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4年11月5日至14日，为了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了完成一项不寻常的使命而进行的一次不寻常的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访苏。

1964年11月5日至14日，为了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为了完成一项不寻常的使命而进行的一次不寻常的访问，也是他最后一次访苏。

▌赫鲁晓夫下台为这次访问提供了机会

1964年10月16日凌晨，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他说，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共中央究竟为什么要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新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将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人们难免猜测纷纭。当时，要了解事件真相，唯有直接同苏联新领导接触。

▌赫鲁晓夫对华态度为何先好后坏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地位尚不稳固，需要我们的支持。那时，他对毛泽东和我们党比较尊重，对中苏关系也较重视。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斯大林未到车站迎送。赫鲁晓夫上台后第二年即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中国革命评价甚高，批评斯大林对我国有大国主义错误，说我们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遇到不同意见，也能友好协商。他按早先决定，撤退了驻旅顺的苏军，并将该海军根据地交还中国；废除了原先遗留下来的不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提供了新的贷款，增加了援建项目，扩大了原有援建项目的规模和双方的科技合作，等等。我们本来就十分重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赫鲁晓夫以平等友好态度待我，自然更愿与之友好相处。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虽然对赫鲁晓夫的错误深感痛心和担心，并在内部对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但也充分估计其积极方面，希望他能纠正错误，加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增强中苏团结，反对共同敌人，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我们对他和苏联给予了真心实意的、力所能及的支持。

1957年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毛泽东、邓小平同苏共领导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同各国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能以平等协商的方法，取得克服分歧、增强团结的成果，对于双方的原则分歧采取内部协商求得一致、暂时不能取得一致的则注意等待或作必要妥协的做法，深为满意，十分乐观地把苏联卫星上天和这次会议的成果作为标志，用“东风压倒西风”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赫鲁晓夫一旦站稳脚跟，立即转过头来处心积虑地设法控制中国。1958年4月，苏联提出在我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归两国所有，由两国共同使用；同年7月，继而提出中苏两国军队直接协商制定专门计划以适应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同月又提出苏联在东亚没有不冻港，要和我国建立共同舰队，使用中国港口。毛泽东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功大于过，但对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深为不满。只是为了顾全大局，长期隐忍不言。毛泽东原以为赫鲁晓夫会改变斯大林以往的错误，然而赫鲁晓夫却接二连三地提出上述“建议”，图谋控制中国，这使他大为震怒。毛泽东严厉指出：“怎么那一套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来了，为什么帮助中国只能搞合作社，搞共同舰队，这分明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他的话如实报告赫鲁晓夫，不要替他粉饰，赫鲁晓夫听了越不高兴，他越高兴。对毛泽东这样强烈表示的严正立场，赫鲁晓夫表面敷衍，实则已下定决心，我行我素。

赫鲁晓夫还积极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并企图将我国也纳入这条轨道。1958年8月23日，我炮轰金门，旨在惩罚蒋军对我骚扰，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苏联对我甚为不满，担心引起中美冲突，妨碍他们搞苏美合作。于是，立即派葛罗米柯访华，并带来核试验影片，请毛泽东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想吓唬我们。我党为照顾团结，派陈毅同志出面，明确告诉他，中美双方都未准备打仗，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拖苏联下水。这样，他们才放下心来，作了支持我的表态。

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不帮我生产核武器。同年9月下旬，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参加我国庆。10月2日中苏举行高级会谈，赫鲁晓夫替艾森豪威尔说项，要我释放在押的美国特务，并说当年列宁曾在西伯利亚建立远东共和国，暗示我也可让那个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的蒋介石暂时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理所当然遭我拒绝。事后，毛泽东说，他们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不得不反。受美压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不得不支持。

但是，赫鲁晓夫并未就此止步，1962年8月23日，苏联通知我国，美向苏建议签订《防止核扩散协定》，苏已给予肯定的回答。这是苏联背着中国同美达成的协议，合谋束缚我手脚，由他们垄断核武器，合作主宰世界。我当然不能同意。1963年7月25日，正当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时，苏联又一次背着我国，同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阻止我进行核试验。

赫鲁晓夫对我胆敢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十分恼火，便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对我施加压力，妄图逼我就范。政治压力无济于事，便转而施加经济压力和军事压力。苏联一党不行，便召开国际会议，对我进行围攻。一次不行，再开一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正是赫鲁晓夫这种无休止的蛮横行径，把中苏关系推到了破裂的边缘，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弄到名存实亡的地步。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理应为改善中苏关系带来转机。

▌抓住时机决定周总理访苏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当他得悉赫鲁晓夫下台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苏联政局动向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尽管对情况还不甚了解，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迅速果断地作出决策，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

10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指示，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嘱我立即拟稿报批。毛主席还说，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这份贺电当天即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接着，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周总理对我说，今年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即使此行取不到预期结果，也可表明我党谋求中苏团结对敌的诚意。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步骤。

周总理雷厉风行，夜以继日地接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节，把我们党中央和政府的倡议通知他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去寻求团结，请他们报告各自的党中央和政府。考虑到苏联已主动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党的关系和外交关系，周总理特别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我们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意图，分析了不论这一行动的结果如何对我们的共同事业都有益无害。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对周总理的谈话和解释都表现得很高兴。他们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倡议也都迅速作出了肯定的答复，苏联也很快给我们和其他兄弟国家发出了邀请。这表明我们的倡议是深得人心的。

中央决定，我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任副团长，参加代表团的还有有关各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等，我作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也参加了代表团工作。

▌寻求中苏团结的新途径

1964年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乘专机飞抵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有关各方负责人的欢迎，当晚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

周总理到达别墅后，稍事休息，立即开始夜以继日的紧张活动。对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进行礼节性拜访，接受他们的回访，参加节日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同苏联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接触，进行非正式交谈和正式会谈，了解他们的想法，阐明我团结对敌的愿望。

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是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这个不平常的时刻来访的，但可以看出，他们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大都很谨慎。除因某种任务需要同我们接触者能同我们较自然地交谈外，许多苏联老朋友看到我们后，往往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用不同方式悄悄地表达欢迎之意，有的激动得热泪滚滚。一些苏联朋友同我们攀谈，表达对昔日中苏友好的怀念，但苏联保安人员却公然阻止这种接触。我们感到这不是好兆头。苏联新领导如有意改善中苏关系，怎么能这样不顾礼貌呢？后来事情的发展，不幸证明了我们的猜测。

周总理早就把我们同苏联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意向通知了苏方。如果苏联新领导真有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就应乘此良机，同中方坦诚相见，表明自己团结对敌的意愿，主动说明中方最关心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但事实却不然，从11月5日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至11月9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前，不论周总理如何多方向苏联新领导探询，他们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第一次会谈开始，周总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仍然搪塞，说可以在下次再谈。这不会妨碍我们研究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设性办法。他紧接着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提出某些问题，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他步骤。其实，苏方很清楚，首先挑起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赫鲁晓夫。从1963年起，苏联公开攻击我们的材料何止几千篇，煽动和胁迫其他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材料更不可胜计。到这次高级会晤为止，我答复苏方攻击我们的材料为数不多。现在勃列日涅夫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但他自己对赫鲁晓夫首先挑起公开论战，对苏共中央对我们进行那么多的攻击，对我党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一概避不作答，那么，对他提出的这个议题如何讨论？

由于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解职的政治原因执意不谈，周总理料到再就此提问也无用，只好暂时搁置一边。但周总理没有接过勃列日涅夫的议题，同他们讨论停止公开论战，而是向他们提出关于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的问题，以便从中寻找苏联新领导究竟和赫鲁晓夫有多少差别，希望了解在我党同赫鲁晓夫存在严重分歧的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同苏联新领导有无商量的余地。周总理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庆祝会上的讲话中说，召开兄弟党的会议成熟了，依我们看，条件并未成熟，还要创造。勃列日涅夫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周总理问：“你们是否不再提你们过去决定在今年12月15日召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勃列日涅夫回答得很坚决：“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委员会。”周总理说，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找出一个途径，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这是一回事。坚持苏共中央1964年7月30日信中通知召开的12月15日的起草委员会，起草一个兄弟党会议的文件，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把兄弟党会议同赫鲁晓夫下命令开的那个起草委员会联在一起，就没有谈判余地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回到赫鲁晓夫问题上来了。勃列日涅夫说，开会是他们党的决议，是建议，不是命令。周总理说：“8月30日我党给你们的信中已答复，你们召开的那个会议是分裂会议，我们主张开团结的会，反对开分裂的会。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参加。这是我们党的决议。”勃列日涅夫企图把我们党对他们的复信说成是“命令”，周总理立即据理反驳说：“我们的信是我们两党来往的信，是建议。你们是由一个党决定，通知其他25个党参加开会，不来不行嘛！即使有一部分党不参加也要开。这不符合兄弟党协商的愿望，也不符合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周总理还指出，我们从多方获悉，早在1964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就背着中国党向各兄弟党发出了一封反对中国党的信，号召对我们党进行“反击”，并且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

到了7月30日，赫鲁晓夫就下达了开会的通知。显然，这是个有预谋的反对中国党的分裂会议，怎么能指望我党参加呢？周总理还告诉他们，迄今为止，已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那个会，如果你们要开，那就是分裂。但是，不论周总理怎么劝他们不要把兄弟党的会议同赫鲁晓夫7月30日下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执意不改。我们建议另辟途径，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会，他们坚决不干。他们采取的是决不妥协的态度，也不讲任何道理。倒是米高扬比较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米高扬的发言最后证实了苏联新领导还是坚持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他们所说的团结是要我们牺牲主权，屈从苏联领导指挥棒的团结。这是无法接受的。

周总理这一招儿很灵，从召开兄弟党会议这个具体问题上终于揭开了苏联新领导守口如瓶的瓶盖子，露出他们和赫鲁晓夫在对华政策上完全一致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和米高扬的发言终于堵死了此次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的大门。

这次会谈后，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仔细研究了几天来与苏联新领导以及其他兄弟党接触和会谈的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总理是这样表述这个结论的：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继续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作个正式答复。答复中留个沟通的渠道，对中苏两个大国来说还是需要的。

代表团还讨论了可否同苏联发表一个中苏联合反帝的声明，结论是不能这样做。因为苏联新领导在联合反帝问题上无任何实际行动，对我党亦无丝毫妥协的表示，发表这类声明，只会给他们以招摇撞骗的资本，而不能达到真正联合反帝的目的。弄不好，还会被他们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轨道，成为他们棋盘上的棋子

在11月11日的会谈中，周总理对苏方的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还是坚持不变。

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双方努力。如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苏联新领导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遭到了周总理的坚决驳斥。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按日程，由勃列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果真如周总理所料，没有谈出什么新内容。

11月13日，我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柯西金去机场送行途中在汽车上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周总理问他区别何在？他一直闪烁其词，避不直言。

▌周总理访苏的重大意义

周总理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坚决而机智地执行了中央的出访方针，虽然并非由于我方的原因未能找到中苏团结对敌的新途径，但这次访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可磨灭。第一，了解到苏联新领导的政治动向，阐明了我们党和政府维护中苏团结的严正立场，和各兄弟国家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第二，为维护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以及中苏两党、两国和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结，同苏联新领导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第三，捍卫了我党、我国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的权利，捍卫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11月14日，当周总理的座机徐徐降落在北京东郊机场，周总理笑容满面地健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 、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周总理随同毛主席绕场一周，向欢迎群众致意。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