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总章元年（668）高句丽灭亡之后，在新罗的扶植下，安胜以高句丽王室后裔的身份建立“小高句丽国”，后退居新罗境内被称为“报德国”。随着报德国存在价值的丧失，新罗神文王三年（683），囚安胜于京都，废报德国，进而引发了新罗境内高句丽遗民的叛乱，高句丽遗民遭到了新

唐代小高句丽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及渡来日本探蹟

孙炜冉

作者简介：

孙炜冉（1981—），男，汉族，吉林集安人，历史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汉唐东北史、高句丽史、渤海国史。

摘要：

关键词：唐代；小高句丽国；报德国；高句丽遗民；日本；新罗；《日本书纪》

小高句丽国（670—683年），亦称报德国，是唐代朝鲜半岛上短暂存在的高句丽裔国。总章元年（668），唐朝灭亡高句丽后，将高句丽王公贵族悉数迁往中原各地予以安置，因此，新罗扶植了高句丽末王宝藏的外孙安胜在高句丽故地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用以招徕高句丽遗民，与唐朝争夺高句丽故地和遗民。安胜集团在被唐击溃后退守至新罗境内，新罗先后封安胜为“高句丽王”和“报德王”，将其设置成新罗的藩属国。依据《日本书纪》记载统计，在高句丽灭亡（668年）后的公元671—683年之间，仍有“高丽使”来日“朝贡”“进调”，这些高丽使实际上就是报德国使臣。在报德国存续的短短14年间，日本与其关系非常密切，报德国向日本遣使共达8次（平均2年一次），而日本对其亦有3次遣使（平均5年一次），这与高句丽与日本通交期间（297—668年），共计遣使日本25次（平均15年一次），而日本只出使高句丽6次（平均60年一次）的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高句丽的灭亡和小高句丽国（报德国）的建立

显庆五年（660），唐朝出兵朝鲜半岛，灭亡了百济国。龙朔三年（663），日本在试图帮助百济复国的白村江之战战败后退回本土，因为惧怕唐朝和新罗的讨伐，开始沿海岸线修造防卫工事，外交和军事都处于收缩态势，暂时中断了同外界之间的联系；“百济王”扶余丰仅以数人逃奔高句丽，百济抗唐割据的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等见复国无望便向唐熊津都督府刘仁轨请降，次年（664）三月，仅存的盘踞在泗泌山城的百济残众被熊津都督府平灭，百济复国运动彻底失败。这昭示着曾经的高句丽、百济、日本同盟宣告瓦解，海东地区的高句丽陷入孤悬之境，将要面对独自对抗唐朝和新罗的双线进攻。

对于唐朝而言，以军事手段翦灭百济或者高句丽从来就不是其最初所要追求的目标，唐朝想要达成的只是“四夷宾服”的稳定的华夷秩序，即海东地区各国听从唐朝的政治和谈要求，遵从唐朝宗主国的调停和部署。所以，在高句丽与新罗发生战端、新罗遣使求援后，唐朝首先实施的就是派使臣入高句丽，希望对二者予以调停和谈。然而，新罗政治上的狡黠，早已引起了高句丽和百济的极度反感，所以才促成了二者的最终和解，共同讨伐新罗。而新罗特别擅长政治外交手段的使用，一方面不断激怒高句丽和百济，侵扰二者边城、制造双方矛盾，挑战高句丽和百济的底线，让二者对其频繁施以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则积极使用唐朝宗主国这支力量，竭诚向唐朝表赤忠心，再以受高句丽、百济合并侵侮为由请师唐朝，希望唐朝的军事介入。可以说从贞观十九年（645）唐朝首次军事讨伐高句丽开始，唐朝每一次出兵高句丽，背后都有新罗哭诉、请师和斡旋的身影。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即唐朝对高句丽战争时断时续，每次唐朝军事惩戒高句丽后，都会及时撤军，给高句丽谢罪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每当唐朝和高句丽关系稍有缓和，新罗便会暗中施以动作，再次挑起与高句丽之间的争端，当高句丽对其施行报复性回击时，新罗便立即赴唐告状，怂恿唐出兵征讨，三者关系在7世纪中期陷入到这样的循环状态。越是如此，则越是激怒高句丽，坚定了其欲联合百济彻底消灭新罗的决心。

百济有着同高句丽相同的切身体会，对新罗的手段深恶痛绝，所以更是积极的拉来日本，与高句丽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围剿新罗。在唐朝未对高句丽下彻底灭其国的决心面前，新罗则想到了先消灭百济，彻底翦除高句丽的军事盟友的手段，以逼迫高句丽就范，彻底激怒高句丽与唐朝反目，达到最终灭亡高句丽的目的，达成新罗独霸海东的野心。于是在公元659年，趁着与百济纷争之际，新罗仍旧故伎重演，“遣使入唐乞师”，让唐朝助其伐灭百济。关于此次请师灭百济，新罗文武王特别重视，文献还专门记载了其在等待入唐乞师使臣答复时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假借幽冥神迹之口获悉唐朝应允出兵，欣喜若狂建庙还愿的情景。史载：

罗仍旧故伎重演，“遣使入唐乞师”，让唐朝助其伐灭百济。关于此次请师灭百济，新罗文武王特别重视，文献还专门记载了其在等待入唐乞师使臣答复时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假借幽冥神迹之口获悉唐朝应允出兵，欣喜若狂建庙还愿的情景。史载：

冬十月，王坐朝，以请兵于唐不报，忧形于色。忽有人于王前，若先臣长、罢郞者，言曰：“臣虽枯骨，犹有报国之心，昨到大唐，认得皇帝命大将军苏定方等领兵，以来年五月来伐百济。以大王勤佇如此，故兹控告。”言毕而灭。王大惊异之，厚赏两家子孙，仍命所司，创汉山州庄义寺，以资冥福。

上述材料还原了新罗文武王对于此次向唐请师的重视，正是由新罗制定了先百济后高句丽的海东战争战略布局，可见文武王非常清楚此战是关乎新罗未来国运的关键一役。次年（660），唐朝派出了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首，新罗王子金仁问、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辅的征伐百济的水陆大军十三万人，在新罗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百济兵败，义慈王投降唐朝，唐以百济故地设置了熊津等五都督府，百济国亡。在这个过程中，高句丽为救援百济，曾出兵新罗七重城，但是为了牵制高句丽救援百济，唐朝在出兵灭亡百济之后，立刻派遣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分兵几路，攻击高句丽。因此，高句丽并未能挽救百济的败亡。

百济亡国后，虽然唐朝讨伐高句丽的战争持续到龙朔二年（662）二月，以唐将庞孝泰战亡的蛇水之战而告终。此后几年间，高句丽认识到自身的孤立处境，积极弥合与唐关系，恢复了与唐朝的朝贡往来。

唐朝从来不是以军事征讨海东地区、灭亡高句丽和百济为初衷，所以，尽管在新罗的一再斡旋下出兵灭亡了百济，并以其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但是在白村江之战后，前后两次出面让百济王子扶余隆赴百济故地与新罗举行盟誓，希望二者冰释前嫌，并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永为藩服”。这实际上就是唐朝意图重新恢复百济国，并以扶余隆为新的百济王。更加显现了唐朝追求的政治局面并非是灭国掠地，而是各藩属国遵守唐所制定的华夷秩序。但是，扶余隆遭到新罗的威胁，恐惧之下并未敢留在百济故地，而是随唐使返回了唐朝，所以，唐朝构想的重建百济计划并未实现。

指派百济王子扶余隆与新罗盟誓后，加之几年间高句丽的卑逊态度，海东地区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故此，在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决定举行泰山封禅，以告慰唐朝此时的盛世局面，高句丽派出太子前来参加泰山封禅。这样的和平局面，显然是新罗决然不想看到的，其不仅要灭亡百济和高句丽，还要侵吞两国的土地和人口，独霸海东，因此绝不允许唐朝同高句丽之间关系的和解，以及百济的重新复国。就在此时，高句丽国内又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侧面助力了新罗的战略布局。

就在唐朝举行泰山封禅之际，一切本来看似平静的时刻，高句丽权臣盖苏文突然死去，他的离世立刻打破了高句丽国内的政治稳定，引发了高句丽内部的权力纷争，好似在平静的湖面掷下了一块巨石，立刻爆发了海东地区巨大的政治波澜。盖苏文死后，其长子泉男生代位成为莫离支，但是其弟泉男建和泉男产组成同盟，逼走了泉男生，泉男建自任莫离支。高句丽国内于是分裂为泉男生盘踞的国内城势力，以及被泉男建、泉男产兄弟挟制的高句丽宝臧王所在的平壤城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况，泉男生为了自身利益，决定率先投降唐朝，并且得到了唐的积极回应和配合。而泉男生的投唐与唐的欣然接受，无异于将被泉男建、泉男产掌控的高句丽重新推向了唐朝的对立面位置，此事可谓正中新罗的下怀。

就在盖苏文离世、高句丽国内泉氏兄弟纷争之际，新罗迅速派出首席大臣金天存的儿子金汉林、首席大将金庾信的儿子金三光入唐为宿卫，其目的文献中记述得非常清楚，新罗“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新罗这种假手唐朝讨伐高句丽的伎俩可谓驾轻就熟，新罗长期以来已经派遣了以王子金仁问为代表的一大批长期驻唐的说客，游走在皇室和王公大臣之中，建立起深厚的“友情”，所以屡屡在新罗请唐朝出师帮助时都得到了应允，此次也不例外。而额外助推这次唐朝对高句丽大举用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泉男生的投唐。

泉男生入唐后，其弟泉男建任莫离支兼知内外兵马事，总揽了高句丽政权，这种局面是泉男生极为痛恨的，作为被亲人背叛、排挤出高句丽的报复，泉男生亦是积极策动唐朝讨伐高句丽的关键因素。很快，唐朝便册封泉男生为辽东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玄菟郡公，成为带领唐朝进军高句丽的急先锋。是年末，唐朝便派出了以李为首的伐丽大军。269公元667年，唐朝征伐高句丽的战事再次打响，由此结束了自662年二月蛇水之战唐朝和高句丽五年的和平期，新罗则以举国之力配合唐朝对高句丽的军事进攻。高句丽在历经了1年多的顽强抵抗之后，最终未能抵御唐朝大军，于公元668年九月，首都平壤被李勣围困，宝臧王开城投降，李勣将高句丽王公贵族悉数带回唐朝京师，高句丽国亡。

翦灭了高句丽之后，唐朝按照百济故地的处理方式，对高句丽故地和人民予以了移民和安置，“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同百济亡国后，形成了以扶余丰为首的百济复国势力的反叛情况一样，高句丽亡国后也出现了其遗民的反叛和复国活动。但情况与百济略有不同，其不同点有二：其一，是领导高句丽遗民复国叛乱的安胜并不是高句丽直系王族；其二，是反叛得到了新罗的积极扶持。

高句丽灭亡时，李勣将投降的高句丽王族均带回了唐朝献俘。而高句丽并未像百济那样，在日本等其他国家派有王子为质子，故随高句丽王公被带回唐朝后，在故地便没有了血统纯正的王族，所以率先领导高句丽遗民发动叛乱的是酋长钳牟岑。但是，钳牟岑应当就是考虑到自己并非王室成员，身份和威望不足，故也效仿百济的福信一样，寻立一位王室成员为领袖，这样有利于号召更多的反抗力量团聚在其麾下，以谋求叛乱可以成功。但基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被钳牟岑找来的高句丽王族并非高氏血统，而是宝臧王的外孙安胜（舜）。安胜是宝臧王高藏的外孙，其父亲是泉（渊）净土，而净土乃是盖苏文之弟，也就是说，安胜出自泉（渊）氏家族，其是盖苏文之侄，也就是泉男生、泉男建和泉男产的从弟，这就是为什么其“安”与“男”字同切，即读音相近的缘故，所以安胜的全称也可以叫做泉男胜（舜）。就是说，领导高句丽残众叛乱的领袖，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王族，而是泉氏家族的后代。

百济灭亡时，百济残众据地叛乱，新罗积极配合唐朝肃清这些叛乱，这是因为“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新罗虽然觊觎百济故地和人口，但做到了表面上的克制。但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立即卸下伪装，开始骚扰和袭击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驻军，侵吞百济故地和遗民，为此，唐高宗扣留了新罗使臣金良图，以示对其的惩戒。然而，此时的新罗欲求的目标已不仅仅是百济，对高句丽故地和人民也早已垂涎已久，开始公然违抗唐朝命令，招收高句丽降将，让其配合新罗军队，袭击鸭绿江流域重镇乌（屋）骨城的唐朝驻军，由此爆发了旨在抢夺高句丽和百济故地和遗民的“唐罗战争”。就是趁着唐罗战争的爆发，钳牟岑才领导了高句丽遗民的叛乱，然后其奉安胜为君，但此时的安胜集团势力尚弱，于是遣使新罗，以“奉以为君，愿作藩屏，永世尽忠”为条件，得到了新罗的支持，新罗将其置于国西金马渚，为了更好的利用安胜来招徕高句丽遗民，新罗在是年（670）八月，伪称安胜为“高句丽嗣子”，册封其为“高句丽王”。一个被新罗扶持建立的高句丽国由此产生，因为其是高句丽遗民建立，故学界又称其为“后高句丽国”或“小高句丽国”，但鉴于安胜于公元674年又被新罗文武王改封为“报德王”，故学界多概称其政权为“报德国”，笔者从之。

海东战争中，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获利者，其不仅借助唐朝之手翦灭了威胁自己的两大百年宿敌，还侵占了百济所有的故地以及高句丽南部的朝鲜半岛上的大片故地和人口。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唐朝的东北亚军事战争虽然获胜，但其政治上却是失败的。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唐朝的战略目标从来不是消灭百济和高句丽，占有其领土，而只是想让所有藩属国忠诚的置于其宗主体系之下，保持一个稳定的华夷秩序。因此，唐朝的军事介入是在调停未果的情况下才被迫进行的，其对高句丽的战争也并非是举全国之力的奋力一击，而是高句丽有不听命于唐的不臣之举时才实施的军事惩戒。这里不得不钦佩新罗在外交上使用手段的高超和准确，一次又一次将本已回归平静的唐丽关系重新拉入战火，并最终假借唐朝之手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即便在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之后，唐朝依旧是意图重新册封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高句丽末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王，重回故地，安辑余众，也就是意图让二者重新复国，只是因为新罗的暗中破坏才未能成行。虽然新罗侵吞了海东战争的战果，但是在得到了其梦寐以求的土地和人口之后，很快便还以了唐朝一个宾服赤忱的海东属国，这便是唐朝最初就欲追求的战略目标。该局面就是唐朝满意的稳定的华夷秩序，所以才会承认这样的政治结果。因此，决不能说唐朝的东北亚经略是失败的。

二、小高句丽国（报德国）同日本的通交

白村江之战使得雄心勃勃准备在东亚世界一展拳脚的日本从幻想跌回至现实，战前的狂妄自大随着白村江上沉没的战船一同烟消云散。战败后的日本迅速龟缩回日本列岛，并沿海岸线修筑防御工事和城池，以防备唐朝和新罗可能尾随而来的讨伐。战败后的三四年间（664—667），日本一直忙于这样的防卫准备，先后“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贮水”；“筑城于长门国”；“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筑倭国高安城、赞吉国山田郡屋岛城、对马国金田城”，在朝鲜半岛对岸形成几道军事防线。这段时间内，日本不仅无力挽救百济，更目睹了另一个盟友高句丽的灭亡，不敢再有任何动作，其对外发展全面停顿。白村江之战后，唐朝并不没有要继续讨伐日本的意向，这与前述唐朝的东北亚战略是一致的，所以在战后第二年（664年），唐朝派郭务悰出使倭国，希望日本明白唐朝的政治意图。由于日本当时已如惊弓之鸟，所以对唐朝始终怀有戒心，因此并未让其进入。翌年（665年）九月，唐朝又派遣刘德高出使日本，希望尽可能的缓解日本的戒备之心。尽管这次唐朝赴日使节获得了日本表面上的欢迎和接待，但鉴于日本本身的多疑，其短期内对于唐朝并不能完全放下戒备之心。籍此，白村江战役后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军事野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外交上都显得比较孤立，恰在此时，新罗在灭亡高句丽后，开始与唐朝反目，唐罗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便为日本试图结束这种政治孤立，与新罗迅速建立密切的外交联系提供了可能。

唐罗战争期间（670-676年），是日本与新罗历史关系最为亲密的一段时间。在百济灭亡之后，日本急需另一位帮助其输入外来文化信息的中介填补和代替百济的角色，而此时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已经只剩下新罗一个政权，就算日本心中有万分的敌视，但也不得不暂时放下成见，争取与新罗建立起稳定和平的国家关系。而日本与新罗关系的缓和与紧密，就为小高句丽国（后文均称报德国）与日本之间可以开展联系提供了可能。

报德国被新罗安置于金马渚（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紧邻黄海东海岸，通过海路与日本北九州地区可以畅通往来。作为新罗域内的封国，报德国保持了表明上外交的独立自主权，这是因为此时新罗还需要以报德国来招徕和安辑高句丽遗民，同时新罗与唐朝的战争也让报德国还有存在的政治价值。这样的契机之下，报德国俨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于是开启了报德国与外界之间的政治往来，而这个时候距离其地理位置最近，同时也是其唯一可以接触到的国家就是日本。在报德国建立的次年（671年），其便向日本派出了进调使臣，开启了报德国与日本之间的通交关系，而因为报德国国王安胜自称高句丽王，新罗最初给其册封的也是高句丽王，所以其在与日本通交中自然仍旧以高句丽自居，其使臣均被《日本书纪》记做“高丽使”。《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报德国遣使日本情况如下：

①671年：（天智天皇）十年春正月……丁未，高丽遣上部大相可娄等进调。

②672年：（天武天皇朱雀）元年……夏五月……戊午，高丽遣前部富加抃等进调。

③673年：（天武天皇二年八月）癸卯，高丽遣上部位头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硕干等朝贡。仍新罗遣韩奈末金利益，送高丽使人于筑紫。

④675年：（天武天皇四年）三月……是月，高丽遣大兄富干、大兄多武等朝贡。八月……己亥，新罗、高丽，二国调使飨于筑紫。

⑤676年：（天武天皇五年）十一月……丁亥，高丽遣大使后部主簿阿于、副使前部大兄德富朝贡。仍新罗遣大奈末金杨原，送高丽使人于筑紫。

⑥679年：（天武天皇八年）二月壬子朔，高丽遣上部大相桓父、下部大相师需娄等朝贡。因以新罗遣奈末甘勿那，送桓父等于筑紫。

⑦680年：（天武天皇九年）五月……丁亥，高丽遣南部大使卯问、西部大兄俊德等朝贡。仍新罗遣大奈末考那，送高丽使人卯问等于筑紫。

⑧682年：（天武天皇十一年）六月壬戌朔，高丽王遣下部助有挂娄毛切、大古昂加，贡方物。则新罗遣大那末金释起，送高丽使人于筑紫。

通过上述文献明显可以看出三个情况：第一，报德国与日本的交往非常频繁与密切；第二，报德国的外交受到了新罗严格的管控；第三，新罗护送的报德国遣日使节均在筑紫登岸。

报德国一共存在14年时间（670-683年），但是有8年时间向日本遣使，可见双方关系的紧密，这是因为报德国和日本此时均对对方有极强的政治需求。报德国安胜深知自己在新罗的处境，所谓的“高句丽国”只是徒有其名而已，自己只是新罗扶植的用来招徕和安抚高句丽遗民的傀儡，且因为自己血统并非高氏，故随时可能会因正统性的脆弱而被新罗取代或撤废，趁着新罗与唐朝交战之际，自己利用价值尚存，急需寻找外部应援，以应对可能危及自己的情况发生，通交日本则可以给自己再寻新的合作伙伴以及政治盟友；日本则是因为迫于形势，不得不与新罗交好，但毕竟不是出于真心，尽管报德国早已不是过去的高句丽，但其国人还是高句丽遗民，所以基于过去一百年里双方积累下的友谊，日本还是更愿意跟这个高句丽裔国打交道，通过报德国日本不仅可以了解新罗的情况，还能够继续获得大陆文化的输入。但最为吸引日本乐于同报德国通交的政治原因，是此时报德国因为自身能力的原因，所以自知与日本不可能再是对等国家，其已然是新罗的从属国，新罗与日本是对等国家，那么自己也向日本称臣便没有那么无法接受，所以报德国此时向日本遣使应该的确是如文献中所载的那样，是“朝贡”“进调”行为，这也是《日本书纪》向前追述，将过去高句丽未亡国时的来使亦记载成“朝贡”“进调”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报德国和日本在外交上有各自的需求，促使二者形成频繁的通交往来状态。

前两次报德国出使日本还比较自由，但从第三次开始，每一次报德国出使日本的使臣均要由新罗派人送达，这显示了新罗开始对报德国与日本的交往实行了严格的管控。报德国与日本的通交可以建立起来，是因为此时新罗忙于应付唐朝的讨伐，此时报德国对于新罗有着极大的利用价值，所以才会默认报德国同日本之间的政治交往，但看眼二者关系的热络，新罗绝不允许报德国逐渐脱离自己的掌控。在公元672年九月，面对与唐对战的失利，新罗再次运用其卓越的外交手段，向唐朝乞罪，痛陈自己为“死罪”，进献大量金、银、牛黄、布匹等财物，表现出所谓的“赤诚”。前文已述，唐朝海东策略并非执意获得土地和人口，而是要追求稳定的东亚华夷秩序，面对新罗的请罪，便暂停了对新罗的军事讨伐。唐朝的暂时息兵，就给了新罗喘息的机会，其立刻着手整顿内政事务，其宗旨还是积蓄力量，为再次抢夺百济、高句丽故地和人口做准备。

这时，报德国便是新罗要予以解决的问题。新罗首先开始着手干预报德国的外交往来，尽最大可能一边利用报德国招徕和安抚境内的高句丽遗民，另一方面极力削弱和控制报德国的政治权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全面监管报德国同日本之间的外交往来。从此开始，报德国所有赴日遣使均由新罗奈麻或大奈麻负责“送使”，而所谓“送使”不过是报德国使节所有活动均在新罗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其已然不具有独自外交的权限。新罗首次负责送报德国使到达日本后，这年（673）十一月，日本“飨高丽邯子、新罗萨儒等于筑紫大郡，赐禄各有差。”从《日本书纪》的行文中明显可以看出，报德国使臣在日本受到的待遇和位次居然是高于其宗主国新罗的使臣，相信这必然是新罗所不能接受的，为此，新罗才于使臣回来获悉这种情况后，马上对安胜进行了改封。公元674年九月，新罗改安胜“高句丽王”为“报德王”，“报德”之名非常明显，是要安胜明白新罗对于他的意义和恩德，也是为了逐步消弭高句丽文化在新罗的影响力，而对于与日本，这显然是在提醒日本，报德国已然不是过去的高句丽王国了，只是自己境内的一个次级属国而已。但是，对于日本而已，其当然知道报德国早已不是曾经的高句丽国，但是日本所追求的是以高句丽裔国自居的报德国此刻对待自己谦卑的态度和朝贡、进调的实质，这对于树立日本欲想构建的“中华”意识意义重大。所以，尽管报德国在公元674年已由“高句丽国”更名为了“报德国”，但是在日本文献中依旧沿袭使用“高丽”的字样，没有任何差异和变更。新罗和日本对于报德国国名上的差异，体现了二者对报德国国家定位的差别和各自的政治需求。

上述文献能够看出的第三个情况是报德国来使的登陆地点的变化。前两次报德国遣日使在没有新罗“送使”的情况下，没有记载其登陆日本和使臣被“飨宴”的地点，从日本对报德国依旧视其为“高丽国”的定位来看，相信应该是沿袭了过去高句丽遣日使的传统，其应当依旧是在京城附近的难波登陆，飨宴于此地的相乐馆或难波馆。而自从新罗开始“送使”后，报德国与新罗护送使登陆的地点改在了北九州的“筑紫”，飨宴也在“筑紫大郡”里举行，这便与高句丽时期显示出极大的差异。国家间的交往，上层是政治，下层是经济，而一切的实质还是互利互惠，那么经济往来便是许多政治热络的附属品，但其实质上贸易通商才是国家间真正追求的。这就是为何在高句丽尚未与日本建立国家间的正式通交时，早已有高句丽商人冒充国家使节来到日本的原因，其谋求的就是合法的开展贸易活动。北九州的筑紫，是直面大洋彼岸新罗的前哨，其战略地位自不必言，但这里却不是日本政府的贸易中心，其贸易的核心区还是在京城周边。高句丽时，遣日使来日登陆地为京城附近的难波，其使团到来肩负着两方面的任务，除了政治通交，另一个就是贸易活动，互通有无。所以，高句丽使团在难波登陆和活动，就是政治任务和贸易活动都可以顺利完成的写照。但是新罗介入报德国遣使日本活动之后，日本便更改了其登陆地点，这首先便是出于防备新罗的需要，其与新罗之间的矛盾虽然因为同时对唐战事和不信任问题表面暂时得以缓解，但还远未达到真正的冰释前嫌，二者相互间都有极大的戒备和警觉。其次，在筑紫的登陆应该也是新罗同日本协调后的结果，因为新罗也不会允许报德国与日本之间开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样必定对自己控制报德国制造弊端，新罗从来不想报德国自立并壮大，自己作茧自缚，其容许报德国存在只是因为安胜集团对于新罗还有利用价值而已。

面对报德国频繁的遣日使，日本也投桃报李，三次遣使报德国。这种情况与高句丽存续时期，每一次日本遣使高句丽都伴随着海东地区极大的政治演变情况一样，日本遣报德国使也是如此，每一次出使必然是缘于朝鲜半岛政治形势的变迁，以及报德国和新罗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三、报德国的灭亡和高句丽遗民渡来日本

日本遣使报德国都集中在报德国后期，这一时期的报德国在新罗的情况已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唐罗之间的战争，经过陆上的买肖城之战和海上的伎伐浦之战后，唐朝做出了侨置熊津都督府的决定，其实就是在新罗奉唐正朔，承诺将百济和高句丽部分故地赏赐给他后，永远忠诚于唐朝宗主国后，唐朝放弃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领土，从而彻底结束了海东地区与新罗的战争，抽调兵力全身心应付西部吐蕃的侵扰。唐罗战争的结束，报德国在新罗内的政治地位便越发的变得尴尬，如果不是因为还需要用它来安抚高句丽遗民，其便不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随着高句丽遗民逐渐稳定，安胜越来越明白自己存在的时间表已经处于倒计时，为了滞缓这个过程，安胜更加迫切的希望找到外部应援，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被新罗废杀的情况。

就在报德国第6次遣使日本的公元679年，日本在同年九月首次向报德国派出了“遣高丽使人”，一同派出的还有“遣耽罗使人”，显然日本派出了两支使团，一个对象是报德国，另一个对象是耽罗国。而同年更早的二月，新罗也曾“发使耽罗国”。很明显，该年日本和新罗就报德国和耽罗国都展开了外交攻势，相信这与唐罗战争之后，朝鲜半岛形成的新的政治态势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各方没有军事上的异动，但相信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一定有极大的暗流在涌动。此事的次年（680），显然是为了安抚和拉拢报德国，新罗“以金银器及杂彩百段，赐报德王安胜，遂以王妹妻之”，安胜亦遣大将军延武上表致谢。日本见此，也以抬高报德国使臣地位来表示对其的尊重，实际上也是在极力拉拢报德国势力。

天武天皇十年（681），日本以“小锦下佐伯连广足为大使、小垦田臣麻吕为小使，遣高丽国”，这是日本第二次遣使报德国。此外，日本在对待遣使序次上，居然再次将报德国使置于新罗使之前，这既显示了日本与报德国之间关系的密切，又显示了日本蓄意抬高报德国国家地位，故而将报德国置于其宗主国新罗之上。日本的举动体现了对报德国的重视和尊重，但对于新罗则是巨大的刺激和侮辱，更加刺激了新罗加快翦除报德国存在问题的步伐。另外，日本的第二次遣使报德国与新罗国国内的政治变故应该亦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年（681）七月，新罗文武王薨逝，文武王的逝世对于报德国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变故，因为安胜的封号无论是“高句丽王”还是“报德王”均是文武王所封，而新罗新国王的即位，代表了许多固有政策都可能得以修正，那么本就岌岌可危的报德国存在问题一定引起了安胜的焦虑，这也是该年报德国与日本相互遣使的重要议题所在。出使完报德国的使节次年（682）五月返回日本后，还专门“奏使旨于御所”，想必日本与报德国之间已经就如何应对未来朝鲜半岛上的未知政治变化达成了默契。

就在新罗神文王即位的次月，即681年八月八日，新罗便爆发了“苏判金钦突、波珍餐兴元、大阿餐真功等谋叛伏诛”；诡谲的是文献记载了五天之后的八月十三日“报德王遣使小兄首德皆，贺平逆贼”，报德王的贺表出现得太过及时，显得其与叛乱之间似乎有特别急欲撇清的关系；紧接着三天后的八月十六日，神文王颁布了一篇意味深远的教书，陈述了平定叛乱的情况，如果说这则教书还不是特别明显有映射和震慑报德国私下有不轨行径的话，那么八月二十八日，神文王又诛杀了伊餐君官，再次颁布了一篇表书，其中使用了“事上之规，尽忠为本，居官之义，不为二宗”这样的文字，显然该次叛乱远没有表书上看到得那么简单。也就是这一年（682）六月，报德国在新罗发生政变之前向日本派出了最后一次遣日使，于是便中断了与日本的遣使联系，相信此时，新罗已经正式开启了解决报德国存在问题的行动。

公元683年冬十月，神文王“征报德国王安胜为苏判，赐金氏，留京都，赐甲第、良田”，这就宣告了新罗彻底废掉了报德国，将安胜扣押至京都为人质。有趣的是，在报德国被废的当时，高句丽遗民并未马上表示不满举兵反抗，而是直到次年（684）十一月，才爆发了“安胜族子将军大文在金马渚谋叛”事件，在此期间，便发生了日本因为与报德国中断了政治联系，居然主动第三次向报德国遣使，而这次遣使时间就发生在报德国被新罗废撤之后、大文叛乱之前。史载，天武天皇十三年（684）五月，日本以“三轮引田君难波麻吕为大使、桑原连人足为小使，遣高丽”。显然，日本最后一下遣使报德国能够见到的不可能是安胜本人，因为这时安胜已然被囚禁于新罗京都，而日本来使之后便爆发了安胜族子大文的叛乱，不得不怀疑日本使节来到报德国的目的就是按照以往的约定，系应援高句丽遗民的反叛新罗活动。

高句丽遗民大文的叛乱以“事发伏诛”而告终，高句丽遗民见到大文被杀，于是诛杀了新罗官吏，据城自保，以“逆斗”和守城首领最终战死的态度面对神文王派来讨伐的军队，展现了顽强的反抗意识。当报德城陷落后，剩下的国人被徙于新罗国南州郡予以安置。报德国国民均为高句丽遗民，在国家刚刚灭亡十六年之后再次经历了裔国报德国的败亡，其民被新罗迁徙到环境极为恶劣的南部州郡，这里直到王氏高丽时期仍旧是流放罪犯的地区；剩下青壮者，被新罗编九誓幢中的“碧衿誓幢”和“赤衿誓幢”，成为服务新罗王室的战争炮灰和被严格管制的军户，在新罗社会永远没有真正可以上升的空间，因为其不仅是新罗统治下的异族，而且难以突破新罗社会“骨品制”的血统禁区。面对此情况，许多高句丽遗民当然不愿再生活于这个仇敌的国度，自愿追随日本的使臣返回日本列岛生活。史载，就在日本遣报德国使返程的公元685年九月，同月便有“（归）化来高丽人等，赐禄各有差。”日本对待高句丽渡来人的态度，促使了这些被新罗歧视和压迫的高句丽遗民陆续渡来日本生活，在该年年末“闰十二月，筑紫大宰，献三国高丽、百济、新罗百姓男女，并僧尼六十二人”，显然不愿在新罗继续生活的还不仅仅有高句丽人，还有部分百济遗民和新罗人。

高句丽遗民愿意主动渡来日本与此时新罗和日本对待他们的巨大差异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在报德国民叛乱被残酷镇压和流放朝鲜半岛南方荒地之后，不断有高句丽遗民渡来日本投化，持统天皇朱雀元年（686）“三月乙丑朔己卯，以投化高丽五十六人，居于常陆国，赋田受禀，使安生业。日本对这些渡来高句丽人都予以了善待性安置，使其安居乐业，而这种做法对新罗境内地处荒苦的南部州郡的高句丽人起到了巨大的吸引力，加之其所处之地就在日本列岛对面，非常方便渡日的实现。这便是为什么有大量高句丽遗民由新罗为中转，最终来到日本生活的原因。

结论

唐代小高句丽国（报德国）与日本之间的通交往来，是高句丽亡国后二者关系的延续，尽管报德国国王安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高句丽王室成员，但其将流入新罗境内的高句丽人团聚在一起，的确承担了政治领袖的角色。因为安胜的报德国是新罗用来招徕和安抚高句丽遗民的工具，所以注定了其被利用和被抛弃的结局，更成为新罗侵吞高句丽南部故地、对抗唐朝的傀儡和帮凶。安胜的报德国亦深知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未来的危机，因此趁着唐罗战争之际，投其所好的与日本通交联系，双方因为各自需求的一拍即合，所以通交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密切性，但是很快报德国的意图便被新罗洞察，为了加强对报德国的控制，其与日本的通交开始由新罗遣使管控监视，但这仍没有使报德国与日本的联系驱冷。随着唐罗战争的结束，报德国意识到自身存在价值在逐渐的减弱，于是加紧了同日本的政治合作，日本虽然在白村江战败后因为出于对唐朝的防备，不得不与新罗加紧政治联系，以继续获取大陆文化技术的输入，但因为数百年的仇敌关系，所以并不真心与新罗交好，而报德国与新罗的关系亦是出于亡国势弱、欲借势复国的权宜之计，因此报德国和日本都需要对方的存在来为自己国家的前途服务。这个时期的报德国已经沦为新罗的属国，所以在对日通交中也放低姿态，以“朝贡”“进调”的身份遣使日本，正好满足了日本政治上的诉求，这也是日本为何在书写历史上其与高句丽关系时悉数将高句丽来使视作朝贡行为，乃是对报德国朝贡的追述而已。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正处于实力全盛期，所以日本和报德国暗地里的政治手脚根本威胁不到新罗的统治，新罗平定本国叛乱之战，迅速废撤了安胜的王位和报德国，又引发了高句丽遗民的叛乱，在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高句丽遗民没有得到新罗的善待，存余的遗民被迁徙安置在生活环境极为恶劣的南部沿海地区和充为军户，于是有高句丽人渡海来到日本列岛生活，而日本对于这些高句丽渡来人“赋田受禀，使安生业”的政策与新罗形成极大的反差，从而吸引了更多新罗境内的高句丽遗民前来投化，成为高句丽系渡来人。

注：

1.本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引用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2.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引用格式：

孙炜冉.唐代小高句丽国与日本的通交关系及渡来日本探蹟[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45-53.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