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哲强出生在江南一座小县城，是家中独子。父亲是名水管维修工，常年戴着安全帽，骑着一辆旧电瓶车穿梭在小区和街头巷尾。母亲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厨房帮工，每月不到3000块工资。

林哲强出生在江南一座小县城，是家中独子。父亲是名水管维修工，常年戴着安全帽，骑着一辆旧电瓶车穿梭在小区和街头巷尾。母亲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厨房帮工，每月不到3000块工资。

家境不富裕，因此从林哲强上小学起，父母就把几乎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我们吃点苦没关系，你只要能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

这句话，林哲强听了一千遍。

他也很努力和听话，从小被称为“读书的料”，成绩保持在班级前五。不过在一张张高分考卷背后，是林哲强感冒发烧也不肯请假，因为母亲说：“缺一天课，可能就跟不上别人。”他也知道家里条件差，更懂得，从小到大，成绩保持在成绩前五。

父母对他的教育极为严苛，不许看没用的小说，不许和不爱学习的同学走太近，哪怕一次测验掉了两分，也会被父亲阴沉地训上半小时。

“咱家就你一个孩子，不读出来，这辈子就毁了。”父亲常这么说。

也因此，从初中起，林哲强就习惯了压抑自己。他不说想法，不表达情绪，习惯性自责。

2017年，林哲强第一次参加高考，距离一本线差了37分。父亲的脸当晚就黑了下来，骂他“白读了这么多年书”，母亲在厨房摔了一只碗，“丢死人了”。

他不哭，也不吭声，转身走回自己房间，把门轻轻带上。

而从这以后，林哲强也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复读。

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手机上锁，社交全无，像是被推入一个只有题目和分数的世界里。他不记得自己哪天笑过，也不记得最后一次看星星是在什么时候。

他只是机械地做题，做题，做题。

2018、2019、2020……连续四次考试，他都差之毫厘。

每一次成绩出来，父亲都要冷脸三天，母亲则故意在邻居面前压低声音叹气：“我们家这孩子……不中用。”

起初，林哲强还会偷偷写点日记，和自己说几句话。后来，他连这些也不做了。脑子像蒙了层雾，早上睁开眼就头疼，晚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没胃口，连平常喜欢的甜口豆浆都觉得发苦。

他曾偷偷在网上搜索“为什么我总是想消失”“没有意义的生活还值得继续吗”，但没有勇气点进“求助”那一栏。

他以为自己只是太累了，只要考好了，就会好起来。

可谁也没想到，第五次考试，他还是失败了。

2021年6月，林哲强第五次走进高考考场。

他意外的没有期待，也没有恐惧，仿佛只是完成一场早已注定结果的仪式。

成绩公布那天，是一个闷热的雨夜。屋外蝉声未歇，屋内气压低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坐在餐桌前，手机屏幕缓缓跳出分数——比一本线低了19分。

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锁了屏。不过父亲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像是要压不住的雷暴。

“又没考上。”父亲吐出一口气，冷冷地说，“你是不是根本没用心学？平时看你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还以为是在憋大招呢。”

母亲也忍不住开口：“别的孩子一次上大学，你这是第五次了，还想考第六次？别太高估自己了。”

林哲强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团棉絮，什么也说不出口。

他低头扒了两口饭，咽不下，干脆起身回了房间，但从这时起他开始彻夜失眠，躺在床上直到天亮。

窗帘半拉着，屋子里一团灰暗。

他感到眼前的世界像被掏空，所有颜色都被抽离，只剩下混沌的灰。他不想说话，不想吃饭，不想动。

他原本就很少说话，现在干脆沉默到底。

兴趣？没有。他连走下楼拿快递的动力都没有。

胃口？没有。饭吃两口就反胃。

情绪？像空空的井底，冷水一点点往下滴，他听得见，但接不住。

但这一切，都没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只看到了“考不上”的结果，却没看到儿子已经悄然陷入了情绪深渊。

母亲一边收拾饭桌一边埋怨：“天天窝在家里，这也不干那也不动，我看你就是懒了。”

父亲叹了口气：“不是说不让你玩手机了吗？到底有没有在复习啊？你就这态度，第六次也考不上！”

6月30日，林哲强好不容易撑起身体走出房门，听到的是父母的埋怨与责怪，霎那间，他的情绪失控了。

他站在厨房门口，嗓音发颤：“我已经尽力了……我真的很累了。”

母亲一愣，反而更生气了：“你累？我们上班赚钱供你读书不累？你一个大男人，说什么‘很累’？你倒是给我争口气啊！”

父亲拍桌而起：“你以为你是皇上？谁不是咬牙撑着？就你矫情！”

那一刻，林哲强的眼神仿佛突然碎了一块。他猛地转身回了房间，没有争辩，没有哭，只是把门反锁。

晚饭后，屋里一直很安静，安静得令人不安。

直到7月4日，林哲强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出来吃点东西、喝点水，母亲忍不住担心他的身体，便想叫他出来喝点汤，却发现门怎么都敲不开。

她心里忽地莫名“咯噔”一下，急忙叫来丈夫，两人合力撞开门。

只见林哲强倒在床边，右手臂上是一道又一道还在渗血的割痕，就连手腕部分都有触目惊心的红痕，将床单也染了红色。

而林哲强的左手还拿着一片割断的钢尺，往地上滴下一滴又一滴红色液体。

“林哲强！”母亲几乎是扑过去，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东西。然而林哲强的表情却很平静，没有痛苦，也没有愤怒，只是眼神发红，喃喃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考差……”

母亲心慌不已，抱着他大哭，手忙脚乱地拿毛巾按压伤口，并喊醒了林哲强的父亲，两人连夜把他送进了县医院急诊室。

医生在处理伤口时留意到林哲强反应迟钝，问话总是过几秒才回答，语气干涩，眼神涣散。尤其是在缝合时，他全程盯着天花板，既没有挣扎也没有任何情绪反应。

医生皱了皱眉，小声问母亲：“他最近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太对？”

林母哽咽着说：“从高考以后……他就不太说话，也不吃东西……今天下午他一个人在房里关了灯，坐着不动。”

听完这些，急诊医生放缓了语气，说道：“他这不是单纯情绪低落，我建议你们去我们精神心理科做个评估检查，越早介入越好。”

母亲一怔，下意识看向父亲。林父面色铁青，犹豫几秒后点了点头：“那就查吧。”

第二天早上，林哲强被安排做了《抑郁自评量表（SD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他的评分结果为：SDS标准分71，HAMD评分26，已达中重度抑郁的诊断标准。

医生在会诊记录中写道：患者多次高考失败，长期自我价值感低下，亲子沟通缺失，自责情绪反复强化，行为受挫明显，已出现主动自伤行为，需立即介入心理干预。

说完，他看向坐在对面的林哲强父母。

林母一双眼睛通红，嘴唇颤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林父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膝盖上，指节泛白。

医生语气缓了缓：“你们是家属，他不是一个人的病。他的很多认知模式和情绪来源，都是从长期家庭氛围中积累来的。”

林母哽咽：“我们真不知道会这么严重……他以前从来不说……”

“他不说，是因为他不敢说。”医生的声音没有责怪，但却不容忽视，“他怕你们失望，怕讲了被反驳，怕讲了也没用。这就是很多孩子会用‘沉默’代替表达的原因。”

林父抬起头，眼圈也红了，声音低哑：“我以前只会骂他不争气，从没想过他是……真的难过。”

“你们现在知道了还不晚。”医生递过一份家庭教育材料，“我们建议你们两人都参加‘家属情绪支持课’，每周一次，持续一个月。同时在家中减少评价型对话，多用支持性回应，避免重复提及考试成绩和‘将来’。”

林母点点头，接过材料时手微微发抖。

林哲强的住院周期持续了将近四周。医生为他开出了帕罗西汀，每日一次，并配合每周两次的认知行为治疗（CBT）。起初几天，林哲强的反应依旧冷淡，对话语速慢，有时一整天不主动说话，只静静坐在窗边，望着对面楼的天线发呆。

不过他的母亲每天都会来，带来他爱吃的糖水、剪好的水果，和一条新买的薄毯。她不再说“努力点”，只会轻声问：“你今天还头晕吗？”、“晚上睡得好一点了吗？”

父亲最初仍不太敢面对他，但后来开始在病房外抽烟时偷偷擦眼睛。他也学着去了解什么是“情绪价值”，什么叫“支持而非控制”。

半个月后，林哲强的变化开始显现。

他会轻声回话了，吃饭时能把碗里的饭吃干净，有时还能提出想听的歌。医生测评他的HAMD评分从26降到14，虽然仍有中度情绪，但明显好转。

一个月后，他顺利出院，出院当天，主治医生特意单独把林哲强和父母带进办公室。

“这次出院，不代表他完全好了。”医生看着林哲强，“情绪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认知恢复——你要开始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不是成绩的附属品。”

医生又转向父母：“你们回去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定的生活节奏，别突然让他重新面对考试。别逼着他跟别人比，也不要说‘下一次一定要考好’这种话——你们能做的，就是陪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人’上，而不是他的‘分’上。”

林母红着眼眶不断点头，林父也终于开口，说了一句以前从未说过的话：

“我们会学着当父母，不是上司。”

医生笑了笑：“这句话很好，就照这个方向努力。”

林哲强出院后，家里变了。

父亲不再早上训话，改成问一句“昨晚睡得怎么样？”；母亲也学着医生的建议，不再逼他看书，而是每天傍晚喊他一起下楼走走，哪怕只是在小区里绕两圈。

他们甚至在客厅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医生交代的几句话：

不评价成绩，不催促复习；

多听、少讲、不责备；

给他空间，也给他靠近的路。

慢慢地，林哲强在心理医生的陪伴和CBT行为练习下，他开始尝试小幅度行动，话也多了些。

2021年9月，他在心理访谈中主动说：

“我想考第六次。”他平静地对心理医生说，“这次，不是因为他们要我考，是我自己想再试一次，看看自己能走多远。”

医生点点头，但叮嘱道：“考，是可以的。但你要明白，这不是为任何人证明，而是你自己的决定。不管成绩怎样，决定权都应该在你手里。”

这一阶段，林哲强的状态越来越接近“正常”。

他早上能按时起床，晚上能睡满七小时。见到邻居也会点头示意，有时甚至和几个老同学在网上打游戏。

他重新回到辅导班，准备第六次高考。

老师说他变了——不再“紧绷”，也不再只追着分数跑。他开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写作文，也会认真解数学题。

一切，似乎正在变好。

直到那天晚上……

10月23日，林哲强刚在房间收拾书架，把前几年高考的资料整理归类。那是母亲特地留给他的新复读计划的第一步。每一本笔记本上都密密麻麻写着他曾经努力过的痕迹，仿佛只要重新翻开这些，他就能把命运改写一次。

然而他刚整理到一半，无意间听见厨房里父母的低声交谈。

“你说……他还撑得住吗？”母亲的声音轻得像是一缕风，但在他耳中却震耳欲聋。

父亲没马上回应，沉默了几秒，低低地叹息了一句：“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干不了活，考又考不上，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寥寥几语，但句句砸在林哲强心上。

他站在门后，身子僵直，眼神慢慢变得空洞，嘴唇干得发白。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像一块耗尽电量的电池，在悄无声息地耗尽最后一格电量。

随后，他安静的合上了自己的房门，呆坐在书桌前，脑子里放空，没能写出一个字，也没有什么动静。

但他的眼神越来越暗，脸色发灰，嘴唇泛紫，脑子里却开始有了声音，嘈杂而重复：

“你是个累赘。”

“你拖垮了这个家。”

“你已经没用了。”

他想关掉这些声音，可怎么都关不掉。

尽管母亲照例敲门喊：“林哲强，出来吃点饭。”

他没有应声。

屋里一片死寂，只有墙角的钟表滴答滴答地走着。

母亲叹口气，回厨房热饭。

可就在她端着饭菜转身的时候，听见阳台那边“哐当”一声巨响。

她手一抖，碗砸在地上，撒了一地汤水。她冲过去，阳台的窗子是开着的，夜风灌进来，吹得窗帘猎猎作响。

楼下，传来几声尖叫。

她整个人瞬间瘫软，冲下楼梯时，脚一软，几乎滚了下去。

楼下花坛边，林哲强倒在那里，脸色苍白，鲜血从后脑勺蜿蜒而出，浸湿了T恤。手里还攥着他自己写的一张字条：

“对不起，我真的尽力了。”

急救车赶来时，他瞳孔散大，心率极低，血压接近测不到。

医生大喊：“还有呼吸，马上气管插管，推肾上腺素！”

监护仪上波动起伏的曲线像一道道生死的分界线，护士的手套沾满了血，母亲站在门外，整个人靠着墙直直滑坐下来，嘴唇发紫，喉咙里只发出一种近乎哀鸣的声音：“我儿子……我儿子……”

父亲站在抢救室门口，捂着胸口，额头青筋突起。他是个一辈子不肯在人前掉眼泪的男人，可那一刻，他眼泪就那么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们……怎么会没看出来？”他低声自问。

三小时后，林哲强被转入ICU，命暂时保住了。

医生出来时语气沉重地说：“他不是第一次自残了吧？”

父母都怔住了，忽地，母亲像是想到了什么，瞪大双眼猛地捂住嘴：“上一次……他只是说割破了，不严重……”

医生点了点头：“我们初步评估，他患有重度抑郁障碍，合并情绪感知障碍，这种情况下，情绪有时会呈现假性稳定，外在看不出，但内部其实早已崩盘。你们一定要尽快带他接受系统的精神心理评估和治疗。”

母亲脸色发白，耳朵里嗡嗡作响。

她想起这段时间林哲强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发呆，吃饭也越来越慢，衣服堆了好几天都不换。她本以为他是在“沉下心努力”，可现在想来，那是他已经在崩溃边缘反复试探的信号啊。

医生接着说：“目前他的状态还不稳定，等度过危险期后，请立刻转精神心理专科。”

林哲强在ICU昏迷了三天。

母亲几乎没离开过病房门口。她一遍遍摸着林哲强高考时用的中性笔外壳，早已磨损光滑，那是他五年里唯一没丢过的一支笔。她低声喃喃：“妈对不起你……妈真的不知道你痛成这样。”

第四天清晨，林哲强终于醒了。

他眨了下眼，视线游离，喉咙沙哑地问了一句：“我是不是……又拖累你们了……”

母亲扑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没有！你没有！你只要活着，就好……”

一个星期后，在医生建议下，林哲强被转往市精神卫生中心。

接诊医生详细了解了林哲强的病史和行为模式，他面容消瘦，语速明显减慢，回答常有迟滞；指甲末端可见条状抓痕，说明其多次存在自伤行为。

再综合他的HAMD-24项31分，PHQ-9量表22分，以及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28分，贝克抑郁问卷（BDI-II）29分，做出了正式诊断：

重度抑郁障碍，伴有感知失调、持续性自责、自我贬低，存在明确自伤及自杀风险。

医生望向林哲强父母，语气格外严肃：“你们不能只看表面了。高功能型抑郁症患者外在可能一切正常，但内心可能正在一点点被腐蚀。”

这对林哲强父母来说，无疑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彻夜未眠，坐在病房门外的长椅上，捧着心理医生的评估报告，眼神木然。父亲则拿着手机，一页页翻着全国心理专家的名单，却不知要从哪一个号码拨起。

“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天下午，林母哽咽着对主治医生说，“只要他能活下去，让我干什么都行。”

医生沉吟几秒，低声说了一句：“最近有位专家刚好在省会参加青年心理论坛……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试着联系他。”

三天后，林哲强的完整病历和随访记录，被提交到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特需门诊，并被转呈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陆林教授手中。

陆林，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抑郁症、焦虑障碍与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的研究与临床干预工作，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少年抑郁症早期识别与干预策略研究”首席科学家。

也是全国最早提出“高功能型抑郁”概念的人之一。

他主持编写的《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筛查与干预指南》，在国内多个省份推广试点，影响深远。

陆林教授耐心看完林哲强的所有信息后并没有急着下判断。他亲自前往林哲强所在的康复科病房，花了整整四十分钟，和林哲强单独谈话。

陆林教授没有穿白大褂，只带着一本素色的笔记本。他坐在床边，轻声问：“你最近最常浮现在脑海中的一句话，是哪一句？”

林哲强沉默良久，低声道：“我觉得……活着不是我自己的决定。”

陆林点点头，记下这句话，然后轻轻说道：“你不是懦弱，是太久没人教你怎么抵抗疼。”

他离开病房时，顺手替林哲强拉好了窗帘，说了一句：“别怕，我们试试看，慢慢来。”

当天傍晚，林哲强的治疗正式纳入由陆林教授主导的“青少年高功能抑郁干预项目”，他也被推荐转入陆林团队支持的康复机构，接受“认知重构+家庭系统治疗”的综合干预。

这一转折，改变了林哲强的命运。

2022年6月第六次高考，林哲强走进考场时步子不急不缓，甚至回头给了父母一个安心的笑。他的背影像是彻底和过去那场漫长的灰暗告别了。

考完那天，他像普通考生一样和同学们吃了顿火锅，还开玩笑说：“不管分数怎么样，今年我想先休息一个月再说。”

7月5日，林哲强准时来到了心理康复门诊复查。

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整洁的淡蓝色衬衫，额前细汗未干，却笑着和护士点头打招呼。坐在候诊室时，他没刷手机，而是带着复习用过的笔记本，在纸上圈着几个关于专业方向的问题，还写下了一句旁批：“我想试试做校园建筑测绘。”

叫号进门那一刻，主诊医生愣了下，几乎没认出来。

林哲强走得稳健，说话流畅，落座时先是笑着问候了一句：“医生，好久不见。”

医生边看资料边问：“这次考试结束后，感觉怎么样？”

“比前几次安稳。考试那天我睡得很好，甚至吃了早餐。”他说，“写完作文的时候，心里有种‘完成了一个时代’的感觉。”

医生问：“那这些天，有没有焦虑或情绪低落？”

林哲强略想了想：“焦虑是有点，但我现在知道怎么对付它。比如昨天我梦到志愿填错了，醒来有点烦躁，但我马上出门跑了两公里，然后泡了个脚，慢慢就好了。”

医生注意到，他的语言组织条理清晰，无明显思维迟滞或逻辑障碍；眼神稳定，有情感色彩，无回避倾向；叙述中充满主观能动性和对未来的积极推演。

心理测评结果显示：

HAMD评分：6分（无临床症状）

BDI：7分（轻度情绪波动，无干扰功能）

GAD-7评分：4分（正常轻度焦虑）

睡眠与饮食问卷：均达康复指标线

医生合上记录表，轻声说了一句：“你这次，真的从里到外恢复得很好。”

林哲强听完没有激动，而是平静地笑了笑：“我现在不会说‘我好了’，但我知道怎么不让自己掉下去了。”

这时，一位在候诊区等了许久的母亲情绪激动的带着孩子走了进来，目光直直的盯着林哲强，语气也很急促：

“小伙子，你咋恢复得这么好，能不能跟我说说？我儿子才上高中就被查出了抑郁症，已经治疗了整整两年，各种药都吃过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前不久他又吞药了，我们实在是没法子了，我听说你找过陆林院士，是不是他告诉你的法子呀？能不能跟阿姨讲讲，救救弟弟？”

林哲强看了看男孩，非常能够理解做母亲的心情，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经历分享了出来，笑着说道：“没错，我正是坚持了陆院士告诉我的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而且不用吃药，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听林哲强讲完，医生也特别感慨，很快在医院里举办了座谈会，将林哲强请上了台，林哲强也并没有任何的畏惧胆怯之色，站在台上侃侃说道：“虽然抑郁症不是简单的情绪不好，但其实也并非洪水猛兽，陆院士是研究抑郁症20年的权威，他的这3个方法科学又简单、实用，相信坚持一段时间，大家都能看到效果……”

方法一：认知不是“自然恢复”，而是“结构重建”

很多人以为，抑郁症的康复标志，是“能吃能睡、笑得出来”。但在陆林院士看来，这只是表层改善，真正的危险藏在“情绪假恢复”阶段：当患者外表开始恢复日常，但内在思维结构仍被“失败”“羞耻”“无价值感”长期绑架，就极容易出现复发、甚至情绪崩塌的严重后果。

林哲强正是典型的“假恢复”患者。

陆林院士在初次评估时，敏锐地注意到林哲强的认知结构异常未被修复：

他在表面积极参与康复课程，但在“未来角色扮演”中始终拒绝尝试当众表达；

他在谈及失败时常使用“我就是不行”“我让人丢脸”这类全盘否定语句；

面对鼓励，他只会低头笑笑，却很少认同自己哪怕一点点的价值。

针对这一认知结构崩塌，陆林团队制定了为期3个月的“结构化认知重建干预计划”，核心工具包括：

林哲强每天需记录当天感受到的“失败瞬间”，例如“今天单词没记住”“老师说我笔记写得乱”，然后在治疗师引导下重写这些事件的意义。
比如将“我没记住单词”重写为：“我在焦虑中学习效率下降，但我仍在坚持。”
这种练习反复进行三十天，逐步帮助他从“失败归因个体化”转为“情境化、阶段性理解”。

在治疗室中，治疗师与林哲强进行一对一模拟，例如扮演一个“苛刻父亲”，抛出指责式问题：“你复读五次，还有什么脸出去找工作？”
林哲强起初总是哑口无言，低头沉默。但经过多轮引导，他学会回应：“我确实经历了失败，但这也锻炼了我的耐力和反思能力。”
这类对话训练，不是为了争辩，而是训练他如何与内心的“责备声音”对话。

治疗师帮助林哲强回忆过去20件做成的小事，比如：“小学美术比赛得奖”、“初中帮班主任做图纸”、“一次跑步第一”等，并制作了“能力碎片地图”，贴在治疗室墙上。
林哲强起初无法接受“这也算成就”，但当这些点滴汇聚，他第一次意识到：
“我的价值不是一个考试决定的。”

治疗进入第6周，林哲强开始在“失败”面前展现稳定的情绪调节力。他不再因一个错题就摔笔，不再在父亲催促时爆发，而是会说：“我会尽力，但我不保证每次都完美。”

到了第10周，陆林团队做了“价值观核查”测试，让林哲强自己用三个词概括目前的“自我认知标签”。
他写的是：“努力、还活着、值得继续。”

这三个词的变化，比任何药物的数据都来得真实——它标志着他的认知结构已经发生根本转变。

方法二：药物不是终点，是康复“窗口期”的基础保障

“抗抑郁药的意义，不是让你‘不难过’，而是为你‘能学习如何不再被难过牵着走’。”
陆林院士在团队内部会议上强调，药物从来都不是抑郁症治疗的终点，而是为认知疗法打开窗口的一把钥匙。

林哲强接受确诊为重度抑郁障碍后，起始使用帕罗西汀稳定情绪，同时在睡眠紊乱最严重阶段辅以曲唑酮（低剂量）调整作息节律。前四周，药物起效慢，副作用明显，他曾多次向治疗师抱怨头晕、口干、注意力涣散。

“我是不是会一直吃药吃一辈子？”他反复问。

陆院士向他解释，药物是修复神经递质通路的一种方式，不是永久依赖，而是帮助他赢得一个情绪稳定的学习期——这个学习，指的是重新学习情绪管理、认知重构和自我接纳的过程。

并且强调，药物维持期至少12个月，停药必须由专业精神科医生评估后，在控制情绪波动的前提下，分阶段递减，绝不可突然中止。

为此，林哲强的药物管理模式在出院后全面优化：

母亲每日定时提醒并监督服药，记录服药时间、药后状态、睡眠质量等；

每周固定一次“母子对话”时间，讨论当周是否有情绪波动、身体不适；

一旦发现如头晕、胃口下降、焦虑感上升等情况，及时记录并反馈给主治医生。

林父主动阅读《国家基本精神疾病用药指导》，学习药物副作用应对方法；

参与门诊会诊时能主动提出：“这两天林哲强饭量变差，是药物副作用吗？”、“曲唑酮是不是到了该减量的阶段？”

有一次林哲强睡眠出现逆转趋势，正是林父主动提出建议后，医生重新评估并调整了助眠药物方案。

在陆林团队设定的“三阶段评估法”中，林哲强经历了：

情绪稳定期：HAMD评分连续三个月低于7分，生活自理能力恢复；

认知修复期：能独立完成CBT练习、应对一定外界压力；

社会功能回归期：可重新进入学习节奏、人际互动中无显著焦虑或自责。

进入第三阶段后，医生才开始计划减药方案，并且整个过程中，每两周复查一次情绪量表、焦虑评分、药物不良反应。

林哲强从最初的“怕吃药”“抗拒药物标签”，逐渐理解并接受：

“吃药不是让我变成不正常的人，而是给我一个机会学会正常地生活。”

这段话，也成为他在“高考复读动员会”上对学弟说出的第一句话。

陆林院士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如果家庭语言系统不改变，孩子的抑郁结构迟早再次崩塌。”

林哲强的父母被正式纳入“家庭系统治疗”课程，陆林团队随后为他们制定了三项干预任务：

非评判语言训练：学习用“我看到你今天情绪有点低落”替代“你怎么又没劲”，用“我理解你现在想一个人待着”替代“你怎么不理人”；

支持性对话脚本设计：鼓励父母在林哲强谈起失败或焦虑时，不急于下结论，而是用“能不能说说你那时怎么想的？”引导出情绪的真实内容；

应激共调技巧训练：每天晚上，三人同时进行10分钟正念练习，一起写下当天的“3件好事”清单，构建“安全性互动习惯”。

林哲强开始尝试在饭后主动提一句“我今天有点烦”，母亲学会了不立刻安慰或纠错，而是轻轻回一句：“我听着呢。”

一次家庭治疗中，林哲强突然说：“以前我就怕说出难受，你们觉得我矫情。现在……我说出来，你们是真的在听。”

林母含着泪回了一句：“我以前以为不骂你就是爱你，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一直在不知不觉里伤你。”

这场“语言结构”的重建，不只是一种沟通方式的转变，更是家庭角色的根本性转向——从以控制为核心的“督促者”，变成以理解为前提的“共情者”。

也是在这个阶段，林哲强第一次和治疗师说：“我有一点点……想相信这个家了。”

最终，这种共同修复的过程，才真正让林哲强从“被宽容”走向了“敢于信任”，也是他能彻底脱离病理认知陷阱的关键。

参考资料：

李大林,吴强,黄梅,等.父母期望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父母心理控制和学习压力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5,33(02):261-266+271.DOI:10.16128/j.cnki.1005-3611.2025.02.006.

刘振敏.父母教养投入与高中生抑郁情绪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教育生物学杂志,2025,13(01):50-54.

叶文婷,滕召军,黎杨杨,等.父母心理控制、高中生抑郁症状及其生命意义感的纵向关系:一项交叉滞后模型分析[J/OL].心理发展与教育,2025,(05):710-719[2025-06-23].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5.05.11.

（《男子高考5次患重度抑郁,8个月后病症消失,陆林院士：3个方法可借鉴》一文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

来源：唐医生趣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