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作为传诵千古的古文经典，对后世广泛流传的“双忠”故事产生重要影响。睢阳保卫战后，复杂的朝廷人事矛盾制约了南霁云英勇事迹的传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首次大力表彰南霁云“断指乞师”的悲壮，直指忠臣在官场倾轧中的屈抑之痛，在后世赢得广泛共鸣。韩愈
作
者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古文与唐宋诗歌。
摘要：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作为传诵千古的古文经典，对后世广泛流传的“双忠”故事产生重要影响。睢阳保卫战后，复杂的朝廷人事矛盾制约了南霁云英勇事迹的传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首次大力表彰南霁云“断指乞师”的悲壮，直指忠臣在官场倾轧中的屈抑之痛，在后世赢得广泛共鸣。韩愈以道德主义的原则为张巡、许远辩诬，着力呈现忠臣面对道德困境的无奈与不得已，对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双忠”故事“杀妾烹僮”核心情节的书写，产生重要影响。《张中丞传后叙》对后世“双忠”故事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古文经典进入民间的独特历程，显示了雅俗互动的复杂轨迹。
关键词：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双忠；南霁云
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是传诵千古的古文经典，此文对张巡、许远忠义抗敌的褒扬，在后世影响深远。宋代以下，“双忠”事迹广为传播。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多有“双忠”题材的作品。仔细梳理各类“双忠”故事，可以发现，虽情节取材多有不同，但南霁云“断指乞师”与张巡、许远绝粮时“杀妾烹僮”似乎是所有编写者都不会舍弃的情节。这两者可谓“双忠”故事的核心要素，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对这两个重要情节及其表现方式的确立，发挥了重要影响，观察这一影响的形成，对于理解古文经典如何进入民间、雅俗文化如何互动，颇有启发意义。
一、《张中丞传后叙》首揭南霁云“断指乞师”之用心
韩愈创作《张中丞传后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翰所撰《张巡传》“不载雷万春事首尾”。这里的“雷万春”，不少注家认为是“南霁云”之误。文中浓墨重彩地记叙了南霁云如何向贺兰进明乞师：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州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笴。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
这个“断指乞师”的悲壮故事，韩愈祭祀睢阳双庙时不断听当地老人说起。可见，这个故事在汴、徐之地流传很广。韩愈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799），先后入董晋、张建封幕府，任汴州观察推官、徐州节度推官。祭祀睢阳双庙当在此际。此时上距睢阳保卫战已逾四十年，战争的故事犹有大量流传，那么，在睢阳保卫战刚刚结束时，这类故事应当是播在人口。李翰于上元二年（761）创作《张巡传》，此时战争刚刚结束数年，他应当十分熟知南霁云抗敌之英勇，但在创作《张巡传》时，却忽略其事迹，更没有提到其向贺兰进明乞师的痛苦遭遇。从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的感叹来看，他对李翰忽略南霁云极感不满。李翰所做《张巡传》今已不传，但北宋欧阳修曾寓目，他特别提到“翰之所书，诚为太繁，然广记备言，所以备史官之采也”（《唐张中丞传》）。可见，李翰《张巡传》内容颇为详细，但竟然不载南霁云乞师这样的英勇壮举，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回避呢？
睢阳保卫战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周围的将帅官员拥兵观望，不愿出手支援。张、许二人孤军奋战，终致寡不敌众。这一点在当时深为有识之士痛惜。高适乾元元年（758）在睢阳致祭张巡、许远，即感叹二人抗敌“十城观望，百里不救”（《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李翰在《进张巡中丞传表》中，特别提到：“群师迁延而不进。列郡望风而出奔。而巡独守孤城，不为之却。”韦应物于建中三年（781）创作《睢阳感怀》：
豺虎犯天纲，升平无内备。长驱阴山卒，略践三河地。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重围虽可越，藩翰谅难弃。饥喉待危巢，悬命中路坠。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空城唯白骨，同往无贱贵。哀哉岂独今，千载当歔欷。
诗中感叹张巡乞求救援所遭遇的冷漠：“穷年方绝输，邻援皆携贰。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可见，张巡求援不得的悲剧为时人所同知而共叹。南霁云向贺兰进明乞师不得，是“使者哭其庭，救兵终不至”极惨痛的例子。这个在睢阳一带广为流传的故事，李翰应该不会完全没有耳闻。
李翰在《张巡传》对南霁云事迹的忽略，如果和睢阳南霁云庙久久未能立碑的遭遇联系起来看，更可以透露一些别样的消息。唐肃宗在睢阳保卫战刚刚结束的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即褒赠张巡等人，并命令在睢阳为张巡、许远、南霁云三人立庙。《新唐书》张巡本传记载：“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玫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朝廷在战争之后，对南霁云的忠勇表达了充分的褒扬之意，然而睢阳南霁云庙很长时间未能立碑，直到近五十年之后的元和初年，南霁云之子南承嗣才恳请柳宗元撰写碑文。南承嗣贞元末任涪州刺史，元和元年（806）刘辟叛乱，因守备不利贬永州，元和四年（809）量移澧州。元和二年到四年（807—809）之间，南承嗣身在永州，请当时贬谪永州的柳宗元为其父创作碑文。柳宗元应其请创作了《南霁云睢阳庙碑》，在文中提到南承嗣很为先人庙宇久未立碑而焦虑，担心先人事迹淹没无闻：“惧祠宇久远，德音不形。”的确，此时上距朝廷下诏为南霁云立庙祭祀，已近半个世纪，南承嗣的担心不无道理。
一方面是睢阳南霁云庙立碑之事不受重视，一方面是李翰《张巡传》不载南霁云事“首尾”，这两个现象的某种巧合，不能不令人怀疑，在睢阳保卫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霁云的事迹很可能被有意淡化、甚至回避，而其中的原因，极有可能与其“断指乞师”故事的反面主角贺兰进明有关。
睢阳保卫战中所有观望不肯施救的将帅官员，在战后都不会积极推动对张、许等人的褒扬，当时朝廷上出现的对张、许各种诋毁，很可能出自这类人。贺兰进明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主角。他面对睢阳之困拒不施以援手，虽然令人不齿，但在肃宗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朝臣对他的态度颇为微妙。贺兰进明作为“浊流”士大夫的代表，通过谗害房琯取得了肃宗的信任。他没有因为睢阳保卫战拒绝施救而受到任何责罚。这样的人活跃在朝廷，如何褒扬睢阳英烈，就是个棘手的问题。陈冠明认为李翰《张中丞传》创作于至德二载（757），而王杰认为当作于上元二年（761）。王说似更为近是。贺兰进明于乾元二年（759）被贬为溱州司马，政治上彻底失势。李翰大力表彰张巡的《张中丞传》当更有可能创作于贺兰进明失势之后。
贺兰进明既已失势，李翰为何仍然要回避南霁云事迹？这很可能与房琯有关。房琯为清流士大夫之代表。贺兰进明谗害房琯，房琯与其矛盾颇深。《资治通鉴》记载：“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房琯让许叔冀牵制贺兰进明，致使贺兰进明担心自己倘若出兵救援，恐为许叔冀所偷袭。房琯对贺兰进明不肯发兵援救睢阳，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同为清流士人的李翰于下笔之际恐要为其回护。李翰之父李华与房琯关系甚笃。李华做《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表达了对房琯的高度景仰之情，亦为其“公受挫抑，邦人悽悽”的坎坷遭遇而感叹。李翰大力表彰张巡功绩，但南霁云的事迹则涉及贺兰进明与房琯的矛盾，倘若大书特书，房琯在其间的形象无疑是十分尴尬的。肃宗朝大力褒扬睢阳忠臣事迹的朝臣，几乎都是清流一派，与房琯的趣尚多有一致。南霁云的英雄事迹得不到充分的缅怀记录，与当时朝廷复杂的人事矛盾不无关系。
韩愈于元和二年（807）创作《张中丞传后叙》，明确将南霁云“断指乞师”的悲壮故事记录下来，对贺兰进明拒不施援，甚至利诱南霁云留为己用备叙无遗，直书南霁云“吾归破贼，必灭贺兰”之语。这些笔墨，放在睢阳保卫战结束五十年来各种复杂的态度与争论中，是如此振聋发聩。
二、“断指乞师”故事获得广泛共鸣
南霁云“断指乞师”的悲壮，直指忠臣在官场倾轧中的屈抑之痛。忠臣在激烈的斗争中，所面对的不只是抗敌的残酷，更有来自官场倾轧掣肘的屈抑与无奈。在韩愈之前，李翰对睢阳忠臣的表彰，揭示的是其抗敌的英勇，南霁云悲壮遭遇被有意隐去。韩愈第一次直书“断指乞师”，略无回护与躲闪，如此悲壮沉郁，令睢阳功臣的痛苦有了全新的表现。清人焦循感慨：“韩昌黎之于南霁云、何蕃，李习之之于高愍女，柳柳州之于段太尉，杜牧之之于燕将谭忠，孙可之之于何易于，采入史传，顿生光采。”韩愈对南霁云事迹的记叙之所以精彩，不仅仅在于其生动的笔墨，更在于将睢阳忠臣在官场中的无奈揭示无遗。
自从《张中丞传后叙》问世，南霁云“断指乞师”就成为睢阳功臣事迹永远不能被忽视的核心情节。这个情节所揭露的官场倾轧、忠臣屈抑，获得了无数共鸣。《旧唐书·张巡传》仅千余字，但详细记述此事，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所记载的“断指”，变成了“啮指”：
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初围城之日，城中数万口，今妇人老幼，相食殆尽，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今见存之数，不过数千，城中之人，分当饵贼。但睢阳既拔，即及临淮，皮毛相依，理须援助。霁云所以冒贼锋刃，匍匐乞师，谓大夫深念危亡，言发响应，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啮一指，留于大夫，示之以信，归报本州。”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旧唐书》对于房琯在睢阳之战中的责任，也有非常直接的记述：
初，贺兰进明与房琯素不相叶。及琯为宰相，进明时为御史大夫。琯奏用进明为彭城太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复用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进明。虢王巨受代之时，尽将部曲而行，所留者拣退羸兵数千人、劣马数百匹，不堪扞贼。叔冀恃部下精锐，又名位等于进明，自谓匹敌，不受进明节制。故南霁云之乞师，进明不敢分兵，惧叔冀见袭。两相观望，坐视危亡，致河南郡邑为墟，由执政之乖经制也。
宋初士人孙甫所著《唐史论断》（卷中），对房琯“挟怨用人，致睢阳陷没”严词讥斥：
“琯或虑其难制，必用大将以分其权，则当择贤才任之，使共力国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险人为都将，复重其官，与节帅等？是正使各尚气势不相下尔，岂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进明虽好进，于巡、远功名不无嫉意，当南霁云求救，忠义愤发，言词哀切，足以感激于人，稍异木石者必动心。进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义者，安得绝无救意？岂非有恨而然耶？……则房琯挟怨用人，致睢阳陷没，颇为得实。嗟夫！琯以时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辅大业，已负肃宗倚任之意；又挟怨用人，致败国事，则琯之流落以没，非不幸也。后之为相者戒之。”（《贼陷睢阳害张巡》）
可见，伴随着南霁云乞师遭遇的流传，大量的反思指向了官场不公，忠臣屈抑。《新唐书·张巡传》增至四千余字，对南霁云断指为信，抽矢射佛寺浮图等的记载基本沿袭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并直接点明房琯与贺兰进明的矛盾：
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代巨节度，屯临淮，许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观望莫肯救。巡使霁云如叔冀请师，不应，遗布数千端。霁云嫚骂马上，请决死斗，叔冀不敢应。巡复遣如临淮告急，引精骑三十冒围出，贼万众遮之，霁云左右射，皆披靡。既见进明，进明曰：“睢阳存亡已决，兵出何益？”霁云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请以死谢大夫。”叔冀者，进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牵制进明，亦兼御史大夫，势相埒而兵精。进明惧师出且见袭，又忌巡声威，恐成功，初无出师意。又爱霁云壮士，欲留之。为大飨，乐作，霁云泣曰：“昨出睢阳时，将士不粒食已弥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广设声乐，义不忍独享，虽食，弗下咽。今主将之命不达，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归报中丞也。”因拔佩刀断指，一座大惊，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图，矢著砖，曰：“吾破贼还，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资治通鉴》亦有同样的笔墨：
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云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睢阳功臣之败，房琯有重要责任，这样的看法在宋人中颇为流行。张唐英《房琯论》云：“议者谓贺兰进明不出兵以救睢阳，致贼将尹子奇攻陷其城，执杀张巡、姚誾、南霁云、许远，皆进明所致也。今观其本末，则非进明之罪，乃房琯之罪也。”苏轼在《答李方叔书》中说：“录示孙之翰《唐论》。仆不识之翰，今见此书，凛然得其为人。至论褚遂良不谮刘洎，太子瑛之废缘张说，张巡之败缘房琯，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皆《旧史》所不及。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可见，苏轼很赞同“张巡之败缘房琯”之论。
睢阳忠臣因官场倾轧而在抗敌中战败身没，宋人对其如此遭际充满慨叹。王安石《双庙》有句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志士千年泪，泠然落奠觞。”胡仔认为此诗：“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盖巡、远守睢阳，当是时安庆绪遣突厥劲骑攻之，日以危困，所谓‘北风吹树急’也。是时，肃宗在灵武，号令不行于江淮，诸将观望，莫肯救之，所谓‘西日照窗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题蜀相庙诗云：‘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亦自别托意在其中矣。”
南宋初徐俯《题双庙》，吟咏张、许事迹更加沉郁，其诗云：“向使不死贼，未必世能容。”楼钥评此诗：“不惟自巡、远以来未有此论，盖隐寄永乐之痛。”在楼钥看来，徐俯为巡、远所抒发的感愤，寄寓了对其父徐禧在永乐城抗击西夏却饱受物议的慨叹。
《张中丞传后叙》对南霁云“断指乞师”的备叙无遗，书写了“双忠”故事的悲壮旋律，表现了英雄身陷官场倾轧中的屈抑与无助。这一段南霁云事迹，成为后世任何一种“双忠”故事的版本都不曾忽略的内容。明清戏曲小说多有“双忠”题材的创作。明代姚茂良《双忠记》是戏曲表现“双忠”故事的代表作，其第二十一出“借兵”，表现南霁云断指乞师故事，首先提到南霁云先向许叔冀求救兵未果，再向贺兰进明乞师，将其中复杂的官场矛盾直接交代出来。小说作品中更是大量叙写此事，如明代署名罗本所编《隋唐两朝史传》，小说第107回通过贺兰进明的一段话，将其不愿施援的内心算计刻画无遗：
（贺兰进明）听知巡守睢阳，谓侍人李侃曰：“张巡、许远协守睢阳，人马希少，今差南霁云到临淮许叔冀借兵救应，叔冀不许，赠布千匹，霁云骂而不受，想必来此要兵。闻知此人勇壮，意欲留他助我，不知它意如何？想在军中日久，情况不堪，一面办下筵席，唤下乐□，来时佯许借兵，张乐侑食，尽欢极饮中间，把甜言诱他，必归吾矣。”李侃曰：“此计甚妙。”
至于写南霁云怒斥贺兰进明，其下笔更为激烈：
霁云听言，忿然大怒，即拔刀自斩一指以啖于口食之，叹曰：“胡儿不足与谋大事，去矣，痛可惜哉，待吾剿灭群寇之后，誓杀此贼以报今日之恨。”于是拽满雕弓，乃射一箭于塔上以示必来，遂自忿然上马而去。
明代托名钟惺所编《混唐后传》第31回“安禄山屠肠殒命，南霁云啮指乞师”：
霁云哭道：“仆来时，睢阳城中，已不食月余矣，今欲独食，安能下咽？大夫坐拥强兵，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道：“仆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主将，与同死耳。”座客皆为泣下。进明决意不救，度霁云不可留，竟谢遣之。
随着南霁云乞师故事的广泛流传，贺兰进明的形象变得十分丑恶。清褚人获《隋唐演义》第94回云：“至今张睢阳庙中，铜铸一贺兰进明之像，裸体绑缚跪于阶下，任人敲打来泄此恨。”还有更为丑恶的传闻：“贺兰进明好食狗粪”（清·丁克柔《柳弧》卷四“异嗜”条）。清夏敬渠《野叟曝言》第74回（“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中，讲到搬演以贺兰进明为主角的戏文，充满恶秽之状：
场上闹起锣鼓，演到贺兰进明一回。第一出《饲狗》是贺兰进明吩咐军士衙役，购获各种肥狗，喂养走跳。第二出《尝粪》是各军役牵狗齐集一处，有一狗要屙，贺兰进明即爬向狗屁股边，将口接受，细细嚼咽，逐个尝去。吃不尽的，都把碗碟收好，说那一种狗的粪是怎味，这一种狗的粪又是怎味；酸咸苦辣，逐种评品，孰高孰下，津津不倦……第三出《被箭》是睢阳被围，南霁云来求救兵，贺兰正在吃粪，吩咐军士回绝没工夫发兵。霁云在城下痛骂，吃狗粪腌臜奴才。贺兰大怒，上城回骂。不防霁云一箭射来正中咽喉，把刚下喉的狗粪射得直溅出来，登时身死。第四出《冥断》是阎王拘了贺兰鬼魂去，审勘明白，定以世世发在山东、河南苦恶地方做猪，罚他千万年去吃那人粪狗屎，临了再受那一刀之罪。
如此恶秽的形象，倘与唐代诗论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称赞的那位诗人贺兰进明相对照，真令人不胜唏嘘。殷璠称贺兰进明：“员外好古博雅，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家，颇究天人之际。”贺兰进明的形象由高人雅士，跌落到民间传说中如此丑秽之状，显然和南霁云断指乞师故事日益广泛深入的影响大有关系。《张中丞传后叙》让南霁云英名不朽，也让贺兰进明逐渐变成遗臭后世的形象。
三、“杀妾烹僮”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为张、许辩诬的方式
“双忠”故事的又一核心情节，是张、许守城时，因力尽粮绝，不得已张巡杀其妾、许远杀其僮以飨军士。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都详细刻画这一情节，并且将其视为充满不忍与无奈，但又不得不为的忠义之举。如此刻画的取向，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的影响，也多有关系。
韩愈对许远的辩护，直面了一个张、许二人共同遭受的指责，即“守城食人”。张巡等人在粮绝之时靠食人自存，《旧唐书》记载：“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平乱之后，这一点引发了巨大的非议。《新唐书》张巡本传记载：“时议者或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晁、朱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又据《唐国史补》记载：“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
李翰在《进张巡中丞传表》中对“食人”问题所做的辩解，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今巡握节而死，非亏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义，以功覆过，咎繇之典，容过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恶扬善，为国之体，录用弃瑕，今众议巡罪，是废君臣之教，绌忠义之节，不以功掩过，不以刑恕情，善遏恶扬，录瑕弃用，非所以奖人伦，明劝戒也……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怀独克之志，亦以恃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本图，非其素志，则巡之情可求矣。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
李翰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是《春秋公羊传》的以功覆过，其二是董仲舒由《春秋》所引发的原心之旨。张巡“析骸而爨”固然失当，但其保全江淮、维护国家的大功，足以弥补其过失，按照《春秋》“以功覆过”的原则，应当给予宽宥；张巡坚持抗敌，因粮绝而不得已食人，“乖其本图，非其素志”，从原心定罪的角度，亦无过失。对于这两点辩护，李翰皆有详细论证，但显然更加重视“以功覆过”原则，甚至认为即使张巡真有食人之情，他为保全国家所立下的功劳，也足以令其无罪，所谓：“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这种“以功覆过”的判断，带着鲜明的功利主义态度。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谈到张、许二人的“死守”问题，则回避了功利判断，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主义立场：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从道德主义的原则来看，张、许“食人”是忠义之士所遭遇的尖锐道德难题。忠义之善与食人之恶，都是绝对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用功利主义的方式权衡取舍，虽然看起来可以解决冲突，但这一解决方式本身就破坏了道德主义的原则。
韩愈行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着力呈现了忠臣面对道德困境的无奈与不得已。不得已的“食人”“死守”，是忠臣的艰难，亦是忠臣的执着。上面一段论述中出现了“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之语，但整体意旨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对忠臣的行为进行功过衡量，而是深入忠臣的内心天性，呈现其 “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的忠义之志。韩愈没有寻找功利主义的帮 助，他只能从别无选择的无奈来回应道德难题，用看似无力的无奈，来表达对“忠义”与“爱人”两个 绝对原则的坚持。《张中丞传后叙》通篇是不掺杂任何功利之思的道德主义旋律，“暴赤心之英烈，千载 之下，凛凛生气”。《新唐书》许远本传赞扬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于褒贬尤慎”。韩愈从道德主义出 发对张、许“天性忠诚”的揭示，在唐人围绕张、许的议论中卓尔不群，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述及“双忠”故事，无一例外都提到张、许“杀妾烹僮”，虽然肯定这一忠义之举，但都描写了张、许面临痛苦抉择时，内心的无奈与不忍。《双忠记》刻画张巡与妾之间的一段对话：
生云：我有一句话要与你说只是说不出来。贴云：夫妻之情但说不妨。生又叹介：其实不好说得。贴云：我晓得了，城中老弱都尽烹饷军了，莫非要烹贱妾？生云：猜着了正是，汝之心，我之心也。贴云：相公既是此话，但说不妨，何故如此沉吟。
面对张巡的徘徊不忍，张巡之妾表现得更为刚毅果敢，主动要求以张巡腰间宝剑自尽，张巡有一段唱词：
一夜夫妻百夜恩，谁知中途两离分，伤心不敢髙声哭，只恐猿闻也断魂。愁见东风吹落花，落花无主惜年华。
张巡妾临终的唱词，更道出内心的痛苦：
丈夫为着朝廷大事出乎不得已也，爱刀割断琴上弦，只因王事要周全，也生拆连理并头莲，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殷勤嘱付东流水，伴送我的游魂到故园。
小说《隋唐两朝史传》也表现了如此矛盾的心情：
巡乃谋于爱妾陆姑姑曰：“某来协守此城，连日军士缺食，军马饥死大半，牛羊、茶纸煮食已尽，罗雀掘鼠，济得甚事，惟恐军心有变，如何是好？吾有一言要与汝说，只是说不出口。”姑姑曰：“夫妻之情，有何妨碍？”巡曰：“其实不好说得。”姑姑曰：“大丈夫当言不言谓之讷，有甚言语，何如此之踌躇乎？”巡曰：“恐汝是贪生怕死之人，故难以启齿。”姑姑曰：“我晓得了，今城中老弱尽都烹饷军士了，莫非欲烹贱妾以饷军士否？”巡曰：“果实如此，被汝猜着了。我亦只为国家大事没奈何了。”姑姑曰：“夫君受朝廷大恩，任朝廷大事，妾之一身，便死犹恐报答不尽，既受制于夫，惟夫所命。不当死于他人之手，愿请腰间宝剑与妾自尽。”巡曰：“烈妇真吾妻也。”遂拔剑授之。陆氏持剑入内，良久从人慌来报曰：“小夫人已自刎而死矣。”众皆大惊，泪流满座。巡放声哭曰：“夫妇恩情，怎肯割舍，为着朝廷大事，出乎不得已也。”
既忠贞刚毅，又痛苦不舍，构成了明清俗文学中“双忠”故事“杀妾烹僮”这一情节的表现基调。为了表达这样的叙事基调，又普遍设计了张巡之妾主动自刎的情节，像清代小说《锦香亭》《二十一史通俗演义》等都有类似的内容，如《锦香亭》第十回“睢阳城烹僮杀妾”：
张公大哭道：“我那娘子，念我为国家大事，你死在九泉之下，不要怨下官寡情。”说罢拔出剑来，方举手欲砍，又缩住手哭道：“我那娘子，教我就是铁石心肠，也难动手。”吴夫人哭道：“老爷既是不忍，可将三尺青锋付与奴家，待奴自尽。”张公大叫道：“罢，事已至此，领不得恩情了。”掷剑在地，望外而走，吴夫人拾起剑来，顺手儿一勒，刎死在地。
这种独特的叙事基调，歌颂了主人公的忠义之志。张巡的痛苦，凸显了“忠义”与“杀妾”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的无比艰难，显示了其间的道德主义而非功利主义基调。显然，这种叙事基调的形成，和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从道德主义的角度弘扬忠义，有密切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对后世的雅俗文学都产生深远影响。它首叙南霁云“断指乞师”，揭示了“双忠”英雄事迹中的屈抑之叹，获得宋代士大夫广泛共鸣。士人的强烈共鸣，也进一步推动“断指乞师”故事广泛流行，成为明清俗文学“双忠”故事的核心情节。《张中丞传后叙》从道德主义视角看待张、许的忠义与“食人”问题，强化了对“双忠”的道德主义认知，明清俗文学对“杀妾烹僮”情节的独特处理，则直接呼应了这种认知。《张中丞传后叙》作为古文经典，深刻影响了俗文学“双忠”故事的核心情节塑造，其间，士大夫独特的接受取向，发挥了沟通雅俗的重要作用。这种古文经典进入民间的独特历程，显示了雅俗互动的复杂轨迹，值得给予充分关注和思考。
本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引用以该刊为准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来源：章黄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