毫无根据——他天生能言善辩，口才出众。

然而现实却是：再巧的嘴，也说不过“利益”二字。当个人或国家的利益摆在面前时，再多的言辞也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这场调解以失败告终，和平的大门缓缓关闭，战争的阴云悄然逼近。

相里玄奖抵达高句丽的第二天，便立刻前往拜见渊盖苏文，希望尽早劝阻他对新罗发动军事行动。在渊盖苏文的住所，两人展开了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

“大人刚刚上任不久，一切应以稳定为重。新罗并未侵犯您的利益，况且它本就是我们的属国，还望大人看在‘天可汗’的面子上，停止对它的进攻。”相里玄奖率先开口道。

“唐使怎知新罗未曾侵害我国利益？”渊盖苏文反问。

“新罗是个小国，地处偏远，相比之下高句丽是大国，难道弱小的新罗敢冒犯强国吗？”相里玄奖毫不退让地回应。

“哈哈哈！看来唐使并不了解二十多年前的事啊！”渊盖苏文摆了摆手，语气中带着几分轻蔑。

“哦？还请大人详述。”

“当年隋朝攻打我们时，新罗趁乱侵占了我五百里土地。请问唐使，这些被夺走的土地，我们是否不该讨回？”

“那自然是应当讨回。”相里玄奖附和道。

“好！既然如此，我可以考虑停止进攻新罗，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新罗必须主动归还所占土地，否则誓灭新罗！”渊盖苏文语气陡然强硬。

这让相里玄奖一时陷入困境。毕竟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翻出来谈何容易。身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特使，他深知此刻若稍有退让，必然会被高句丽人视为软弱。短暂思索后，他缓缓说道：“大人此言不妥。您提及之事已是陈年往事。若以此为据，辽东也曾是我大唐之地，却被贵国占据多年，我们却并未索要。”

“辽东”二字一出，犹如利刃直刺渊盖苏文的心头。

听完这话，渊盖苏文脸色骤变。在他看来，这哪里是什么调解，分明是赤裸裸的挑衅！

“不要再提辽东！”他指着相里玄奖，一字一句地怒喝，仿佛要把这几个字硬生生塞进对方的耳朵里。

相里玄奖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缓缓说道：“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话题。”

“来人，把他赶出去！”随着一声怒吼，双方彻底决裂。

这场会谈最终以失败告终。显然，渊盖苏文未能控制好情绪，过于在意唐朝对辽东的态度，最终导致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面对来自唐朝与新罗的双重压力。

贞观十八年（644年）二月初一，唐朝使者相里玄奖满腔愤懑地返回长安，第一时间向唐太宗李世民呈报了出使高句丽的全过程。这场看似普通的汇报，却意外成为唐朝与高句丽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尽管此前两国关系本就不睦，但尚能维持表面和平；而从这一刻起，李世民正式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辽东问题。

“渊盖苏文弑君篡权，残杀忠良，如今竟敢违抗朕的旨意！朕要亲自率军讨伐，夺回辽东失地！”话音刚落，李世民愤怒地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案上文书簌簌作响。

然而，促使李世民决意出兵辽东的原因，并不止于此。

若说贞观十七年之前的李世民是一位虚怀若谷、善于纳谏、冷静理智的明君，那么贞观十七年之后的他，在经历了太子之争带来的动荡后，似乎逐渐显露出一些性格上的变化——变得更为急躁，甚至有些自负。

虽然他依旧鼓励群臣进言，也时常面带笑容听取意见，但朝中许多人都察觉到，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内心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真正接纳不同声音，情绪也比以往更容易波动。

这一点，从他对高句丽事务的处理方式上便可见一斑。听完相里玄奖的汇报后，李世民未及召集重臣商议，便当场宣布出兵辽东的决定。这与他早年深思熟虑、广纳群言的作风明显不符。

那么，是什么让一向沉稳的李世民如此仓促做出征决策？除了因年龄增长带来的性格变化之外，朝廷内部的政治局势也在悄然推动着这一决定。

贞观十七年的皇位继承之争，是继“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初期又一次极为尖锐的政治危机。尽管李世民凭借高超的治国手腕，成功避免了事态升级为流血冲突，但这场风波在朝野上下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看似辉煌无比的大唐帝国，其内部同样存在着复杂而阴暗的权力角力。

回望当时的局面，不禁令人唏嘘：原本的太子被曝出行为不端，曾最被看好的魏王李泰竟然是个善于操纵父亲、胁迫兄弟的角色，而新立的太子李治则性格软弱，缺乏魄力。这与世人理想中的大唐形象大相径庭——那个应该被万邦敬仰、毫无瑕疵的强盛帝国，似乎在这一刻崩塌了光环。

于是，许多人心生怀疑，对唐朝的崇拜开始动摇，甚至演变为一种信任危机。有人冷眼旁观，有人讥讽嘲笑，仿佛唯恐错过这场宫廷斗争的精彩戏码，甚至期待着这个帝国迅速瓦解。一个内斗不断的国家，又凭什么担当四方共主？渊盖苏文之所以果断拒绝李世民的调停，背后或许也有这种舆论氛围的影响。而在这一切纷扰中，最受煎熬的无疑是李世民本人。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深知所有的指责与非议最终都会归咎于他一人身上。他的“天可汗”威名固然让他威震四海，但帝国的种种乱象也无法与他割裂开来。

面对巨大的内外压力，李世民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证明大唐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值得尊敬的国家。

此时的李世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明果断的帝王，步入晚年的他，性格逐渐变得固执且独断专行，内心的刚愎自用占据了主导。

虽然他仍渴望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无误，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证明自己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而他偏偏选择了最激进的方式——诉诸武力。

贞观十七年那场政治风波虽已过去，但李世民内心并未真正平静，反而处于一种持续动荡、难以自持的状态。面对外界诸多事务，他已经很难做到冷静与客观。

这次决定亲征辽东，正是他在情绪浮躁、思虑不周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尽管朝中不少大臣曾提出异议。

当李世民在朝堂上态度坚决地宣布出兵辽东的决定时，立刻遭到了谏议大夫褚遂良的反对。

褚遂良劝谏道：“请陛下三思而后行。陛下一指所向，中原安定；目光所及，四方臣服，这足以说明您的威望早已深入人心。如今您欲讨伐辽东，倘若确有胜算尚可一试；若无十足把握，一旦战事失利，恐怕会损害陛下的威信。更何况此举若激起高句丽全国的敌意，后果将更加难以预料。”

褚遂良的发言虽然泼了一盆冷水，却也不无道理。回顾当年隋炀帝杨广三度征讨高句丽，国力之盛可谓空前，但最终却落得个兵败如山倒的下场，甚至成为隋朝灭亡的导火索。

褚遂良正是看到了这种历史的隐忧，才敢于挺身而出表示反对。但他也清楚，若直接以隋朝为鉴来劝谏李世民，恐怕难以奏效。毕竟，一旦提及杨广，难免让人将当今圣上与那位亡国暴君相提并论。如此敏感的话题，不说皇帝本人是否能接受，单是满朝言官的口诛笔伐就足以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就在褚遂良话音刚落之际，兵部尚书李世勣便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几年前薛延陀屡次侵犯我大唐边境，当时陛下有意出兵讨伐，却因魏徵的劝阻而作罢。结果如今薛延陀愈发坐大，局势反而更加棘手。倘若当初采纳陛下的意见，北方边患早已平定。”

褚遂良身为文臣，从国家大局和历史教训出发，强调谨慎用兵；而李世勣作为久经沙场的武将，则更看重军事行动的实际效果和战略时机。两人立场各异，却各有依据。此时，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唐太宗李世民，究竟站在哪一边？

在听取两位大臣的谏言后，若换作往日，李世民定会沉思良久，并征求其他朝臣的意见，再做出最终决断。然而这一次，他却出人意料地迅速做出了决定——一个震惊四座的决定！

“渊盖苏文竟敢藐视大唐，罪该万死！不仅要发兵讨伐，朕更要亲征辽东！”李世民猛然起身，在朝堂之上高声喝道。

群臣震惊不已，纷纷投去复杂的眼神。他们看着李世民鬓角的白发、眼角的皱纹，听着他略显疲惫的语气，不禁心生疑虑：这位已多年未亲自出征的皇帝，是否还如当年那般英武果决？

自渭水之盟以来，整整二十年未曾御驾亲征的李世民，如今还能找回昔日那个纵横沙场、意气风发的秦王风采吗？

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一片沉默。

“你们为何不说话？难道连朕的判断都不信了吗？”李世民厉声质问。

依旧无人应答。

“朕曾平定四方，刘武周、薛仁杲、王世充、窦建德，哪一个不是被朕一一击败？如今区区一个渊盖苏文，难道你们竟也畏惧不成？”李世民的声音愈加激昂。

沉默仍在继续，气氛逐渐变得凝重而尴尬。

终于，褚遂良站了出来，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

“陛下，天下如同一身，长安洛阳两京好比心脏，州县如同四肢，而四方夷狄不过是身外之物。高句丽虽有大罪，但若真要讨伐，只需派遣几位猛将率数万兵马，凭借陛下的神威，必能克敌制胜。如今太子新立，年幼未稳，若陛下远赴辽东，臣等实在忧虑万分。”

长孙无忌也紧跟着劝谏：“是啊陛下，辽东偏远之地，气候多变，陛下亲征实非易事，臣等更担心您的身体安危。”

李世民闻言，哈哈一笑：“你们以为朕不堪一击吗？朕这一生经历过的磨难还少吗？当年险些命丧战场，不也挺过来了吗？”

他神情自得地继续说道：“朕告诉你们，就算有八个尧帝、九个舜帝，冬天照样种不出庄稼；可到了春天，寻常农夫也能种出好田来。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无人回应。

“这就是天时！”李世民得意地总结，“如今渊盖苏文祸乱高句丽，百姓受苦，正待我大唐前去解救。若我们袖手旁观，便是逆天而行！岂非愚昧至极？”

或许正如一句话所说：自诩天才的人，有时也会做出愚蠢的决定。

在李世民看来，这个世上只有他真正懂得“天时”之道，因为他贵为天子，主宰众生命运。但他似乎忘记了，哪怕贵为帝王，终究也不过是凡人一个。

而只要是人，便会有弱点，有局限，有无法逾越的极限。

“朕意已决，即刻出兵辽东，具体事宜由朕亲自筹划。退朝！”李世民说完，拂袖而去，回到内宫。一场关乎帝国命运的远征，就此悄然拉开帷幕。

唐太宗李世民已决意出征辽东，并为此做了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在正式发兵之前，他特地征询了对高句丽有所了解的人士意见。其中，曾随隋炀帝远征过高句丽、时任宜州刺史的郑元寿被李世民召见。虽然此时他已经退休在家，但丰富的实战经验使他成为不可多得的参考对象。

郑元寿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两点重要建议：

第一，辽东路途遥远，后勤补给将极为困难；

第二，高句丽人擅长守城作战，战争不可能迅速结束。

尽管没有直接劝阻皇帝出兵，但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他对此次远征持保留态度。毕竟他曾亲身经历过隋朝在辽东的惨败，那段记忆刻骨铭心。他不愿看到李世民步隋炀帝杨广的后尘。

然而，李世民并未将这些忠告放在心上。正如他在朝堂之上所展现的坚定信心一样，他只淡淡回应了一句：“如今的大唐已非昔日隋朝，你且静候佳音。”可事实最终证明，郑元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唐朝在这场远征中也遭遇了与隋朝相似的困境。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世民决定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战略，在主力部队出发之前，先派遣一支先头部队开赴前线，作为整场战役的先锋试探力量。

贞观十八年（64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沧海道行军总管，中郎将常何为副总管，统领来自江淮、岭南及三峡等地的水军四万人，配备战船五百艘，并在长安和洛阳招募士兵三千余人，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指高句丽都城平壤。

与此同时，李世民又命兵部尚书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任副总管，率领六万步兵以及归附唐朝的兰州、河州突厥骑兵，总计兵力达八万人，向辽东方向挺进。

为了确保此次出征万无一失，李世民还下令调动奚、契丹、新罗、百济等附属国军队分路出击，形成多面夹击之势，对高句丽实施全面包围。

从整体部署来看，李世民此次征讨高句丽的战略与隋炀帝杨广当年颇为相似，均采取了水陆并进、前后合围的方式，迫使敌方无法集中兵力应对。客观来说，这种战术对于进攻高句丽而言无疑是较为有效的选择。然而历史却显示，杨广最终以惨败告终，这是为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战术虽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

李世民是经历过战场洗礼的帝王，他自然懂得其中的凶险与变数。然而此刻，他内心强烈的使命感驱使着他，让他坚信只要战术得当，便能所向披靡。

隋朝覆灭的教训仿佛还在昨日，那惨痛的历史本应成为前车之鉴。但如今，李世民的眼中已被“胜利”二字蒙蔽，那份对成功的渴望让他忽视了潜在的危机。他如同一位出拳迅猛的斗士，满怀信心地发动猛烈攻势，寄希望于前线的强势打击能够重创高句丽，为后续的大军铺平道路。在他看来，辽东的失败曾让国家蒙羞，而这一次，他要用一场辉煌的胜利来洗刷耻辱。

李世民嘴角微扬，心中默念：杨广，你当年在辽东的败绩，我将替你挽回。这不仅是为了一个帝王的尊严，更是为了那些长眠异乡、为国捐躯的将士们！

来源：诗情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