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介绍，军垦农场由军队干部领导，知青们虽不穿军装，却享有与军人相似的待遇，例如上下班有军车接送，站岗时甚至配备枪支。不过，具体劳动地点当时并未明确，只知道是在苏北地区。
[讲述人：宋桂娥]
还记得1971年1月，我刚高中毕业，居委会便向我们青年通告了前往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决定。
根据介绍，军垦农场由军队干部领导，知青们虽不穿军装，却享有与军人相似的待遇，例如上下班有军车接送，站岗时甚至配备枪支。不过，具体劳动地点当时并未明确，只知道是在苏北地区。
后来我们才得知，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位于江苏省滨海县境内的滨淮农场，地处黄海之滨。
我们这群初、高中毕业生中，年龄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也不过19岁。一听说要去江北接受再教育，大家心中难免忐忑不安。
这种不安源于几个原因：首先，我们必须远离熟悉的家乡，前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其次，在我们的认知中，江北地区贫穷落后，土地盐碱化严重，庄稼难以生长，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疑虑。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心情也始终七上八下。
大约在4月初，插队兵团的名单公布了。我们长泾镇共有9人入选，我也在其中。“喜报”送到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都愁眉不展。毕竟，我们都还年少，稚嫩的脸庞上仍带着未褪的稚气。
4月5日，公社革委会在原粮站的大码头上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乘船前往江阴集中，并于6日清晨登上开往苏北滨海的铁驳船。
沿河两岸，父母送别儿女，兄弟姐妹互道珍重，同学之间依依惜别，安慰声、叮咛声、喇叭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既热闹又透着几分凄凉。
那艘运载知青的铁驳船，宛如如今长江中穿梭的运沙巨轮，只是少了些现代的奢华。船尾孤零零地矗立着一间简陋的掌舵室，船沿被粗糙的木板严严实实地封住。
而舱底，则是我们这群知青临时的栖身之地，既没有舒适的凳子，也没有平整的木板，更别提柔软的席子了。我们只能席地而坐，席地而卧。
一路上，铁驳船载着我们穿越长江，驶入运河，经过靖江、泰兴、东台、盐城、阜宁，最终抵达滨海县的通榆桥。在船舱底部，我们整整度过了两天两夜，只能听见水声，却无法目睹沿途的风景。
上岸时，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晕头转向地拖着行李，本以为已经到了目的地，却被告知行程尚未结束。随着天色渐渐暗去，眼前荒凉的景象让人心中不禁生出恐惧，许多人忍不住哭泣，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随后，农场用拖拉机拖着一节无篷车厢，将我们送往连队。由于车厢没有顶篷，不少人晕车，吐得一塌糊涂。那天是4月8日，我们在黑暗中前行，心中五味杂陈，对即将面对的生活环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幸运的是，作为第二批前往江阴插场的知青，我们得以见证来自无锡、扬州、徐州、连云港等地的知青在兵团农场辛勤耕耘多年的艰辛历程。
他们曾经面对的挑战，显然比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更为严峻。抵达农场后，老知青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有的帮忙搬运行李，有的协助安排住宿，还有的给予我们安慰，这让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自那时起，我们的兵团生活正式拉开了序幕。
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是我们进入兵团后面临的首要挑战。“吃喝拉撒”是动物生存的基本需求，人也不例外。
初到农场，我们就遇到了上厕所的难题。在家里，我们习惯了使用马桶，并且无需走出家门。然而，在连队，三四百号人却只有一个位于进连队路口的厕所，不仅距离宿舍很远，而且只有一个坑位，里面脏乱不堪，几乎无处下脚。
当时，农场尚未通电，厕所内也没有照明设备。无论是风雨交加的夜晚，还是酷暑严寒的日子里，这里都是我们解决生理需求的唯一去处。当地的老农工通常在房前屋后挖个坑，搭上一捆棉秆或芦柴便解决了问题。但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小姑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困扰。
因此，初来乍到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向连队干部请求提供马桶，但不仅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在大会上遭到指责，被扣上“小资思想”的帽子，需要接受深刻的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适应了环境，这件事也慢慢被淡忘了。晚上如厕时，我们要么用洗脚盆解决，要么结伴而行。两年后，宿舍北侧扩建了一个稍大的厕所，这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
另一个显著的困难便是“吃”的问题。在家乡，我们的主食是大米和面粉，偶尔搭配一些山芋、南瓜等粗粮。兵团领导对我们颇为照顾，特意连续三天为我们准备了米饭，尽管是用红釉米煮的，口感并不理想。即便如此，这种米饭老知青们也很难吃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米饭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麦惨子做的饭。所谓大麦惨子，是指大麦去壳后碾压成的小颗粒，煮成的饭呈棕黑色，缺乏黏性，颗粒分明，难以吞咽。
连队纪律严格，不准浪费粮食，一旦被发现便会遭到批斗。因此，我们只能一小口饭、一口菜汤地艰难进食。如果是惨子粥，情况会好些，不用筷子，直接吸进嘴里滑进肚里。
几个月后，小麦收割，惨子饭换成了大馒头。然而，那年麦收季节阴雨连绵，麦子在麦穗上就发了芽，我们吃的是发了芽的面粉。后来，秋天玉米成熟，玉米粉成了我们的主要粮食。
在兵团农场的盐碱地上，水稻种植受到限制，导致粮食以粗粮为主，荤菜稀少。过去，冬季主要依赖大白菜，夏季则以冬瓜为主，其他副食品非常有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大幅提高了冬春蔬菜的自给率，使得职工群众的餐桌日益丰富，知青们的饮食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鸡蛋大小的红萝卜成了我们当时最“珍贵”的水果，在农场的整整12年里，我们没有见过西瓜、苹果等。一年多后，我们才真正吃上了大米白饭。
生活中最考验人的事情之一便是洗澡。当时，兵团尚未建有浴室，夏季里，我们只能依靠一盆热腾腾的盐碱水勉强应付，所谓的洗澡不过是简单地擦拭身体。
到了冬天，即使只是擦洗身体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众所周知，滨海位于江苏省的最北端，而兵团农场以东十几公里便是黄海。冬春季节漫长，气温极低，且常常伴随着凛冽的西北风，风和日丽的天气十分罕见。
对于江南知青来说，几个月不洗澡简直难以想象。通常，我们会选择一个风小且有阳光的休息日，从食堂打来一盆热水，然后蜷缩着身体蹲在盆里，迅速地擦拭全身。
寒冷的天气让人牙齿直打颤，不到十分钟，洗澡就草草结束。就这样，我们一年又一年地熬着，直到回城的那一天。
在兵团，缺医少药也是让我们非常困扰的问题。整个农场东西绵延几十公里，却只有一个直属医院，医疗条件差，医生也十分匮乏。各营虽然设有卫生所，连队也配有医务室，但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没有医学知识的知青，只是在后来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医疗经验。他们的主要工作仅限于处理伤口和分发一些常用的感冒药。
经过几年的锻炼，一些胆大且肯钻研的卫生员也能为腿痛、脚痛的病人进行针灸治疗。
那时，人们的健康意识普遍淡薄，生病时大多只是去医务室拿点药，或者干脆硬扛。在某年春夏之交，农场爆发了疟疾，人们常称之为“打摆子”或“三日疟”，而卫生员能提供的，只有寥寥几颗奎宁丸以解燃眉之急。
有一年，农场爆发了疥疮疫情。这种病虽然不会致命，但患处奇痒难耐，尤其是双手。据说使用硫黄粉可以治疗，当时我已是一名学校老师，大家听说学校可能有硫黄粉，便纷纷来找我求助。
我尽力为大家排忧解难，但硫黄粉是否真的有效，其实谁也不清楚。不过，保持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确实是预防疥疮的有效方法。
农场以团为单位，下设营、连、排、班，营级以上的干部都是部队的现役军人。在那个时期，我们长泾同祝塘、西石桥及县城的一部分人被分配到九团三营十一连，每月15元的工资是我们的全部收入，这在当时相当于农场工人的平均收入水平。
农场土地辽阔，每个连队拥有千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盐碱地。清晨，地表常常泛起一片白茫茫的盐霜，只能种植大豆、棉花和小麦，但收成很低。后来，知青们来到农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上级决定让二营、三营将旱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并引洪泽湖的水来冲洗土地。
种植水稻首先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平整土地。农场地广人稀，农田以100米宽、2000米长为条田，每条田边都种有五六米宽的防风林。
为了实现机械化作业，必须对农田进行平整。二是准备充足的水稻秧田基肥。平整土地时，需要将高处的土搬运到低处，将牛塘、牛圈、场头的肥料运到田间，记工员通过发放牌子来记录搬运次数。
准备稻秧基肥的唯一方法是割秧草，将其踩入水田的泥土中，使其腐烂成肥。春天的田野上，知青们肩扛巨大的箩筐，三两成群地散布在田埂间。
每筐青草重达数十斤，他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直至腰酸背痛，双腿发软。那时候的劳动强度之大、食物之匮乏，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为了填饱肚子，许多知青摘下香甜的槐树花，在水中焯一下，掺些面粉烙成小饼充饥。
三夏大忙是一年中最艰苦、最劳累且时间最长的农忙季节。
回想起三夏大忙，至今仍心有余悸。插秧通常要持续四十天左右，每人每天至少要完成一亩地的工作量，包括拔秧、运秧、拉线、插秧。
任务以班为单位分配，不管知青的能力大小、是否有病，任务总是实打实地分配。对于患病的知青，同班的战友们总是主动分担其任务。因此，即便身体不适，大家也不敢轻易休息，生怕给同伴增添额外的负担。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带着饭盒摸黑下田拔秧，力争在早饭前完成当天大部分任务，剩下的就让身体不太好的战友留在田里继续做，顺便看好拔好的秧苗不被其他班的人偷去。早饭后，大部分知青将秧把运往几里路外的大田里。
运秧把对女知青们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由于力气有限，她们每次只能挑起少量秧苗，加之田埂湿滑，稍有不慎，便会连人带秧担滑入水田或水沟，狼狈不堪。好不容易将秧把运到田里，又得立刻开始插秧，片刻不得停歇。
中午时分，饭菜被送到田头，我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只能趴在田埂上稍作休息。饭后，我们又立刻投入劳作，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能收工。记得三夏大忙时，我的双手从手心到手腕，所有掌纹处都裂开了，血肉模糊。连队领导看不下去，便将我调到了棉花田里劳动。
然而，棉花田的工作同样不轻松。6月份正值棉田治虫的关键时期，治虫时间需选在晴天的上午露水干后，大约从九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烈日当空。
我们身着长裤长袖衫，背着药桶钻进一人高的棉田里喷洒农药，不一会儿，汗水和着药水，浑身便湿透了。时间一长，农药吸进口腔，粘在皮肤上，引起中毒反应。即便如此，知青们依然坚持着。
三夏大忙结束后，时间进入夏天，我们的主要工作转为田间管理，并赶在秋收前收割排水沟渠上的芦苇、茅草等。这些芦柴一方面用于编织芦席、箩筐等农具，另一方面也为秋收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我们每天要么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要么钻进茂密的沟渠中割草。
秋天悄然而至，这是一个充满收获与喜悦的季节。望着亲手栽种的水稻在微风中摇曳生姿，金光闪烁，棉田如碧波荡漾，花蕾竞相绽放，心中不禁涌起由衷的喜悦与激动。秋收的序幕已然拉开，由于大型收割机无法进入水稻田，连队近千亩的稻田只能依靠人工收割。
割稻的方式与我们江南农村不同，并非六棵一把，整齐排列在田间，而是像割麦子一样，一抱一大捆，割下后立即捆好，稻穗向上竖立在田间。若遇下雨天，则需先将捆好的稻把搬到田埂上堆放，待全部收割完毕，再将稻捆运往打谷场。
稻把运往打谷场的场景，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收画卷：牛车满载，车夫高声吆喝，长鞭一挥，自豪地驰骋在大道上；知青们肩挑稻把，迎着晨曦，披着余晖，步伐坚定地行走在笔直的田埂上，展现出新一代年轻农民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打谷场上日夜不停地进行着脱粒、扬谷、上囤等作业，热闹非凡，处处留下了知识青年在农场奋斗的身影。
稻子收割进仓的工作接近尾声，棉花也竞相绽放，摘棉花随即成为工作的重心。第一批棉花堪称棉花中的精品，大多数是一级棉，主要用于国防。雪白雪白的棉花铺在苇席上晾晒，在阳光的照耀下，一排排白得耀眼夺目。
摘棉花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冬天，直到棉桃全部摘完为止。而用于人们织布、做被子的棉花则是最低等级的。收完棉花后，拔除棉花秆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戴着手套、顶着寒风，一天下来，手心常常磨出水泡。
冬日的农场，小风终日呼啸，大风更是频繁来袭，海风如刀割般凛冽。人们蜷缩在屋内，时刻担忧屋顶会被狂风掀翻，气温也骤降至零下十几度。
记得有一次，我刚洗完头发，连队吹哨集合开会，我站在风口处，头发上的水瞬间结成了冰碴，用木梳一梳，冰屑便簌簌掉落。
按理说，冬季本应是相对闲暇的季节，但兵团一年四季都不得空闲。冬季的活计包括开河挖塘、收割芦柴、编织芦席等等，无一不艰苦繁重。就拿正常的挖河修渠来说，任务是修整连队的排水渠，虽然劳累，但还算有规律且安定。
每天，男知青需完成四、五公尺的挖掘量，女知青则是三、四公尺。天寒地冻中，冻土层厚达半尺有余，挖掘前必须先撬开这层坚硬的冻土。随着挖掘的深入，沟壑逐渐加深，直至超过人头高度，沟底的泥土需要奋力甩过头顶才能铲出。一天劳作下来，手臂酸痛，几乎难以抬起。
最令我难忘的是北干渠的水利大会战。北干渠是农场职工于1971年开凿的一条重要送水道，全长23公里，并建有北干闸，成功引入了中山河水作为灌溉水源。
这一工程不仅为农场的旱地改水田奠定了坚实基础，还在提高农作物产量、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其他地区的北干渠项目所展现出的积极成效。北干渠会战正值隆冬时节，当时全团2000多名知青几乎全员参与。
当时，我所在的连队距离北干渠会战地点有三四十公里，吃住只能在工地上解决。我们居住的是部队废弃的马厩，后勤农工在围栏的长轴中间竖起几根竹桩作为支柱，横轴则用毛竹横架在围栏上，固定在竹桩上，再铺上芦席，堆上稻草，最后用绳子捆扎牢固，一个简易的工棚就这样搭建完成了。
围栏中间用芦席隔成两间，分别作为男女知青的宿舍。尽管名为宿舍，但并没有床铺，只是在地上铺满厚厚的稻草，知青们的铺盖依次铺在上面，形成了一个供几十人使用的大通铺。
进出宿舍时无法直立行走，即便弯腰进出也十分困难。门口只有一米多高，用草帘一挡便成了门，因此大家只能爬进爬出。每逢下雨或下雪，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
而解决全连一百多号人吃饭的食堂，仅仅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主要用来堆放粮食、蔬菜和炊事工具。
于是，大家在沟坡上挖出一个坑，架上锅，三个坑、三口锅便构成了食堂的全部。炊事员露天做饭，大家也露天吃饭，在夹杂着灰沙的寒风中，在雨雪交加的环境下，一个女知青一顿饭就能吃掉一斤米饭，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强度有多大。
大规模的会战场面热闹非凡，23公里的工地上红旗飘扬，喇叭里不时传出捷报，激励着参与会战的每一位战士。女知青每天需挖土8立方米，男知青则需完成12立方米，并将土抬至田埂上。若白天无法完成，便挑灯夜战。没有照明时，大家便找来破旧的手套和衣服，浇上柴油点燃照明。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别说洗澡，就连好好洗脸和洗头都成了奢望。等回到连队时，我的两条长辫子已经无法疏通，只能忍痛剪掉。
冬季，割芦苇成为主要劳作之一。芦苇滩上的芦苇又粗又高又硬，质地如同小竹子，是编制芦席、箩筐以及盖房子的优质材料。收割时主要使用镰刀，但割芦苇的难度远高于割稻子。
冬日的芦苇滩并非干燥的，积水与薄冰随处可见。当时我们穿着布鞋，进滩不久便全部湿透，双脚只能浸泡在冰冷刺骨的水中。割芦苇后留下的尖锐桩子，一不小心踩上去，鞋底就会被戳穿，脚也会被划破。在割芦苇的过程中，手脚被镰刀和芦桩割伤是常有的事，久而久之，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了。
我们从未用言语表达过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也未曾说过对那个地方的眷恋，但农场却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中，因为我们的青春岁月早已深深扎根在那片土地上。
作为知青，我们在农场创办广播节目、墙报和夜校，工作之余还排练各种文娱节目。连队开办了小学，营里设立了初中，团里更是组建了高中，而教师大多由我们知青担任。
知青的到来，为农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彻底改变了连队脏、乱、差的旧貌。我们积极倡导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连队新建了厕所，房前铺设了砖道，还开辟了篮球场，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兵团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收获了坚强的意志、成熟的思维和奋斗的精神，还收获了真诚的友谊和幸福的爱情。
作为知青中的幸运儿，我于1974年10月被农场选派至南京师范大学深造。三年后，即1977年2月，我回到农场，担任农场中学的教师。
由于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无法随知青返城，只能继续留在当地任教。1983年，我调回江阴，仍从事教学工作。那一年，我32岁，孩子5岁，生活幸福美满。
时光荏苒，四十年如白驹过隙。虽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长河中仅持续了25年，但它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知青到教师，从青年到老年，我经历了人生的蜕变，青丝已成稀疏白发。回首往事，那段岁月依旧历历在目，我始终无法忘怀我的第二故乡——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滨淮农场。
来源：鸣金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