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刘展廷 | 日本经济复苏：特征事实、影响因素与未来展望

摘要：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日本经济增速却远超预期。同时，日本通缩情况有所好转，似乎正在走出“失去的三十年”困境。借鉴日本经济复苏经验，是防范中国陷入经济低增长困境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镜鉴。本文将梳理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复苏特征、探究影响日本经济复

注：本文发表于《国际金融》2025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为方便阅读，本文省略了大量的脚注与图表，全文请参见中国知网。文中配图摄于北京亮马河。

摘要：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日本经济增速却远超预期。同时，日本通缩情况有所好转，似乎正在走出“失去的三十年”困境。借鉴日本经济复苏经验，是防范中国陷入经济低增长困境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镜鉴。本文将梳理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复苏特征、探究影响日本经济复苏的有利及不利因素、分析日本货币政策及经济的未来走向，并对中国面临的挑战提出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不及预期，而日本经济却表现亮眼。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名义GDP为4.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实际GDP同比增长1.9%。日本通缩情况也有所好转，至2023年10 月，日本核心通胀指数连续19 个月超过2.0%。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也将定期存款年利率从0.002%上升为5 年期 0.07%、10 年期 0.2%。有不少经济学家与分析师认为，日本已摆脱“失去的三十年”的困境，迈入经济复苏的新阶段。例如，野村证券首席分析师森田京平（2024）认为，日本经济将持续复苏，且薪资和物价将进入良性循环。李俊和梁中华（2023）认为，2023年日本经济表现强劲，并有望持续保持稳健。内田真一和张林（2023）认为，日本家庭和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都在稳步改善，日本经济已实现温和复苏。邓宇（2024）认为，2023年日本经济超预期增长，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正在积极修复，且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支出能力有所增强。

自20 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经济低增速时代。在该期间内，日本GDP增速与80年代相比明显降低，常年维持在低个位数增长甚至某些年份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失去的三十年”不仅对日本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转型期，经济运行正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摩擦问题日益严重对中国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经济运行存在总需求不足、微观主体信心预期低迷、房地产与债务风险高企等结构性问题。同时，中国主要经济与货币政策发生转向。经济政策方面，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治理思路，为2024年经济工作方向奠定新基调。货币政策方面，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快降息降准步伐，年初降准0.5个百分点，2 月引导5 年期以上LPR下行0.25个百分点。7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又将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由1.8%下调至1.7%，引导1 年期与5 年期以上LPR均下行0.1个百分点，分别至3.35%与3.85%。因此，深入研究日本经济复苏的影响因素、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对于助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日本经济复苏的特征事实

日本经济在复苏之前，曾经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学界称之为“失去的三十年”。期间，日本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制造业外流、居民消费意愿低迷、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等诸多问题。“失去的三十年”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历程回顾

二战后，由于美苏冷战等地缘政治影响，日本得到美国经济与技术扶持，日本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与良好的国际环境，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国际贸易赚取了大量外汇储备。20 世纪50 到70 年代，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代，年均GDP增速在9%左右。自20 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叠加日美贸易摩擦等因素致使日本GDP增速下滑，步入“中速发展”阶段。

1985年，日本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9月，美国为了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要求协议国家干预外汇市场，促使日元和德国马克等货币对美元有序升值。《广场协议》签订后1 年内，日元兑美元升值54%，致使日本出口贸易遭受重创。

为消除日元升值给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于1986年提出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并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促使信用资金大量涌入楼市、股市，日本经济逐步开始积累泡沫。

日本央行在1989年开始意识到资本市场出现泡沫，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将贴现率提高了5 次至6%。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加征地价税等政策抑制炒地行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叠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1989年底日本股市见顶，1990年第四季度日本楼市见顶，日本资本泡沫开始破裂。

至此，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速常年维持在低个位数增长甚至负增长、CPI增速常年低迷、股市指数跌跌不休、内需持续萎靡、企业与金融机构也纷纷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

（二）日本经济复苏的特征事实

2023年，日本经济一扫阴霾，呈现良好复苏态势，名义GDP为4.210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7%。内需整体呈现回升态势，个人消费出现增长，企业利润有所改善，就业情况与居民收入逐步改善。

具体而言，日本经济运行主要体现以下特征：

一是通胀率始终维持在目标水平以上。2023年以来，日本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 3%左右，同时居民最低工资也逐步上调，这标志着日本未来有望从成本推动型通胀转换为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的需求驱动型通胀。

二是受益于日元的贬值，日本出口持续增长，国际收支显著改善。

三是企业盈利持续改善。2023年，日本所有企业利润连续两个季度持续回升。就制造业而言，由于供给侧制约因素逐步消退，汽车生产复苏推动企业利润增长（黄文涛，2023）。

四是日本资产吸引力上升，外资情绪高涨。2021年，日本FDI 流入增长近2 倍，此后 FDI 流入维持高增趋势。其中，金融保险、电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吸引外资占比最高（黄文涛，2023）。

五是资本市场重现繁荣景象。2023年日经指数上涨约28%，在主要股指中涨幅仅次于纳斯达克（丁瑞等，2024）。2024年，日经指数已超过30 多年来最高值38915点（如图3），且与当时相比，目前日股的估值水平更为合理、盈利能力更为出色、拥有更好的企业治理。

三、日本经济复苏的有利因素

日本经济复苏是由诸多因素同频共振所引致的，主要包含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与外部冲击。具体分析如下：

（一）结构性因素

一是企业转型初见成效，助力日本经济复苏。自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曾陷入长时间的经营困境。近年来，受益于日本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举措，日本企业通过重组业务、转变经营模式以及战略转型等方式，重塑了国际竞争力。其一，日本企业财务状况变得更加稳健。日本全行业企业的自有资本率平均为40.8%，远高于美国企业（张玉来，2023）。其二，日本企业平均盈利能力提升，全行业经常利润率为6%，制造业的该指标则高达7.9%，逼近美国企业水平（丁瑞等，2024）。其三，日本企业国际业务比重持续增加。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开始加速对外投资，完成了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的转变。1990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约为2.5万亿日元，至2023年该数字扩大到了25万亿日元。庞大的海外投资净收益有效抵消了日元贬值产生的巨额贸易赤字。

二是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促进了股市繁荣，并有效提振了国内投资。为提高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日本政府着手改善资本市场投资环境，着力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市净率过低一直是日本证券市场的顽疾。日本多数企业均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半数日本企业甚至一直保持“净现金”状况。但多数企业的市净率低于1 ，究其原因，20 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发生破裂，导致多数企业一直维持负债最小化的经营原则，致使企业倾向于保留现金而非举债扩大生产。

2023年，日本政府发起“清空金库”的行动，东京证券交易所连续两次对数千家企业发出警告，要求必须提高股东持股价值，并对其财务策略作出相应调整。按照规定，企业需将市净率维持在1 以上，同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需在8%以上。这意味着，企业若要继续上市，就必须“花钱”或“派钱”。“花钱”是指加大投资研发支出、开展新业务或招聘更多员工，进而提高市净率与资本回报率；“派钱”是指回购股票或直接提高分红，提升投资者回报率。

资本市场制度变革可以从以下方面促进日本经济复苏：一是为中小投资者建立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二是希望将日本富裕阶层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弥补总需求的负向缺口。

（二）周期性因素

一是日元不断贬值，显著促进了产品出口。2023年以来，美元指数呈现先跌后涨态势，相较主要非美发达国家货币走势，日元走势整体疲弱（梁玥，2023）。2023年1—10月，美元兑日元汇率从 2023年初127的低位上涨至150附近，日元贬值态势明显。

受益于日元贬值，2023年日本外需对经济增长形成显著支撑。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23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9.2913万亿日元逆差，已连续3 年出现逆差，但幅度相较2022年缩小了54.3％。

其中，出口额为100.8865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净出口贡献了实际GDP环比年化1.5%的增长，相较于2022年的-0.5%得到显著改善（季家辉和董德志，2023）。究其原因，由于日本是典型的外贸型经济体，对外贸易呈“高进口、高出口”的特征，当日元开始贬值时，其对进口冲击较为迅速，但出口改善存在时滞，导致贸易逆差增加。而当货币贬值持续一段时间后，日本产品价格优势凸显，出口开始改善，进而贸易逆差逐步缩减，甚至出现贸易顺差。2022年日本受原材料涨价影响导致贸易逆差持续增加，而2023年日元持续贬值增加了日本产品价格优势叠加低基数效应，导致出口表现强劲。

二是旅游业复苏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倪浩等，2023）。2020年开始，日本旅游业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而受到巨大冲击。在 2020年3 月至11 月期间，来日本旅行的外国游客数量仅为上年同期的 2.3％（张磊，2023）。2023年，随着疫情影响消散，日本旅游业迎来强劲复苏。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12 月发布的数据，2023年11 月入境外国游客人数为244.08万人，且该数据已连续六个月超过200万，截至11 月，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为2233.2万人。这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3 年再次突破2000万人。根据日本旅行社JTB的预测，2024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至少是2023年的131%，日本旅游业将持续复苏。

日本旅游业持续增长有助于日本经济走出颓势，一方面，入境外国游客增加有助于提振日本消费。根据日本观光厅发布数据，2023年的访日外国人在住宿、购物等方面的消费额为5.2923万亿日元，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二是旅游产业复苏有助于带动酒店、民宿、航空等旅游强关联行业的发展。如日本主要旅游城市的住宿费相比疫情之前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三）政策性因素

小泉政府与安倍政府的改革措施，为日本经济复苏奠定良好基础。由于日本独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导致日本首相普遍任期较短。“失去的三十年”期间，各届政府采取各类改革政策以应对衰退，但大多数均收效甚微。仅有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两任政府的经济改革缓解了日本经济困境。

小泉自2001年出任首相之后便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核心主要有三点：一是强化“以改革促增长”的理念，二是放松政府对于私营部门的管控，建立“小政府、大市场”发展模式。三是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建立“小中央、大地方”管理模式。

具体而言，一方面，小泉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机制和组织结构来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失效问题，即依托供给侧改革方式，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与资源分配效率。另一方面，小泉政府希望通过给与市场与地方政府更大自由度以缩减政府规模，降低干预程度与公共开支，依托市场进行效率优化。同时，小泉政府整治了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庞大官僚体系与既得利益集团。小泉政府期间，日本经济曾经出现复苏的迹象，但2008年日本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打断了日本复苏步伐。尽管小泉政府并未将日本经济发展带入正轨，但其为安倍政府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倍政府的改革相较于小泉政府其力度更大、对日本经济影响更深远，安倍政府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安倍上任之初开展“三支箭”经济改革政策，其核心主要有三点：一是改革货币体系，通过日元贬值、设定负利率的方式，以实现货币扩张和合理的通胀目标；二是改革财政体系，通过灵活的刺激政策，加大公共工程投资与中小企业援助，以实现预算盈余；三是开展结构性改革，支持私营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以提升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安倍经济学”给日本金融市场注入活力，随着日元的急剧贬值，全球投资者开始关注日本资产。从2012年底到2015年7 月，日经225从9500点飙升到的20700多点，创2000年之后的新高。日本的 GDP 也出现稳定的正增长，政府债务占 GDP 比率也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是2015年开始的新“三支箭”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发展经济、支持育儿、完善社会保障，并呼吁日本女性应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具体而言：新“第一支箭”目标是到2020年，将日本名义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新“第二支箭”目标是将生育率从2013年的1.43提高到1.8；新“第三支箭”目标是计划将护理人员离职率降至零（刘美伯和徐霜北，2016）。新“三支箭”的改革更加全面彻底，其改革目标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包括提高生育率及稳定人口规模，其改革目标已从经济领域拓展至社会领域。安倍政府的改革为衰退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但其并未实现预期的所有目标，如女性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四）外部冲击

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也是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依靠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和政策优惠，通过外贸扩张与产业升级，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于2018年7 月，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以对等原则采取反制措施，这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新阶段。中美关系的改变导致日本成为全球投资者资金的避险港。一方面，日本可以承接中国的溢出资金，特别是以芯片、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敏感行业的投资。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导致诸多日本企业将产业回迁至日本本土。例如，索尼公司已于2022年6月回迁日本本土。企业回迁有助于提升国内就业率、提振内需并带动本地产业发展，助力日本经济实现复苏。

四、日本经济复苏的不利因素

尽管2023年日本经济初步实现复苏，但日本经济发展仍存诸多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结构性因素

一是日本僵尸企业问题依旧严峻。僵尸企业一直是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顽疾，星岳雄认为僵尸企业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滞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长期实施扭曲的经济政策导致投资及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是导致僵尸企业产生的重要诱因。使用低利率补贴企业是日本金融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日本政府依托利率管制、数量调控和市场管控等手段，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继续采取此项扭曲的经济政策，持续向效率低下的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导致原本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在银行的帮助下继续生存，最终造成市场中出现了大量僵尸企业（Caballero et al.，2008 ）。

僵尸企业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阻碍经济发展：首先，僵尸企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僵尸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大规模的信贷资源，进而对非僵尸企业的债务融资产生挤出效应（许家云等，2023）。其次，僵尸企业通过挤出效应降低正常企业的投资水平和创新水平，从而降低正常企业的发展活力（张爱萍和胡奕明，2021）。最后，僵尸企业通过非市场化方式占用生产资源，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扰乱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二是日本少子老龄化情况正在持续恶化。日本于1994年开始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老龄化问题有加剧之势。2022 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总数约77 万人，较去年减少了 5%，且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下降7 年，2022 年仅为 1.26%（张磊，2023）。2023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也创历史新低，而65 岁以上老人增至 3627万，总人口占比为29%，近20 年来扩大了1.6倍（张玉来，2023）。

人口老龄化主要从以下方面阻碍经济发展：其一，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日本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致使多数老年人无法进入劳动市场，造成日本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其二，老年人口增多迫使政府逐年增加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导致政府无法将更多资金用于建设性支出以扩大有效需求。其三，老龄化拉低了GDP的潜在增长率，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资本储蓄缩减等问题加剧。

三是日本企业缺乏创新动力，这将削弱经济复苏动能。20 世纪50-80年代，日本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8%。在此期间，日本的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等行业发展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培育出诸如索尼、三菱等一批技术领先的世界知名企业。然而，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日本企业的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动力，多数日本企业开始趋于保守。最终导致日本企业在半导体行业、软件和通信行业及遗传学领域的技术均落后于来自美国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劳动力老龄化和僵化的晋升制度导致日本企业创新活力减弱。日本企业中中年员工数量远多于年轻的员工，且企业内部晋升论资排辈，致使年长者占据管理层而年轻人职位较低。这导致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僵化，不能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战略方向，造成其创新动能不足。如，20 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一度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占据过半的世界市场份额。日本电气公司和东芝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半导体公司。如今，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家公司分别是英特尔公司和三星公司。原因是英特尔公司和三星公司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迅速转换战略重心，进而抓住了个人电脑领域的机遇。而日本企业受限于员工老龄化与僵化的管理制度很难抓住市场新机遇，导致日本企业半导体产业逐步落后。

其二，日本政府缺乏对于企业的战略引导。日本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体制，该体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力寻租问题，但由于缺乏政府正确的战略引导，导致日本企业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芯片等创新领域被美国及新兴市场国家超越。

（二）周期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主要是指居民实际工资下降导致居民消费需求萎靡。2023年日本居民消费表现不及预期，前三季度贡献了实际GDP环比年化0.1%的增长，相较于2022年的0.6%有所下降（季家辉和董德志，2023）。

从收入端来看，2023年日本居民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通胀的上涨速度，这意味着居民实际购买力受到输入型通胀的削弱。

从支出端来看，日本居民储蓄率较疫情时期显著下降，这表明通胀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倾向。

从居民财富效应看，通胀上升导致居民风险偏好上升，资产配置结构出现分化：总金融资产中储蓄类资产占比下降，权益类资产占比上升，受益于日本股市增长，日本居民财富在2023年出现大幅增长（季家辉和董德志，2023）。

整体而言，输入型通胀对日本居民的消费倾向和财富增长均有一定程度的带动，但居民实际购买力的下降对消费信心的打击更加明显。因此，尽管日本居民名义工资有所增长，但通胀率上升导致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致使居民消费增长不及预期。

（三）政策性因素

日本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贫富差距问题日趋严重。日本进入平成时代后，劳工地位的不断下降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为帮助企业解决雇佣过剩问题，开始推行包括劳动改革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推行员工的“自由化”和“流动性”成为劳动改革的重要目标，结果导致企业内出现了以派遣员工为主的非正式员工，其工资收入仅为正式员工的约60%。而且，“非正式员工”缺乏年功序列保障，导致工资无法逐年上涨。日本非正式员工规模持续增加，导致日本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进而造成日本相对贫困问题加剧。2021年，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升至15.4%，且27%的家庭实际处于“零存款”状态（张玉来，2023）。同时，通胀加剧叠加股市上行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贫富差距。一方面，由于股票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不高，因此股价上涨不能惠及日本所有家庭，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日元贬值导致的输入型通胀，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生活的压力，致使居民贫困程度加剧。

（四）外部冲击

俄乌危机导致原材料价格暴涨，致使日本经济陷入成本推动型通胀。2022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叠加日元汇率贬值冲击，导致日本进口的能源和食品等价格大涨。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营，企业被迫提高产品价格，致使输入型通胀迅速扩散。为了应对物价上涨，2022年日本于5 月与12 月通过了两次补充预算，其规模分别为2.7万亿和28.9万亿日元。在2023年3 月通过的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中，物价应对预备费高达4 万亿日元（张玉来，2023）。由此可见，应对高通胀将成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

五、日本货币政策及经济运行未来展望

（一）日本货币政策未来展望

2024年，日本大概率将收紧货币政策，退出负利率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日央行不断放松YCC政策。为增强宽松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日本央行于2016年启用YCC政策（谢亚轩和刘亚欣，2024）。刚引入YCC时，日本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浮动范围为±0.1%，2018年6 月浮动范围调整为±0.2%，2021年3 月调整为±0.25%。2022年12 月以来，日本央行又调整了三次YCC政策，最终于2023年10 月确定进一步增强YCC操作的灵活性，将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参考区间从±0.5%上调至±1%。由于日本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触及0.50%的上限，扩大YCC浮动范围，等同于日央行的“变相加息”，日本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会明显上行（董琦和郭新宇，2023）。

二是日元贬值风险已成日本央行不得不解决的经济难题。目前，日元汇率已逼近1 美元兑150日元大关，创53 年来新低（张玉来，2023）。究其原因，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唯一实施货币宽松的国家，导致日元对多种货币贬值。因此，日本央行未来需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贬值压力。日元贬值将会恶化日本的贸易条件，导致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三是日本央行自2023年初起，每季度购债计划均在“碎步式”缩减，这可能是日本迈向货币正常化的前奏。

（二）日本经济未来展望

日本经济在2023年出现复苏态势，此次复苏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历史转折呢？一些学者对日本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日本经济反转的开始（森田京平，2024；李俊和梁中华，2023；内田真一和张林，2023）；另一些学者则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持悲观态度（张季风和李清如，2023；江瑞平，2023；王哲希和周秭沫，2023；李星晨，2023）。

笔者认为日本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政府杠杆率过高等因素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动力。具体如下：

一是日本仍面临僵尸企业、人口老龄化、企业创新动能不足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首先，僵尸企业过度占用财政与金融资源，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挤占正常企业的发展空间。其次，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出现劳动力供应不足、GDP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本储蓄缩减、内需不足等问题，制约经济的持续复苏。最后，日本企业创新动能不足导致日本产业转型受阻，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

二是未来日元面临升值压力，这将削弱日本产品国际竞争力。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是日元与美元间的巨大利差，未来随着日本货币政策逐步收紧，日元将面临升值压力，削弱日本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三是未来利率提升将会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债务问题。根据IMF数据，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于1996年便突破100%，2022年则高达261%。而同时期，美国政府债务率为122%、中国为77%、法国为111%。横向来看，日本政府债务率远超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导致日本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风险（高闫坤和张晓珉，2023）。由于日本央行持续购买国债，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目前持有国债规模743万亿日元，达GDP的 132%（张玉来，2023）。未来，随着日本央行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政府的偿债付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导致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被压缩，阻碍日本经济持续复苏。

尽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有待商榷，但这可能也是日本近 30 年来最重要的改革窗口期。日本在泡沫破灭后一直是“成本削减型经济”模式，即企业对各种投资都以削减成本为目标，导致消费和投资降低，致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日本政府能抓住这次难得的破局机会，有针对性地实施改革，则有望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短期内，日本政府破局的关键是大幅提升工资水平，使居民实际工资提升，提振消费信心，使经济走入工资-通胀循环经济模式。长期来看，日本政府需开展结构性改革，解决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创新增长乏力、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慢及未来日本退出“负利率”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2023年，日本通缩状况逐步改善，经济运行整体呈现复苏态势。日本企业盈利改善、日元贬值引致出口增长、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有利的外部环境等共同引致了此次复苏。但日本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仍有待商榷，原因是日本经济仍存老龄化加剧、科技创新不足、内需萎靡不振、输入型通胀加剧、贫富差距加大及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削弱了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的动能。因此，日本政府仍需持续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根治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方能借助经济短期复苏之风，培育经济长期反转之势。

（二）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结构性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资本市场培育不足等；二是周期性问题：有效需求不足叠加社会预期偏弱等因素，导致持续的负向产出缺口；三是外部冲击：外部经济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

应该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呢？

一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方面，政府应着力完善银发经济的投资环境，出台税收优惠及金融财政支持政策，鼓励资金进入银发经济相关产业。另一方面，政府可培育服务银发经济的金融体系，发展适合老年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养老金管理、老年保险、遗产规划等金融业务。

二是开展资本市场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一是加强资本市场法规建设。完善证券法律法规，加强对市场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大力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二是优化市场结构与交易机制。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各类企业的融资渠道。

三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消除负向产出缺口。财政政策方面，其一，加大发行特别国债规模，将募集资金用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给中低收入家庭发行消费券。其二，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中小微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盈利水平。其三，引导财政资金定向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货币政策方面，其一，应进一步降低利率，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提振国内总需求。其二，优化信贷结构，引导信贷资金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倾斜。其三，增加补充抵押贷款规模以支持房地产三大工程建设。

四是千方百计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转型，避免爆发房地产危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结果。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言，股市动荡的冲击有限，而房地产危机的冲击则深远而持久。中国政府的对策包括：一是加大为优质民营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力度；二是在三四线城市由政府以成本加较低利润方式收购闲置商品房，再将其转变为保障性住房，相关资金可由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三是加大存量房地产更新改造力度与三大工程（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相关资金可以用中央、省级政府发行专项债支持，或者由央行提供补充抵押贷款，通过政策性银行融资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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