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的水泥坡道前年翻新过，但下雨天还是滑。我骑着三轮车经过卫生院，看见老张坐在台阶上抽烟。

村口的水泥坡道前年翻新过，但下雨天还是滑。我骑着三轮车经过卫生院，看见老张坐在台阶上抽烟。

“下雨了，”我喊他，“回去吧。”

老张抬头，雨滴打在他半秃的头顶。他抖了抖烟灰，烟头闪了一下，但没熄。我把车停在路边的大树下，水从树叶间漏下来，砸在三轮车的塑料雨棚上，啪嗒啪嗒的。

卫生院门口的广播里放着《常回家看看》，声音忽大忽小的。广播旁边贴着春节倡议书，边角已经卷起来了，但还能看清”禁放烟花爆竹”几个字。

“怎么样？”我问。

老张半天没说话，把烟头丢进一个废弃的输液瓶里。瓶子里盛了半瓶雨水，烟头落进去，发出”嗤”的一声。

“让我捐肝的人排起队了。”他笑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搁以前，指不定就让我等死了。”

老张今年五十七岁，前年退休。他在村里粮站干了三十年，是个老实巴交的会计。退休那天，粮站的人给他送了个旧公文包和一沓纸，当时我还纳闷，这么寒酸。后来才知道，那沓纸是入党申请书，老张写了十七年，每年一份，没一份批下来。

老张的老伴儿七年前走了，膀胱癌，发现时已经晚期。我家那时候在县里开店，等听说回来的时候，人都入土了。老张家就剩下他一个人，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家那口子最后跟我说，等我走了，你就再找一个。我说放屁，敢找试试，她指不定晚上就回来掐死我。”老张常这么说，说完还要笑两声，但笑得比哭还难看。

村里人都知道，老张从那以后，把心思全放在帮别人上了。张罗红白事，帮忙看病买药，甚至连隔壁村欠了高利贷的刘二，他都借了五千块去帮周转。

但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大伯家的事。

大伯是老张他爹的亲哥，早年间两家因为一亩薄田闹掰了，几十年不来往。大伯有个儿子，也就是老张的堂侄，在乡里开小超市，前些年生意不好，欠了一屁股债。老张得知后，二话没说，把自己的退休金卡给了他。“你先还债，孩子的学费我管了。”

就这样，老张一口气管了堂侄两个孩子八年学费，从小学到高中。大伯家人起初还别扭，后来也就坦然接受了，毕竟日子难过。

今年三月，老张突然觉得右上腹隐隐作痛，以为是胃病犯了，吃了两周的胃药没见好，才去县医院检查。

B超一照，肝上有个肿块，直径六厘米。

两天后，老张一个人坐车去省城，带着一袋子熟鸡蛋和几个苹果。进医院的时候，他把那袋鸡蛋放在了门卫室，“给您尝尝我们村的土鸡蛋。”门卫没收，他就顺手给了保洁阿姨。

检查结果出来了：肝癌，中晚期。

我是从老张堂侄那里听说这事的。他当时在我开的小五金店买除草剂，脸色难看得很。

“他说什么也不肯去治，说花那钱不值。”

“那怎么行，”我说，“再怎么说也得治啊。”

“我爸妈跟他说了，怎么也得动手术。他倒好，说考虑考虑，结果昨天又把卡给我送来了，说让孩子们上大学用。”

后来还是乡里出面，几个老支书轮番上阵做工作，老张才勉强同意住院。

手术前，医生说需要做肝移植，问老张有没有直系亲属可以配型。老张苦笑了一下，说家里就他一根独苗了。

这话传回村里，第二天就炸开了锅。

我敢打赌，老张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医院检测。

先是他堂侄一家四口，然后是村里的邻居，接着就连平时跟他不怎么打交道的人也去了。最让人意外的是，居然有十七个远房亲戚也去了，有些是听说了这事专程从外地赶回来的。

那天卫生院前的空地上，停了七八辆车，有面包车，有摩托车，还有一辆县里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说什么也不收钱，硬是免费把八个人送到省城医院。

李三的媳妇带了两筐鸡蛋，非要塞给排队的人当早饭。“老张前年可是垫了我家三百块钱药费的，这点心意算啥。”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医院的护士都惊呆了。“你们村这是组团来献血啊？”

“不是献血，”有人回答，“是捐肝。”

家属休息室里，老张的堂侄拿着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足足有五十多个。

“这是自愿去检测的名单，”他说，眼圈红红的，“有些人检测完就走了，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接过名单看了看，有好些名字我都不认识。“这个陈喜庆是谁啊？”

“好像是老张前年参加退休旅游团认识的。”

“这个呢？郑水根？”

“去年被大水困在村口，老张半夜冒雨找来橡皮艇救出来的。”

我把名单还给他，突然注意到他的手腕上绑着一块创可贴。

“你也抽血检测了？”

他点点头，欲言又止。

“怎么了？”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不匹配。”他声音哽咽，“我爸妈也不行，我媳妇和孩子也都不行。”

我拍拍他的肩膀，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时候，医院走廊里响起一阵骚动。一个护士小跑着过来，“有一个初步匹配的，正在进一步确认！”

堂侄腾地站起来，“是谁？”

“王大妮，今年四十八岁。”

我愣住了，“村东头卖豆腐脑的王大妮？”

“对，就是她。”护士说，“她刚做完详细检查，医生说匹配度很高，现在正在谈捐献的事。”

王大妮这个人在村里不太起眼，守寡十几年了，每天天不亮就支个小摊卖豆腐脑。她的摊子就在老张家巷口，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

我到医院时，王大妮正在签字。看到我，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大妮姐，你跟老张…”

“没什么，就是觉得应该帮这个忙。”她低着头，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那是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口已经磨破了。

堂侄感动得不行，一个劲地说谢谢。王大妮却摆摆手，说：“别谢我，我也是有私心的。”

我们都愣住了，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王大妮叹了口气，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塑料皮已经裂开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衬衫，笑得憨厚。

“我儿子，十年前出车祸走的。”她说，“他走的那天，老张恰好去县城办事，是他一路飙车把我儿送到医院的。虽然没能救回来，但至少让我见到了最后一面。”

她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去，“我儿子肝脏捐给了一个大学生。现在我把肝给老张，也算是…”

她没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

手术那天，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人。不光是我们村的，连隔壁几个村听说了这事的，也都赶来了。

县电视台来了记者，举着摄像机到处拍。有人认出了王大妮，过去握她的手。她不习惯这种场面，一个劲地往人堆后面躲。

“别拍了别拍了，”她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手术前，老张清醒了一会儿。他让堂侄把那些来的人都记下名字，“等我好了，一个个登门谢。”

堂侄拿着笔和本子，手发抖，字写得歪七扭八的。“叔，您别操心这个，好好养病。”

“我没事，”老张虚弱地笑了笑，“就是有点想不通，我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怎么这么多人…”

说着说着，他哭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老张哭。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期间，王大妮的妹妹也来了，抱着个暖水壶，说是给姐姐准备的姜糖水。

“她从小就怕疼，”妹妹说，“当年生孩子疼得直哭，现在还逞什么强。”

我看着她们姐妹俩，突然想起老张曾经跟我说过，他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让老伴生个孩子。“那时候条件不好，总想着等条件好了再生，结果一等就等到什么都晚了。”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下午四点多，我去看王大妮。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看到我还是笑了。床头柜上放着个保温杯，杯身上贴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大恩不言谢”，落款是”张”。

“老张醒了？”我问。

“醒了一会儿，”王大妮说，“他让护士给我送来这个。”

她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打开，里面是熬得很浓的鸡汤，汤面上漂着几滴金黄的油珠。

“那小护士说，他一醒就问我怎么样了，非要给我熬汤。折腾了半天，护士只好帮他叫了医院食堂的厨子。”

王大妮说着，眼泪又下来了。我递给她纸巾，她却摆摆手，“别管我，就是有点感慨。”

出院那天，老张瘦了足足二十斤，走路还需要人扶着。但他坚持要去看王大妮，给她送了个保温桶，说是以后每天都能装热豆腐脑用。

王大妮不好意思地接过来，说：“老张，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别这么客气。”

老张点点头，眼眶又红了。

回村的路上，老张坐在我的三轮车后座上，一路沉默。经过村口的大榕树时，他突然说：“明天我得去趟县里，把我那份宅基地公证给大伯家。”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他说，“人活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不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事吗。”

我没接话，只是把车速放慢了点。六月的风从田野吹来，带着麦子的香味。路边的野花开得正艳，蜜蜂在花丛中忙忙碌碌。

三轮车驶过一条小沟，轮子碾过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听见老张在后面小声地说：“活着真好啊。”

半年后，老张的身体基本康复了。他开始每天去王大妮的豆腐脑摊子帮忙，提水、洗碗、收拾摊位。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