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读者更加了解当今的农村，了解土地的属性与农民的关系，让你也在“行走中”了解当今变革中的乡村社会。这种以00后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实现了创新突破，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编者按：

我读过很多写乡土的著作，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等。

这些作者都可称“老作家”，他们在文字上滚爬了几十年，笔触似乎过于老练而缺少青春的活力。

但读《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却看到了另一种崭新的视角，这或许就是新生代00后不一样的笔触，它充满着生机盎然的景象，让我们多了一种视野看乡村。

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读者更加了解当今的农村，了解土地的属性与农民的关系，让你也在“行走中”了解当今变革中的乡村社会。这种以00后特有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实现了创新突破，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江西余江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生动实践，更通过年轻作者的敏锐观察，展现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变革。

本文将从宅改背景下的乡村变迁、作者的写作视角与情感表达、叙事技巧与语言风格、对传统乡土文学的突破与创新，以及作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等方面，来剖析这部00后作家的乡土力作。

文｜庄稼人

宅改东风：

制度变革下的乡村社会重构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正在深刻重塑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与空间形态。

《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以江西余江的宅改实践为观察样本，生动记录了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是如何唤醒乡村沉睡的资源，重新编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网络。梁州笔下的余江宅改，绝非简单的土地整理或房屋改造，而是一场触及乡土社会深层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它改变的不只是村庄的物理面貌，更是农民的思想观念与乡村的治理逻辑。

“土地伦理的现代转型”，在书中得到了多维呈现。作者敏锐捕捉到传统乡土社会中土地作为“祖业”的神圣性与现代产权观念之间的张力。当政策要求拆除危旧房屋、退出多余宅基地时，村民最初的反应是困惑与抗拒——“过去，他们习惯了‘看天吃饭’，习惯了由时间去进行自然选择”。

这种保守心态源于农耕文明千百年来的经验累积，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家族血脉的延续象征。

梁州没有简单批判这种传统观念，而是通过“长老式理事”与“乡贤帮手”等本土智慧的运用，展现了改革如何尊重乡土逻辑的同时推动观念更新。余江经验表明，成功的宅改必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农民在改革过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成就感”。

“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的再造”，是宅改带来的深层变化。书中描写了退出宅基地如何被复垦为耕地、改造为老年公寓或发展庭院经济，这些空间功能的转换，实质上是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新配置。当范家村利用退出的宅基地建立老年食堂，洪家村创办“留守儿童之家”时，传统的血缘地缘共同体正在被注入新的公共服务内涵。

梁州特别关注这些空间变革对“一老一小”群体的影响——老年食堂不仅解决吃饭问题，更构建了老年人社交网络与健康监测系统；留守儿童之家则通过组织古诗诵读、书法练习等活动，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为孩子们保留了文化传承的通道。这些细节表明，宅改绝非单纯的物质环境改善，而是乡村社会支持体系的重建。

“文化认同与经济理性的平衡”，是余江宅改的另一重要维度。书中以潢溪镇的红皮甘蔗为例，展现了生产方式变革如何带动整体发展——“技术的引入直接使得甘蔗产量翻倍”，还有锦江洪华贵的“稻鳖共生”。但真正的变革在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从单纯追求产量到发展农产品外销，形成完整产业链。这种经济转型不是以牺牲乡土文化为代价，而是通过挖掘本土资源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

梁州观察到，成功的产业振兴往往与地方文化特色紧密结合，既保留了乡村的文化记忆，又为其注入现代经济活力。这种发展模式避免了城市化进程中常见的文化断裂，为乡村找到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气息的振兴之路。比如余江的雕刻产业、眼镜产业，一个3万人从业，一个是5万人从业，我们从书中可了解到，这两个产业都具有浓浓的地方文化特点。

在更宏观的层面，余江宅改体现了“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创造性结合”。梁州指出，余江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机械执行上级政策，而是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出了“村民事村民议、村民事村民办”的治理机制。通过建立村民理事会，发挥乡贤作用，余江将国家推动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转化为村民自觉参与的集体行动，实现了政策落地与基层民主的良性互动。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青春之眼：

00后作家的乡土观察与情感表达

梁州作为一位00后作家，其观察乡土的视角与传统乡土文学大家截然不同，她既不受困于启蒙视角下的“哀其不幸”，也不沉溺于浪漫化的田园牧歌，而是以“平视的姿态”走进乡村，用年轻一代特有的敏锐与热情记录变革中的乡土中国。这种视角的独特性，使《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在乡土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代乡土书写的标志性文本。

自鲁迅《故乡》开创现代乡土文学以来，启蒙一直是核心主题，知识分子以批判眼光审视乡村的落后与农民的愚昧。梁州的写作延续了这种关怀，但弱化了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更强调平等对话与共同成长。

她描写余江宅改初期村民的顾虑时，不是简单归因为“思想落后”，而是理解这种保守心态的历史合理性——“在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保守、难以变革是底色”。当记述改革推进过程时，她重点呈现村民如何从怀疑到参与再到主动创造的转变，这种叙事更强调乡村内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非外部力量的“拯救”。这种启蒙视角的调整，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乡村更为平等、包容的态度，也与当代乡村振兴强调农民主体地位的思路相契合。

“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体现了梁州对乡土书写范式的发展。传统乡土文学往往设定城乡二元对立，乡村要么是需要逃离的封闭落后之地，要么是抵抗城市化的精神净土。梁州的写作打破了这种简单对立，她笔下的余江既积极拥抱变革，又保持文化自信；既接受城市要素的输入，又避免盲目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这种叙述更加切合了当今的“城乡融合”。梁州的写作捕捉了这种新型城乡关系，为乡土文学开拓了更开阔的叙事空间。

“数字化原住民的跨界观察”是梁州写作的鲜明特点。作为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梁州自然地将数字思维融入乡土观察。她注意到短视频直播如何改变乡村文化传播方式，电商平台如何重构农产品销售渠道，这些细节在传统乡土文学中往往缺席，却是当代乡村的真实写照。这种对技术变革的敏感，使梁州的乡土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区别于费孝通、梁鸿等前辈学者作家的观察视角。

“情感表达的直率与温度”构成了梁州写作的另一特色。与老一辈作家含蓄节制的风格不同，梁州对乡土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热烈。她在描写白塔河时写道：“宅改的东风，吹皱了池塘里的涟漪，也吹开了老屋前的野花”，将政策变革与自然意象巧妙融合，流露出对故土变迁的欣喜与期待。当她站在果喜桥上感怀“这片土地上，曾有多少代人的脚印深深浅浅地印在泥土里”时，又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历史感与深沉的土地情怀。这种情感表达不事雕琢却真挚动人，使读者能够清晰感受到一位年轻人对家乡的赤子之心。

“而今，我们怀揣着先人未竟的梦想，带着对故园的眷恋，在这片承载了千百年喜乐哀愁的土地上，小心翼翼地播下通往崭新未来的种子，期盼着在来年的春天，长出更加繁茂的生命。”

这是“情感基调的青春化表达”，相较于鲁迅的沉郁、沈从文的诗意、梁鸿的忧思，梁州的文字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乐观。她描写宅改后的乡村：“小心翼翼地播下通往崭新未来的种子，期盼着在来年的春天，长出更加繁茂的生命”，这种充满希望的语调在传统乡土文学中较为少见。

即使面对乡村的问题与困境，梁州也倾向于展现克服困难的努力与可能，而非停留在批判与叹息。这种情感取向并非源于对现实的简单美化，而是新一代对乡村发展持有的基本信心，正如她在后记中所期待的：“新一代站在这片土地，眺望着相同的河流时，他们仍然愿意像前人与当下正在为解决问题努力的人们一样，延续土地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积极的情感基调，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气质。

“知识结构的跨学科融合”，使梁州的乡土书写具有更丰富的维度。传统乡土文学作家多具备文学或社会学背景，而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00后一代知识结构更为多元。

梁州的写作自如地融汇了政策分析、经济模式、数字技术、生态理念等多学科视角，使作品超越单纯的文学或社会学范畴，成为记录当代中国乡村转型的综合性文本。她对余江宅改的记述既包括政策设计、实施步骤等制度层面，又涵盖产业转型、文化保护、生态维护等多维内容；她对信江文化的追溯既有人文历史的深度，又有地理空间的广度。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成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复杂性的重要窗口。

梁州的乡土观察还具有“问题导向的实践品格”。不同于书斋中的学者或沉浸于个人体验的作家，梁州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走进乡村，她的写作不是为了抒发一己之情，而是试图记录并参与解决乡村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探讨农村“弃老”现象时，她不是停留在道德谴责或现象描述，而是通过范家村老年食堂的案例，展示社区如何构建老年人关爱体系——“哪个老人今天没来吃饭？为什么没来吃饭？一来一回之间，老人的情况则明晰了”。

这种写作姿态让人想起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的实践理性，但梁州作为00后，更少理论包袱，更多行动导向，她的文字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而是为了呈现变革的可能路径。

“代际视角的互补性”是梁州写作的重要价值。在乡土文学传统中，年轻一代的声音长期缺位，乡村要么被塑造成需要被启蒙、拯救的对象，要么被浪漫化为精神原乡。梁州的写作打破了这种单一叙事，她既看到乡村的困境与局限，也发现其中的活力与希望；既理解老一辈的保守与顾虑，也认同变革的必要与紧迫。这种平衡的视角，使《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成为连接代际认知的桥梁，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正如四渡河村的“乡村CEO”刘慧敏所说：“在乡村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韧劲，理解村民的同时让他们慢慢了解新事物”。梁州的写作同样体现了这种代际对话的努力。

“媒介表达的创新尝试”反映了数字原住民作家的写作特点。作为“微博年度新知博主”，梁州熟谙新媒体传播规律，这种经验也影响了她的乡土书写。书中段落长短灵活，节奏明快，适合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场景描写画面感强，如白塔河浮桥的生动画面，具有短视频般的视觉冲击力；主题选择紧扣社会关切，如宅改、养老、留守儿童等问题，容易引发公众共鸣。

这些特点使作品既保持了文学品质，又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潜力，为乡土文学突破精英阅读圈层、影响更广泛受众提供了可能。梁州的写作表明，严肃的乡土主题完全可以采用更贴近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表达方式。

梁州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在传承中发展”，她多处运用了费孝通的乡土论述，以及对乡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的分析，显示出扎实的学术素养。值得一提的是，梁州的00后视角并非与传统的断裂，而是“在创新中延续”。

她对信江文化的追溯，对杨万里《舟过安仁》的引用，显示出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深厚敬意。当她写道“信江的故事，是江西的缩影，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表明她的写作虽然视角新颖，但根脉依然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这种既有创新活力又有文化根性的写作姿态，正是00后一代文化认同的典型表达——他们不再纠结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而是自然地将两者融合为自己的精神资源。

叙事艺术：

跨文体写作与诗性语言的融合

《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在叙事技巧与语言风格上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梁州打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文体界限，将纪实、散文、评论等多种形式熔于一炉，同时以诗性的语言赋予改革叙事以文学魅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体乡土写作”。这种叙事创新，使政策性的宅改主题摆脱了枯燥的技术论述，升华为富有感染力的人文叙事。

“多元文体的有机融合”是本书最突出的叙事特点。梁州的写作自由穿梭于多种文体之间：当记录宅改政策落地过程时，她的笔触严谨如调查报告；当描写白塔河浮桥上“绣娘纳着鞋底，船夫叼着旱烟斗”的场景时，她又切换到细腻的散文笔调；当分析乡村社会血缘地缘关系转变时，则展现出社会学评论的思辨深度。

这种跨文体写作不是简单的形式拼贴，而是根据内容需要自然切换表达方式，使作品兼具实证性、文学性与思想性。例如在记述余江宅改经验时，梁州既提供了具体数据和工作方法，又穿插村民的生活故事与心理变化，还融入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的当代诠释，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叙事结构。这种写法超越了传统乡土文学单一文体的局限，更全面地捕捉了乡村变革的复杂性。

“个人体验与宏观视野的交织”，构成叙事的另一特色。梁州巧妙地将自己的行走见闻与对乡村发展的整体思考结合起来，使作品既有鲜活的生活质感，又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当她站在果喜桥上观察宅改带来的变化时，个人的驻足凝望与对余江几十年发展的回顾自然衔接；当她品尝潢溪镇的红皮甘蔗时，味觉的甘甜与对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分析相互映衬。

这种写法避免了纯个人化写作的狭隘和纯理论分析的抽象，创造了一种“具身的宏观思考”——从具体经验出发，却不囿于一己感受，而是以小见大，从微观细节透视时代变迁。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言：“撰写本书的过程，于我而言，同样是一段成长的历程”，这种将个人成长与乡村变革并置的叙事策略，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与说服力。

“诗性语言与政策叙事的调和”，展现了梁州的语言驾驭能力。宅基地制度改革涉及大量政策术语和技术细节，容易使文本陷入枯燥，但梁州通过诗性语言的运用，使这些内容变得生动可感。她描写宅改东风“吹皱了池塘里的涟漪，也吹开了老屋前的野花”，将制度变革转化为充满美感的自然意象；她把浮桥比作“城市与中洲之间一道流动的纽带”，赋予基础设施以文化象征意义。即使在分析最技术性的宅改措施时，梁州也注重语言的形象性，如描述数字化管理平台时称之为“科技赋能”，讲村民理事会运作时用“长老式理事”这样富有传统韵味的表述。

这种语言风格既准确传达了政策内容，又保留了文学的美感与想象力，使专业读者能获取有效信息，普通读者也能获得审美享受。

“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是梁州组织复杂素材的巧妙方式。作品不断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切换：上一段还在追忆信江上朱熹、杨万里等历史名人的足迹，下一段就转到当代余江的宅改实践；刚刚描绘完白塔浮桥往昔的繁华景象，随即又呈现它今天的改造更新。

这种时空跳跃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意构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表明今天的乡村变革是漫长历史进程的延续。梁州特别擅长在现实观察中自然引出历史纵深，如由老年食堂联想到传统乡村的养老方式，由宅基地退出机制联想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依恋。

这种叙事方式使读者感受到，余江的宅改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乡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细节的象征性运用”，体现了梁州对文学表达的自觉追求。书中精心选择了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来传达深层意义：果喜桥既是具体的物理存在，也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隐喻；红皮甘蔗的品种改良象征着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老年食堂的日常运作折射出乡村社会支持体系的重建。

这些细节不是简单的场景描写，而是经过文学提炼的象征符号，它们既真实可信，又超越具体时空，成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变革的密码。梁州对细节的处理方式，显示出她虽为年轻作家，却已具备成熟的文学感知力和表达力。

“我常常在深夜反复诘问自我，我亲身丈量过的土地，我亲手触碰过的修缮后的新屋，它们所代表的是什么？”

梁州虽然是00后，但她却是省作协会员，省文艺家评论家协会会员，这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她获得2024年微博年度新知博主，被APEA亚太青年领袖计划授予“青年代表”，她写的博文常常是千万阅读量，仅去年就上微博热搜榜70余次，平均每五天就上一次热搜榜，这在00后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醉醇乡土 行走余江》作为一部00后作家的乡土力作，其价值不仅在文学领域，更是延伸到了乡土社会构建与文化建设层面。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今天，梁州的写作以其独特的视角与鲜活的记录，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变革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脱俗的文本。

来源：澎湃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