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吗？提前转业，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赵副指导员的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的心窝。

“建国，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吗？提前转业，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赵副指导员的话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的心窝。

我皱着眉头，心里憋着一股气，“赵指导员，我干得好好的，凭啥要转业？”

他静静地看了我几秒，似乎想说点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

窗外，操场上新兵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阳光洒在地面上，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发酸。

那天的谈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我的心里。

1983年，那是我27岁的春天，人生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我是李建国，1956年出生在陕南的一个偏远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

兄弟姐妹五个，我是老二，从小就被逼着干活。

小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把碗里唯一的鸡蛋夹到我面前，说：“建国，你年纪小，吃了才有力气干活。”

可我知道，那鸡蛋本该是他们的，是父母的。

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的课本还是隔壁家孩子用过的旧本子，上面的字早就被涂得乱七八糟。

我羡慕地看着别的同学新买的本子，心里想着，如果我能一直读书就好了。

但现实不允许。

“读书有啥用？家里地里的活儿都干不完，建国，你还是回来帮忙吧。”父亲抽着旱烟，眼神里透着无奈。

我不情愿地放下了课本，开始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可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总想着有一天能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1975年，村里来了征兵的消息，我第一个跑去报了名。

母亲一听就急了：“建国，你走了，这家还怎么过？地谁种？”

“妈，我去了部队，能挣军饷，到时候家里就能少操点心了。”

母亲抹着眼泪不吭声，父亲抽了半天烟，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建国，出去闯闯，也算为家里争口气。”

就这样，我带着母亲给我缝的布包和父亲塞给我的两块干馍，离开了家。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人挤人，空气里全是汗味，可我却觉得新鲜极了。

窗外的风景飞快地掠过，我趴在车窗上，心里想着，我终于走出来了！

到了部队，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吃苦”。

新兵连的训练强度大得吓人，白天扛着沙袋跑步，晚上还要站岗，连睡觉都不安稳。

刚开始，我总掉队，被班长骂得狗血淋头。

可我心里倔啊，咬着牙硬是挺了过来。

下连队后，我凭着一股拼劲儿，很快成了连队的尖兵。

射击、投弹、体能，每次考核我都名列前茅，连长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欣赏。

1978年，我被提干做了排长，后来又升到了副连长。

每次回家探亲，村里人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父母也总是逢人就夸：“咱家建国有出息啊！”

可就在这时候，部队传来了裁军的风声。

赵副指导员是个文化人，高中毕业，喜欢看书，消息也灵通。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建国，现在裁军是大势所趋。你要是提前申请转业，还能挑个好去处，等正式裁军了，主动权可就不在咱们手里了。”

我听了心里一阵火大。

他什么意思？是嫌我碍眼，想让我早点走？

“赵指导员，我不转业！”我声音不小，带着点冷意。

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

那之后，我开始有意疏远他，连平时的闲话都懒得搭理。

转眼到了1984年底，这年的裁军来得比我想象中更快、更猛烈。

我没能逃过，被通知转业。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全是赵副指导员的话——他不是早就提醒过我吗？

可我偏偏不听。

转业后，我被分到了老家的县棉纺厂。

厂里的工作枯燥无味，人际关系复杂得很。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却总是得不到认可。

那些混日子的人倒是过得轻松自在，有人还拿我当笑话：“建国啊，你当兵那股劲儿，在咱厂里可用不上，歇歇吧。”

我心里窝火，却又无可奈何。

几年后，厂里效益下滑，裁员成了家常便饭。

我咬牙坚持了几年，直到1997年，厂里彻底倒闭，我也失去了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41岁了，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一个老战友老魏，他拉着我去喝酒。

喝到一半，他忽然说：“建国，你还记得赵副指导员吗？”

我愣了一下，“记得啊，怎么了？”

老魏叹了口气，说：“他前年去世了，癌症晚期，走得很快。听说他临终前还提到你呢。”

“提到我？”我心里猛地一紧，“他说啥了？”

老魏摇了摇头，“他说，当年没能劝住你转业，是他心里的一块遗憾。”

我听完这话，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回到家后，我翻出了当年的军装，坐在床边发呆。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赵副指导员的身影。

他的提醒，他的关心，他的遗憾，全都一遍遍地在我脑海里回放。

后来，我托人打听到了赵副指导员的家人，去看了他们。

他的妻子拿出一本旧笔记本，说是赵副指导员生前的日记。

翻开一看，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面。

他写道：“建国是个好兵，只是太倔，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

我眼眶一热，泪水差点掉下来。

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赵副指导员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对我的惦念，却让我重新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斗志。

我开始四处找工作，靠着战友的帮忙，开了一家小型修理铺，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后来，我的儿子李小军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了大城市工作。

每次过年回家，他都会问我：“爸，你这辈子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

我总是笑着摇头，说：“没有，真的没有。”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一生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感激。

感激遇到了赵副指导员，感激他曾经的提醒，也感激他用另一种方式，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生活，总会教会我们成长，只是有些代价，来得太晚，太重。

来源：美好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