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梧桐镇的东街拐角处有家理发店，门脸不大，一面墙贴着泛黄的明星海报，另一面挂着”价目表”，十几年没变过。

梧桐镇的东街拐角处有家理发店，门脸不大，一面墙贴着泛黄的明星海报，另一面挂着”价目表”，十几年没变过。

那个”剪发5元”的牌子是张师傅亲手写的，字迹工整，像是从前的公文式写法。店里有两把转椅，皮面已经开裂，露出黄色的海绵。门口站着个木制理发店标志，红白蓝三色的柱子不停旋转，有时风大了还会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爷爷常说，这家理发店开了得有三十多年了。张师傅四十多岁光景，个子不高，有些微胖，总是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装，口袋里插着梳子和剪刀。他留着齐耳的短发，说是自己剪的，倒也整齐，只是鬓角总有些不太平整。

“剪头发不就图个清爽么，讲究那么多做什么？”他经常这么说。

张师傅的手艺并不特别出众，就是那种正常的、普通的手艺人，但镇上的老人都爱找他理发。他动作稳健，不像年轻人那样急躁，理发时会耐心地和顾客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候家里的老小。

“老王啊，你儿子高考考得怎么样了？”

“李大爷，腿脚还利索吗？”

“小刘家的闺女结婚了吧？多大了来着？”

理发店里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台老旧的电风扇，转到最大档还是会有些吱呀作响。张师傅会拿毛巾给客人擦汗，然后递上一杯温水。冬天就更冷了，店里有个小煤炉，红彤彤的，张师傅会时不时往里添煤，保持温度。有人来理发，他总是先让人烤烤手。

“我这店里条件差，将就着吧。”他会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这些年，镇上开了几家新式理发店，装修得亮堂，剪刀、吹风机一应俱全，价格从二十到八十不等。年轻人基本都去那儿了，毕竟谁也不想顶着个老式发型出门。但张师傅的老主顾们从未动摇，五块钱一位，便宜又舒心。

我记得有次，一位老顾客提议张师傅提价。“现在物价这么高，你五块钱怎么够本啊？”

张师傅摇摇头，“够了够了，我一个人过，花销不大。再说了，咱们这边退休老人多，收入有限，我涨价，他们去哪儿理发？”

那位顾客不依不饶，“那你起码涨到十块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五块钱理发。”

张师傅笑笑没说话，继续低头忙活。后来我听镇上人说，张师傅的老伴早年因病去世，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回来没几次。他就守着这家小店，日子过得简单又规律。

去年冬天，镇政府通知要拆迁东街，建设新的商业区。消息一出，街坊邻居炸开了锅。有人高兴得很，嚷嚷着终于要拿一笔钱翻新房子；也有人愁眉不展，说祖辈传下来的房子就这么没了。

张师傅对此事没什么反应，依旧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开门，晚上六点关店，日子照旧。有人问他拆迁后去哪儿，他就笑笑说：“到时候再说吧，先把今天的活干完。”

直到拆迁前一周，我去理发时，才看到张师傅在收拾东西。那天下着小雨，店里有股霉味，墙上的海报已经摘了一半，剩下的被雨水浸湿，贴在墙上更加斑驳。

“张师傅，您这是要搬家了？”我问。

他点点头，手上动作没停，正在把理发工具一件件装进一个旧皮箱。那皮箱看起来有年头了，边角都磨损了，还用胶带粘着。

“拿了拆迁款，打算去哪儿啊？”

“回老家吧，反正也快退休了。”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望向窗外，“我这店开了三十多年，见证了不少人从小娃娃长大成人，又带着自己的小娃娃来。挺好的。”

最后一天营业，店里挤满了人，都是来找张师傅最后理次发的。我看到几位平时连面都见不着的老人也来了，有人甚至专门把头发留长了些，就为了这最后一次。

张师傅还是那样不急不躁，一个接一个地理，手上的剪刀咔嚓咔嚓响，地上的头发越积越多，他也不扫，就那么继续剪。

“张师傅，以后去哪儿开店啊？”

他摇摇头，“不开了，年纪大了，该休息了。”

“那我们以后找谁理发去？”

“镇上不是新开了好几家嘛，年轻人手艺好，你们去那儿。”

有人不乐意了，“那些地方剪个头要三四十，哪像你这儿，五块钱就能搞定。”

张师傅笑了笑，没接话。

最后一个客人理完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平时这时候张师傅早该关门休息。他拿起扫帚，慢慢地扫着地上的头发，动作很轻，像是不舍得。

收拾完，他把”理发5元”的牌子取下来，揣进怀里，关了灯，锁了门。

“张师傅，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几个老顾客提议。

他摆摆手，“不了，明天一早就要搬家，回去收拾收拾。”

就这样，张师傅消失在了梧桐镇的街头，那家开了三十多年的理发店也在一周后变成了一片废墟。

拆迁后的日子，镇上人开始适应新的生活。东街变成了工地，天天尘土飞扬，噪音不断。老人们总抱怨找不到便宜的理发店了，年轻人倒是挺高兴，盼着新的商业街早日建成，最好能有电影院和大型超市。

张师傅的事情慢慢被人淡忘，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感叹一句”那人剪头发真便宜”，然后话题就转向别处。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我因为感冒去县医院看病，在输液大厅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张师傅穿着病号服，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本书的封面已经翻卷，看起来读了很多遍。他比我记忆中消瘦了许多，头发也白了不少，但还是那个熟悉的、微微有些秃顶的脑袋。

我不确定是不是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走过去。

“张师傅？”

他抬起头，眼神有些迷茫，然后突然亮了起来。

“哦，是小李啊，你也来看病？”

我点点头，顺势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您这是……”

“没什么大事，就是老毛病又犯了。”他笑了笑，把书合上放在腿上。我注意到那是一本关于中医按摩的书。

“您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在县医院？”

张师傅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望向远处。“老家已经没人了，房子也塌了。拆迁款给了儿子，他在省城买房子，说接我去住，但是……”他顿了顿，“还是算了，我这人啊，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有病。”他突然说，“去年体检发现的，肺部有阴影，医生让我做进一步检查，但我一直拖着。”

“为什么不去检查呢？”

“怕啊。”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万一是什么大病，治不好怎么办？那时候店还在，每天有人来，有事做，心里踏实。”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只能问：“那现在……”

“现在确诊了，晚期，医生说能活一年就不错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就像在谈论天气。

我心里一沉，不知该说什么安慰的话。

“别这么看着我，我早就想开了。”张师傅拍拍我的肩膀，“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挺好的。我那理发店开了三十多年，剪了几万个头发，挺值的。”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

“医院附近租了间小屋，来回方便。”

我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您那个’理发5元’的牌子，还留着吗？”

他眼睛一亮，“留着呢，怎么了？”

“我有个想法……”

第二天，我和几个在镇上开小超市的朋友一起，帮张师傅在医院附近的小区门口支起了一把椅子和一面小镜子。我们从五金店买来了红白蓝三色的旋转柱，虽然不是原来那个，但也差不多。张师傅的那个”理发5元”的牌子被我们郑重地挂在了旁边的树上。

“张师傅，您看行吗？”

他站在那里，眼眶有些湿润，摸了摸那个旋转柱，点点头。

“挺好的，挺好的。”

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第一天就有不少人来剪头发。有的是冲着便宜价格来的，有的是听说这里有个老理发师，手艺不错。张师傅手脚有些不利索，但精神头很足，一直站着为人理发，直到我们强行让他坐下休息。

“你们别担心，我没事。”他不停地说，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慢。到傍晚时，他已经累得直不起腰，但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消失过。

接下来的日子，只要天气好，张师傅就会去那里理发。价格还是五元，从来没变过。久而久之，附近的居民都知道了这位老理发师的故事，有人甚至特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为了体验一下这”最后的五元理发”。

有天下午，我去看望张师傅，发现他正在给一个小男孩理发。那孩子大概六七岁，坐在椅子上一直不安分，张师傅却很有耐心，一边理一边和他聊天。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明。”

“小明啊，你几年级了？”

“我上一年级。”

“学习好不好啊？”

“还行吧，就是数学不太好。”

张师傅笑了，“没关系，慢慢来，我当年数学也不好，照样能开理发店。”

孩子噗嗤一声笑了，不再乱动。张师傅手法娴熟地修剪着，眼神专注，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理完发，小男孩的妈妈掏出十元钱，张师傅只收了五元，还从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给小男孩。

“谢谢爷爷！”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走了。

张师傅看着他的背影，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小时候，我爷爷也是理发师，他每次给我理完发，都会给我一颗糖。”

他的眼神有些迷离，像是陷入了回忆。“那时候日子虽然苦，但人心很近，大家互相照应。现在日子好了，人心却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点点头。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儿子在身边，我是不是不会这么固执，早点去医院检查，或许还能治好。”他喃喃自语，“但是转念一想，人这一辈子，总要面对死亡，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天晚上，天空飘起了小雨，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张师傅突然拉住我的手。

“小李啊，等我真走不动了，你把这把剪刀收着。”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用了几十年的剪刀，“我这辈子就靠它吃饭，它比什么都重要。”

我不敢接，“张师傅，您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哎，这有什么不吉利的，人总有一死。”他硬塞到我手里，“你先拿着，我走不动了再说。”

雨越下越大，我打着伞送张师傅回家。路上，他突然停下脚步，抬头看着雨中模糊的街灯。

“你知道吗，我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我摇摇头。

“就是这么多年，一直说要去看看大海，结果一次都没去成。”他笑了笑，“人啊，总是把重要的事情往后拖，等到真的没时间了，才发现错过了太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默地和他并肩走在雨中。

张师傅在医院附近的小摊位一直坚持了三个多月。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时候甚至站不起来，但只要有人来理发，他就会打起精神，尽量表现得和往常一样。医生说他能坚持这么久已经是个奇迹，可能是因为有了新的寄托，生命力才这么顽强。

冬天来临前的一个周末，张师傅没有出现在理发摊。我去他租住的小屋找他，发现他躺在床上，呼吸微弱。

“张师傅！”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他缓缓睁开眼睛，对我摆摆手。“别忙活了，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不听他的，坚持把他送到了医院。那天晚上，我守在他的病床前，看着他消瘦的脸庞，心里五味杂陈。

凌晨时分，他突然醒了过来，拉住我的手。

“小李啊，我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张师傅？”

“人这一辈子，不在于活得长短，而在于活得有没有意义。我开了一辈子理发店，从来没有改变过五元的价格，不是因为我傻，而是因为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这五元钱可能是他们仅有的尊严。”

他的声音很轻，我不得不凑近才能听清。

“我这一生，没做什么大事，但是我让很多人体面地生活着，这就够了。”

第二天一早，张师傅安静地离开了。他走得很平静，脸上还带着微笑，像是做了一个好梦。

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没有举行隆重的葬礼，只是几个老顾客和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最初开店的那条街。虽然那里已经变成了工地，但我们知道，那才是他真正的家。

临走前，我把那个”理发5元”的牌子挂在了工地旁的一棵老树上。不知道它能挂多久，或许等工程完工就会被清理掉，但至少现在，它还在那里，见证着一个普通理发师的一生。

后来，我常常梦见张师傅坐在他的理发店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身上，他正在给一个孩子理发，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梦里，那红白蓝三色的旋转柱不停地转动着，发出轻微的、令人安心的声音。

而每当我路过一家理发店，看到那鲜亮的价目表上写着三四十元的价格时，总会想起张师傅曾经说过的话——

“对很多人来说，这五元钱可能是他们仅有的尊严。”

镇上的东街已经建成了新的商业区，高楼林立，灯火通明。没人再记得那个角落里曾经有一家只收五元钱的理发店，也没人记得那个总是穿着褪色蓝色工装的理发师。

但我知道，在那些曾经被他理过发的人心里，张师傅永远活着，就像那个永不涨价的五元理发，成为了一个时代最朴素、最温暖的记忆。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