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在取得百济作为南线军事基地后，龙朔元年唐高宗命苏定方率三十五军与新罗联合南北夹攻高句丽，虽围其都城平壤达半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究其失利的原因，主要有4点：一是唐百济留守军陷入困境，对苏定方之大唐远征军难以形成有效配合；二是高句丽王廷无内讧，苏定方无

在朝鲜半岛三国中，只有高句丽敢于挑战隋、唐大一统王朝，于是，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征讨高句丽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平定高句丽政权的70年间，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都不惜耗费巨大国力打击高句丽。从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以至总章元年唐高宗达成目的23年间，平均大约每两年便举兵1次。东征期间为唐史上的顶峰时代，所以东征与天下秩序的实现有密切关联。

唐高宗十分羡慕和敬佩其父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废王立武”皇后争夺战成功后，唐高宗慢慢摆脱长孙无忌等权臣的控制，便继承其父的遗志继续对高句丽实施打击策略，还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吸收其父优点的基础上，要在某些方面争取做得更好，他于是将唐太宗提出的跨海平百济的作战策略付诸实践。龙朔元年（661）夏四月庚辰，唐高宗以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任雅相为江道（今朝鲜义州）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程名振为镂方道（今辽阳县东）行军总管，白州（治今广西博白县）刺史庞孝泰为沃沮道（今辽宁新宾县）行军总管，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与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此次东征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是唐朝历次对高句丽用兵中耗时较长、用兵最多的一次，可以说是70年间（598-668）罕见的战争。唐高宗对此尤为重视，甚至欲效仿其父御驾亲征，后在皇后武则天的谏阻下方才作罢。然而，这次东征却以失利而告终。

以往对于龙朔元年苏定方征高句丽失利原因的研究，多是侧重于单一因素或一两种因素的探讨，比如，陈寅恪在《唐代制度史述论稿》一书中论述了中原王朝经营辽东在气候上的局限性；唐长孺在《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一文中涉及了国内铁勒叛乱对苏定方南北夹攻高句丽战局的影响；黄约瑟的《薛仁贵》、金荣官的《百济复兴军的战略和战术》、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等论著，以及金善昱的博士学位论文《隋唐时代中韩关系研究——以政治、军事诸问题为中心》和韩昇的《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一文，分别对南方百济基地在唐高宗南北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中的作用有过详简不一的论述。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依据《三国史记》和新见《唐任雅相墓志》等材料，对龙朔元年苏定方征高句丽失利的原因做全面研究，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身陷困境的唐百济留守军未能与苏定方大唐远征军进行有效配合

跨海平百济的作战行动，由唐太宗最早提出，但唐高宗的朝鲜半岛政策与其父并不完全相同，正如韩昇所说：终太宗之世，唐朝的打击对象始终是高句丽，未以百济为敌；直到唐高宗时代，百济完全倒向高句丽，有恃无恐地猛攻新罗，而唐朝从北方屡攻高句丽不下，才决定采取战略大迂回，征服百济，开辟南线战场。唐高宗在作战方略上做了改变，吸取了隋炀帝、唐太宗御驾亲征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即便军队众多，但如若悬军深入，也会由于饷运匮乏而终究不能成功，因此，必须在朝鲜半岛上找到据点作为根据地。而唐军渡海易于直达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且因百济常和高句丽进攻新罗，唐朝在援救新罗而攻占百济出师时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唐高宗欲灭高句丽而先翦除其羽翼百济并开辟南线战场的迂回战略呼之欲出，时人刘仁轨所谓“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便是这种战略的真实反映。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记载，显庆五年（660）三月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至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禺（嵎）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脯三日”。九月三日，苏定方带着百济王及王族、臣僚93人、百姓12000人自泗泚乘船回唐。他们跋山涉水，至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58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可见，显庆五年八月，苏定方等已讨平百济。金富轼《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太宗武烈王》载，显庆五年九月，苏定方率唐军从百济凯旋前，留郎将刘仁愿率10000名唐军驻守百济都城泗泚，新罗王子金仁泰与沙餐日原、级餐吉那领新罗兵7000协助防守。九月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入泗泚，谋掠生降人，被刘仁愿等击退。百济余贼上泗泚南岭，竖四五栅屯聚，并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20余城。在这种情况下，唐高宗“遣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不幸的是，二十八日文度渡海至三年山城（在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报恩邑鱼岩里乌顶山）传诏时疾发猝死，无奈以唐使刘仁轨代之。十月九日，新罗王金春秋率太子及诸军攻尔礼城，至十八日城破；百济20余城望风而降。三十日新罗军攻泗泚南岭军栅，斩首1500人。

龙朔元年初，百济境内形势急转直下，唐罗留守军遭到来自百济复兴军的轮番进攻，境况危急，百济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僧道琛纠集余众，起兵反抗，占据重镇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西北部瑞山北三十里地谷古邑）。同时有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身）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初在本蕃，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显庆五年，苏定方讨平百济，常之率所部随例送降款。时定方絷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遂复本国二百余城”，与另一首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唐高宗复诏使新罗出兵，新罗王金春秋奉诏。龙朔元年春二月，新罗王派品日、文王、良图、忠常、文忠、真王、义服、武剡、旭川、文品、义广11位将军率新罗兵救援；因新罗兵军阵不整，百济人于三月五日在豆良尹城南“猝出急击不意”，新罗军惊骇溃北。在败退过程中，新罗失亡兵械辎重甚多。幸运的是，戴罪立功的刘仁轨于三月到达百济后，与刘仁愿协同作战，“大破百济余众于熊津之北”，道琛遂释泗泚之围，退保任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大兴）。不久，“福信杀道琛，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乃与刘仁愿合军休息。武将出身的刘仁愿敦厚、勇敢，为唐朝建立并巩固南线据点屡建功勋。然而，面对百济灭亡后新罗对唐消极应对事态，刘仁愿却束手无策，南线牵制高句丽收效甚微，直接导致此后自身被流贬的悲惨命运。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向倭国“献唐俘一百余人”，同时“乞师请救”，并“乞王子余丰璋”；倭国齐明天皇封王子余丰璋为王，并派兵“送王子丰璋及妻子与其叔父忠胜等”回国。

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从平壤撤军，唐高宗诏命刘仁轨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众将士咸欲泛海西归，可见当时形势对唐百济留守军极为不利，而刘仁愿、刘仁轨等率唐军之所以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

苏定方平定百济后，“只要唐朝能够安定百济，建立起巩固的南线阵地，彻底征服高句丽便指日可待”，因而“肃清日本所支持的百济余众的反抗，便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于是，在平定百济的显庆五年十二月，唐高宗就迫不及待地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命令他们分道进击高句丽，旨在防止百济与高句丽联合，给占领百济的唐罗联军以声援。

韩昇指出，除大力支持百济之外，日本还增援高句丽。661年，“日本救高丽军将等，泊于百济加巴利滨”，从百济增援高句丽，给唐朝南线作战构成重大威胁。662年，唐朝南北夹攻高句丽，苏定方兵围平壤。三月，“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壘”，日本在南线助高句丽坚守，瓦解了唐军的攻势。对于受倭国支持的百济余众（也有学者称为百济复兴军），想要肃清它，可谓任重道远，直到龙朔三年（663）九月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之战后才达到目的。白江口之战唐罗联军之所以取胜，与倭国从高句丽获得唐军战斗力差的错误信息而轻敌有很大关系。

二、高句丽王廷上下团结致使苏定方无机可乘

对于胆敢挑战隋唐大一统王朝的高句丽，隋唐两代都奉行征讨的策略。在龙朔元年大规模出兵征讨高句丽前，唐高宗已对高句丽进行了几次尝试性的进攻，但收效不大。

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唐高宗欲伐辽，“诏李勣、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信）、上官仪等，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名之曰《一戎大定乐》，时欲亲征辽，以象用武之势”。唐高宗在洛城门宴请文武百官并观看屯营新教之舞《一戎大定乐》，目的是要表示他亲身征辽的决心。

对于苏定方的出兵月份，有两种说法：（1）“四月说”。《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龙朔元年）四月庚辰，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程名振为镂方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庞孝泰为沃沮道行军总管，率三十五军以伐高丽。”《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载：“（龙朔元年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唐会要》卷95《高句丽》载：“龙朔元年四月十六日，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江道行军大总管，三十五军水陆分途，先观高丽之釁。上将亲率六军以继之。”《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载：“（龙朔元年）四月，诏兼兵部尚书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鸿胪卿兼（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并率诸蕃军将，总三十五军，川陆分途，先观高丽之釁，帝将亲率六军以继之。”从以上记载来看，龙朔元年苏定方等东征高句丽的月份，《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认为是“夏四月庚辰”，《唐会要》认为是“四月十六日”，《册府元龟》认为是“四月”。（2）“五月说”。《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载：“（龙朔元年）夏五月丙申，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笔者认为“四月说”较为合理，原因有三：一是唐高宗在洛城门宴请文武百官并观看屯营新教之舞《一戎大定乐》以表明自己的伐辽决心是在三月，没有必要等一个月后的五月份才出兵，这不符合常情。二是唐兵跨海异国作战利于速战，其最佳时间是四至九月半年，这样就可避免多雨和寒冷的季节所导致的粮草运输困难。三是据《三国史记》卷42《金庾信传》记载：“六月，唐高宗皇帝遣将军苏定方等征高句丽，入唐宿卫金仁问受命来告兵期，兼谕出兵会伐”，大王太监文泉从苏将军处来，遂传定方之言曰：“我受命万里涉沧海而讨贼，舣舟海岸，既逾月矣。大王军士不至，粮道不继，其危殆甚矣！王其图之”。这说明苏定方是四月出兵，五月战船已到朝鲜半岛海岸，六月刚好至朝鲜半岛“逾月矣”。

666-668年，唐罗联军之所以能够打败高句丽军而占领平壤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泉盖苏文死后，其国内讧，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兄弟不和，给唐罗联军提供了可乘之机。但龙朔元年苏定方率三十五军南北夹攻高句丽（如图1所示），唐高宗虽希望高句丽发生内讧（“先观高丽之釁”），但自四月出兵至次年二月撤兵，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高句丽都没有发生内讧，反而其军民团结一致，顽强抵抗大唐远征军的进攻，使苏定方无机可乘，这是苏定方征高句丽失利的又一原因。

三、南北夹击高句丽战略因突发铁勒叛乱而无法顺利实施

龙朔元年，苏定方所率诸胡兵三十五军中，还有含资道总管刘德敏，鸭渌道总管张胫。这次征伐高句丽，其攻战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是唐朝历次征伐高句丽动用兵力最多、费时较长的一次。那么，这次的三十五军，有多少人呢？唐太宗时，一军大约有5000人。唐高宗时，一军的人数应该和唐太宗时差不多。因此，三十五军应为175000人。但实际上，唐高宗曾于河南、河北、淮南等67州募了44600多人到带方道行营，亦即加入苏定方所领一军，可见这场战事动员数目众多。如此说来，这次征讨高句丽，唐军人数超过20万众，但由于新罗配合不力，唐罗联军的数量与高句丽强盛时的30万军队数量相比并不占优势。

显庆五年，苏定方既已灭了百济，所以唐朝这次征伐高句丽在韩半岛南部有了根据地，于是，唐高宗南北夹攻高句丽的战略就形成了。新见《唐任雅相墓志》也能证明，这次征伐高句丽，唐朝采取的是南北夹击战略：“丸都之野，爰兴问罪之师；水之滨，式寄总戎之重”。“丸都”即丸都城，为高句丽迁都平壤前的都城，名字直接取自“丸都山”（今吉林集安市西北鸭绿江右岸之老岭支脉的小板石岭一带）。正如吴承志《唐贾眈记边州四夷道里考实》卷2所言：“丸都城在辽东之东千里，在西安平东北五百里，城濒鸭绿江，西有丸都山为之障”，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丸都之野，爰兴问罪之师”，与史载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在鸭绿江畔击溃高句丽数万大军的事实相符；而“水之滨，式寄总戎之重”，也与唐高宗拜任雅相为江道行军总管的事实相符。

唐朝军队“占领了可从海上得到供应的百济作为基地，便能迅速打击高丽的心脏地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如此一来，物资便可以从山东半岛由海路补给，不必非要通过寒冷的辽东了。从攻击态势来说，“由百济基地与辽东两方面配合，使高句丽陷于背腹受敌的局面”，这就是唐高宗南北夹攻高句丽战略构想的现代阐释。“（龙朔元年）秋，七月，甲戌，苏定方破高丽于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中国军事史：附卷历代战争年表（上）》一书，认可苏定方破高丽于江是“七月”的说法。有专家认为：“七月无甲戌，应为八月甲戌——十一日”，其说有理。此次进攻分为南北两路进攻。

南路进攻发生在龙朔元年八月，大唐远征军击破高句丽江防线后，“苏定方率领水军沿大同江逆流而上，直攻平壤”。其实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苏定方围攻平壤城，还有一个得力的帮手——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此前在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时，任雅相曾以副职身份与元帅苏定方一起冒雪击败西突厥军队。这次征讨高句丽，作为平壤道行军总管的苏定方仍是元帅，而作为江道行军总管的任雅相却挂兵部尚书衔，两人都是对高句丽的主战派，合作基础良好。鉴于“海军虽然在战略上和供应军需上担任重要角色，但要彻底击败敌人，还得靠马步兵合成的陆军”，因而，龙朔元年八月“苏定方破高丽于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应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苏定方在江击败高句丽军后让任雅相率唐军沿江逆流而上，进攻平壤城；二是擅长攻战的苏定方自己则弃船登岸，率军沿江北岸逆流而上进攻，先夺马邑山，因山为营，遂围平壤城。据新见《唐任雅相墓志》记载，在唐军的进攻下，平壤城“城危偃月”，即城墙已残缺不全，足以说明平壤攻坚战是何等的惨烈！

北路的进攻，也在龙朔元年九月得手。北路，主要是指辽东半岛地区（即中国东北大陆最南端伸入黄海与渤海之间的岬角地域）。在东北亚地域内，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共同构筑了一个特殊的山海半岛圈，而辽东半岛居其中央部位，属于最为敏感的中枢区域，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高句丽依托辽东半岛这一战略要地，构筑了针对辽西及中原方向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一防御体系的突出特点就是密集的山城，丸都城即为其一。前引《唐任雅相墓志》有“丸都之野，爰兴问罪之师”之语，说明大唐远征军曾对这些山城进行攻坚，以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领的大唐远征军进展较为顺利。《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载：

（龙朔元年九月）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

苏定方率领的南路唐军在龙朔元年八月就包围了平壤城，北路契苾何力率领的大唐远征军九月乘冰渡过鸭绿水而击溃高丽军，“斩首三万级”，本可长驱直入，配合南路大唐远征军一举攻克平壤城，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唐高宗却令契苾何力率领的大唐远征军班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此，唐史专家唐长孺分析道：

高宗初年方经营西突厥，高丽之事不能不姑且置之。及龙朔元年征高丽既围平壤而旋即班师者亦因西边之警报也。考围平壤在八月而十月即有铁勒之叛。征高丽之将领有萧嗣业、契苾何力，而征铁勒之仙萼道总管为嗣业，次年又命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则其撤兵与铁勒之叛有关。

笔者认为，唐长孺关于龙朔元年征高丽既围平壤而旋即班师“与铁勒之叛有关”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分析云：

时会铁勒九姓叛唐寇边，唐除命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进讨外，并即召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大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何力与嗣业因此奉诏班师。

由此可知，奉诏班师者除契苾何力率领的大唐远征军外，还有从扶余道所抽掉的萧嗣业率领的大唐远征军。契苾何力、萧嗣业等率领的大唐远征军奉诏班师，除与西北边疆铁勒之叛相关外，还应该因“辽东道远”而在九月以后进入冻期导致的“粮运艰阻”有关。

唐高宗因铁勒叛乱而诏契苾何力、萧嗣业等率领的北路大唐远征军精锐班师，南北夹攻高句丽战略的实施力度从而大打折扣。于是，“唐王朝陷入两面作战，原先的南北挟击态势未能最终实现”，终致苏定方此次东征高句丽失利。

四、大唐远征军遭遇饥寒交迫

（一）长达半年的冻期

陈寅恪说，中原王朝要“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最佳时间是冻期（农历八九月至次年二三月）结束至雨季（农历六七月间）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若从海上进攻高丽，中原王朝“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其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陈的结论，正好应验在苏定方身上。

龙朔元年九月，唐高宗诏夹攻高句丽的北路唐军契苾何力等班师时，自恃刚建立的百济基地的支援，曾经冒着大雪击败阿史那贺鲁的苏定方并没有同时收军。有学者认为，苏定方围攻平壤期间，在百济的中国军队被一次叛乱牵制住，不能参加进攻。此说并不完全正确。《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上》载：六月，入唐宿卫仁问、儒敦等至。告王：“皇帝已遣苏定方领水陆三十五道兵伐高句丽，遂命王举兵相应。虽在服，重违皇帝敕命。”秋七月十七日，新罗王金法敏以金庾信为大将军，仁问、真珠、钦突为大幢将军，天存、竹旨、天品为贵幢总管，品日、忠常、义服为上州总管，真钦、众臣、自简为下州总管，军官、薮世、高纯为南川州总管，述实、达官、文颖为首若州总管，文训、真纯为河西州总管，真福为誓幢总管，义光为郎幢总管，慰知为罽衿大监。于是金法敏率庾信、仁问、文训等发大兵向高句丽，“行次南传州，镇守刘仁愿以所领兵自泗泚泛船至鞋浦下陆，亦营于南传州”。八月，金法敏领诸将至始饴谷停留，闻知：“百济残贼据瓮山城，遮路不可前。”九月十九日，金法敏进次熊岘，为进攻瓮山城与诸总管大监开誓师大会。二十五日，金庾信进军围瓮山城。至二十七日，先烧大栅，斩杀数千人，敌人投降。新罗人只捉百济贼将而杀戮，而将其百姓放还。“论功赏赉将士，刘仁愿亦分绢有差。”于是飨士秣马，欲往会唐兵。由于唐使（十月）的到来，新罗王金法敏与唐将刘仁愿也就分别撤兵了。

苏定方围平壤城的龙朔元年八月至次年二月，正是陈寅恪所说的“冻期”。在这期间，唐高宗命新罗“举兵相应”，无非就是苏定方希望的“打通粮道”，以备不时之需。但新罗王金法敏与刘仁愿合兵对苏定方远征军的配合是有限的，随着他们的撤兵，新罗至平壤前线的粮道还是没有打通。在长达半年的冻期中，大唐远征军的粮草得不到及时供给，因而在饥寒交迫中士无战心，加之“高丽人善于利用坚守城池来抗拒外敌”，苏定方无功而返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十五军中的一路唐军，亦因饥寒交迫和将领怯懦而致败。《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载：“（龙朔二年二月）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蛇水，一说在今安东之浑江，一说在今朝鲜平壤市东的合掌江一带。笔者认为，当以后者为是。据此资料，似乎是庞孝泰主动寻求战机与高句丽在蛇水上大战的。事实果真如此吗？《新唐书》卷220《东夷列传·高丽》载：“（龙朔二年）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盖苏文攻之，举军没。”盖苏文之所以主动进攻庞孝泰并能打败他，是因为庞孝泰为“蛮酋凡品”，盖苏文“知其懦”的缘故！元帅苏定方所率领的大唐远征军尚粮草不继，沃沮道总管庞孝泰所率领的岭南兵缺粮也是可以理解的，加之岭南兵不习北方严寒气候，在饥寒交迫下，缺乏战心的庞孝泰军在盖苏文所率高丽兵的主动进攻下几乎全军覆没，自然不难理解。

（二）新罗粮草供应不及时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载：“是岁（龙朔元年），新罗王金春秋卒，其子法敏嗣立。”那么，金春秋是几月去世的呢？据《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下》载：“至六月，先王薨，送葬才讫，丧服未除，不能应赴，敕旨发兵北归。”对于六月金春秋去世，唐高宗并不知情，因而才有令新罗出兵配合苏定方征高句丽的敕书。

龙朔元年七月，丧服未除的新罗王金法敏就与大将军金庾信等率新罗士卒出兵，至九月始攻陷百济残贼据守的瓮山城。是年冬十月二十九日，新罗王金法敏“闻唐皇帝使者至，遂还京。唐使吊慰，兼敕祭前王，赠杂彩五百段。庾信等休兵待后命，含资道总管刘德敏至，传敕旨：输平壤军粮”。新罗王金法敏率军还京是要花一些时日的。按照其七月十七日出兵至九月二十三日攻陷瓮山城需两个多月的时间推测，其还京虽快，最少也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其到新罗京城的时间应在龙朔元年十二月，也就是说，“唐使吊慰，兼敕祭前王，赠杂彩五百段”是十二月在新罗京城发生的事。这样，至次年春正月，唐使臣代表唐高宗册命金法敏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在时间上就条理清晰了。大将军金庾信是随金法敏一起回京的。既然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传敕旨：输平壤军粮”是金法敏回京后“庾信等休兵待后命”发生的事，那么含资道总管刘德敏至新罗京城的时间应在龙朔元年十二月较为合理。因而，拜根兴认为，“《东史纲目》作者将刘德敏到新罗督输军粮时间系于十二月（朝鲜·安鼎福《东史纲目》卷第四上），尽管和《三国史记》卷六稍有差异，但还是合乎情理的”，此见解是正确的。

至龙朔元年十二月，熊津粮尽。若“先运熊津，恐违敕旨，若送平壤，即恐熊津绝粮”，金法敏与众臣僚商议后，“差遣老弱，运送熊津，强健精兵，拟向平壤”十二月十日，新罗王金法敏命刘总管与金庾信、金仁问、金良图等9位将军，以车2000余辆，载米4000石、租22000石赴平壤。天大寒，风雪封道，路滑难行，又虑丽人于大路拦截，新罗军将多走险道，舟车与驴马轮换运输，历尽磨难，终于在龙朔二年二月六日将军粮运到平壤城附近的杨隩，金庾信遣懂汉语的金仁问、金良图及其子金军胜等赴唐营馈送军粮。唐军“在平壤外围旷日持久，寒冬考验着参战的唐军将士；新罗的粮草支持因各种原因不能如期到达，唐军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曾指挥平壤攻坚战的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以其年十二月廿九日，薨于军所”，这对苏定方和大唐远征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为防打击唐军的士气，苏定方秘不发丧，对盟友新罗也守口如瓶。时天寒大雪不止，“唐军乏食窘迫”，苏定方于龙朔二年二月初得粮后，以“食尽兵疲，不能力战”为由，部署返唐事宜。黄约瑟对这场战事曾有一段分析，他说：

在长期战斗之后，唐军曾有大量牺牲，国家元气亦因此大损。加上唐军出师无名，成为唐高宗朝对外关系的一个大黑点。现存记录所见不多，很可能是日后武后掌权时刻意替丈夫修饰的结果。

黄约瑟的分析，不是没有可能。他关于“在长期战斗之后，唐军曾有大量牺牲”的观点是合理的，《三国史记·金仁问传》所谓大唐远征军围攻平壤期间“丽人固守，故不能克。士马多死伤，粮道不继”，即为明证。另有学者认为，这次出征由于老将李勣并未出马，各道总管即便英勇过人，但缺乏统一部署，虽将平壤围城，最终未能攻拔之。这是说，英勇的各道总管虽围平壤城而不能攻克的原因是“缺乏统一部署”。前文所引《三国史记》明言，入唐宿卫仁问、儒敦等至，告新罗王曰：“皇帝已遣苏定方领水陆三十五道兵伐高句丽，遂命王举兵相应”，这说明此次唐朝领兵的统帅是苏定方，因而“缺乏统一部署”之说难以成立。

综上所述，在取得百济作为南线军事基地后，苏定方于龙朔元年奉唐高宗之命率三十五军与新罗联合南北夹攻高句丽，虽围其都城平壤达半年之久，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究其失利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唐百济留守军处境艰难，对苏定方之大唐远征军配合不力；第二，高句丽王廷上下一心，全力抵抗大唐远征军，苏定方无机可乘；第三，国内铁勒叛乱的突发事件，打乱了唐高宗南北夹击高句丽战略的顺利实施；第四，进入夏历十二月后，非常寒冷的气候和缺衣少粮的恶劣处境，导致大唐远征军最终失利。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拜根兴教授提供了重要资料且提出了宝贵意见，特致谢意！

部分参考文献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99-108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