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麟德殿是唐大明宫中最大的建筑群，本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可是关于其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仅有寥寥数篇论文涉及，又多从建筑、考古角度入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涉及到其功能的论文仅有一篇，而且还不是专论，所论述的内容也仅限于娱乐方面。此外，在一些研究唐代长安城的论著中，也
麟德殿是唐大明宫中最大的建筑群，本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可是关于其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仅有寥寥数篇论文涉及，又多从建筑、考古角度入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涉及到其功能的论文仅有一篇，而且还不是专论，所论述的内容也仅限于娱乐方面。此外，在一些研究唐代长安城的论著中，也有极小的篇幅涉及到麟德殿的功能问题，但也没有超出宫廷娱乐的范围。这种状况的存在，导致了长期以来对麟德殿功能认知的误区，将其仅视为大明宫中举行宴飨、乐舞和百戏表演的场所，这些都是因为对这一建筑物缺少系统研究而导致的后果，因此有必要重新予以研究。
一、麟德殿的宴饮娱乐功能
关于麟德殿在宴饮方面的功能，学术界也有人已经指出了，但是在何种情况下才在这里举办宴饮活动却没有论及，故有必要加以论述。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大体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会在这里举办宴会。
首先，举办规模较大的宴会。自大明宫建成以来，便在这里多次举行过规模较大的宴会，如果就频繁程度看，则以唐后期为多。如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五月，“宴剑南、陈郑、神策将士三千五百人于三殿，赐物有差。”这是目前所知在麟德殿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宴饮活动，如此之大的规模，恐怕殿内是容纳不下的，必须延伸到廊亭、庭阁之中去。在代宗时期还举办数次规模颇大的宴会，如：
（大历）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节度使、转运使、判度支、户部侍郎、京兆尹等，赐物有差。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以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及节度、观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勋臣弟兄等并赴会。凡三日连宴，锡赉极于丰厚。
（大历）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两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赐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以来勋臣子弟及藩邸旧臣子弟，赐物有差，顺时令广恩也。
这里所谓“三殿”，即指麟德殿。为什么要这样称呼麟德殿呢？这一点史籍是有明确记载的，所谓“三殿者麟德殿也，一殿而有三面，故名三殿也，三院即三殿也”。元代著名史家胡三省亦曰：“麟德殿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殿西重廊之后，即翰林院。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一些接待少数民族使者的宴会也是在三殿中举行的，如宝应元年（762）八月，“奚及契丹来朝，宴于三殿。”元和八年（813）五月，“回鹘请和亲使伊难珠还蕃，宴于三殿，赐以银器缯帛。”
△ 麟德殿侧面图
唐德宗自从泾原兵变在外流亡返回京师后，连续在麟德殿举办盛大宴会，款待有功将士臣僚，史载：“德宗兴元元年七月壬午，车驾自兴元至京师。帝即还宫，每间日宴勋臣于麟德殿，必亲阅酒馔，盛陈音乐，极欢而罢。其所领赐李晟首之，浑瑊次之，诸宰臣及节将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崇秩序也。”贞元四年（788）德宗又连续在麟德殿举办了数次颇具规模的宴会，对于这一现象，史籍记载说：“至德以来，军事务殷，宴赐殆绝，大历末唯宴两省供奉官及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焉。至是常参官及二王后、皇室从曾祖以下亲、异姓诸亲、勋臣、节将子孙悉集焉。”自此以来，凡规模较大的宴会莫不在麟德殿举行，如“宝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殿宴百僚。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学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诸曹尚书、侍郎、京兆尹等，颁赐银器、锦采有差。”此后，在麟德殿“宴百僚”的记载便不绝于史籍。有时甚至连宴数日，如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二月，“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
大型的宴会设在麟德殿，主要是因为这里建筑宏伟、场地广大，具有满足大型宴会举办的各种条件的缘故。
其次，出于赏功和笼络人心的需要。在唐后期凡地方节帅来朝，皇帝通常都会在麟德殿召见并设宴款待，如大历二年（767）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鸿渐及河南江淮转运使刘晏、荆南节度卫伯玉等，赐物有差。”元和十四年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军节度韩弘及判官、大将军等共三百人，赐物有差。”同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宏正来朝，赐宴于麟德殿，其大将三百余人，赐物有差。”另据《旧唐书》卷156《王智兴传》载：“以智兴首功，加守太傅，封雁门郡王。贼平入朝，上赐宴麟德殿，赏赐珍玩名马，进位侍中，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使。”正因为麟德殿赐宴对臣下尤其是对将帅而言，是对其建立功勋的一种极大的奖赏，所以大家莫不以此为荣耀。关于这一点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所谓“功成赐宴麟德殿，猿超鹘掠广球场”。前一句指在麟德殿参加皇帝的赐宴，后一句则指在麟德殿庭院举行的击鞠活动。关于后一个问题，下面还要详论，就不多说了。
再次，每年固定节日举行的宴饮活动。从唐后期情况看，每年二月的中和节或者九月的重阳节，皇帝都在曲江亭赐宴，款待朝廷百官。而寒食等节则在麟德殿举办宴会，款待百僚。如贞元十二年（796）二月，唐德宗“以寒食节，御麟德殿，内宴”。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二月，“寒食节，宴群臣于麟德殿，赐物有差。”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二月，“寒食节，三殿宴百官。”唐文宗大和六年（832）二月，“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需要说明的是，有时也在麟德殿举行中和节宴会。
此外，在唐后期每遇皇帝生日，往往也在麟德殿举行盛大的宴会。由于自唐玄宗以来，凡皇帝生日皆为法定节日，届时要放假一至数天，所以这种宴会也可视为在麟德殿举行的节日宴饮活动。如“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群臣学士讲论佛道，然后再举办宴会。唐文宗也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召见僧道讲论于麟德殿，并设斋会。唐武宗以自己生日为寿昌节，规定天下届时放假三天，置宴一天。《旧唐书》卷159《郑絪传》载：“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云云。说明其曾入宫参加过武宗寿诞宴会。
在其他情况下，麟德殿也会举办宴饮活动。比如唐高宗上元元年（674）九月，“百官俱新服上礼，帝御麟德殿之景云阁，以宴群臣。”所谓俱新服，是指此前不久进行的服色冠带改革，关于这一点史籍亦有明确记载，这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并金带；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八品深青，九品浅青，鍮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一品已下文官，并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武官欲带亦听之。”服色冠带改革后，百官穿着新服觐见皇帝，于是便有了这次在麟德殿景云阁举行的盛大宴会。有时皇室内部的家宴也在麟德殿举行，如唐宣宗的生母郑氏，被唐懿宗尊为太皇太后，曾于咸通三年（862）在麟德殿举行过宴会，以示庆贺。不过这种皇室家宴在麟德殿举行的并不多，除非有重大情况发生。正因为经常在这里举行宴饮活动，所以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卷6谈到麟德殿的功能时，索性说“凡内晏多在于此殿”。
麟德殿除了有宴饮功能外，还是一处举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关于这一点早在大明宫规划建设之时就已确定了，有一条史料非常重要，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据载：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
关于此事《唐会要》卷30《大明宫》条亦有记载，并明确记载事情发生在永隆二年（681）正月十日。此时距大明宫的建成还不到二十年，这就说明麟德殿一开始便被赋予了这样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在这里举行宴乐活动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其所具有的娱乐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举行大型乐舞、百戏表演的场所。如贞元四年春正月，德宗“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贞元十四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破阵乐》与《九部乐》都是规模较大的乐舞。至于在这里进行百戏表演，除了武则天时期表演过外（详下），其他时期也时有表演。如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李惟简、李光颜、郭钊等节帅入京朝见皇帝时，“上为之燕三殿，张百戏，公卿侍臣咸与。”再比如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文中所谓“杂伎乐”，就是指百戏。还有一件事亦可反映唐皇室经常在这里举行百戏表演。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寒食节时，“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下这里所谓“杂戏人”，也是指百戏艺人，由于把孔子作为取笑对象，惹得皇帝不高兴，遂被赶出宫去。
其次，是创作或试看新乐舞的场所。据载：“乾元元年三月十九日，上以太常旧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声，或有差错。”于是肃宗命太常寺把这些乐器送入宫中，“上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毕，召太常乐工，上临三殿亲观考击，皆合五音，送太常。”然而另据《新唐书》卷21《礼乐志》载：山东人魏延陵获得了乐律一部，通过大宦官李辅国献给了肃宗，并且说，“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得到了肃宗的赞同，于是才有了这次行动，“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不管怎么说，此次改制的太常寺部分乐器完成后，调试与试听是在麟德殿进行的，这决不是偶然的行动，与麟德殿功能的定位有着直接关系。
另据记载：“贞元三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德宗）御麟德殿，命阅试之。十二年十二月，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颇为频繁，所引进的乐舞往往也在麟德殿首演，如，“德宗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因西川押云南八国使韦皋以进。帝御麟德殿以阅之。十八年正月，骠国王献乐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其国与天竺相近，故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也。”关于前一事，《新唐书》卷22《礼乐志》亦有记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德宗阅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据此来看，韦皋所献的乐舞名为南诏乐，恐怕亦吸收了不少骠国乐的因素。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五月，“太常少卿冯定押进云韶乐官三百八十人，上于麟德殿观阅。翌日以乐成，颁赐有差。”
再次，也是表演角抵、击鞠的场所。如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帝御麟德殿，观宰臣李晟、马燧及诸将会鞠，李泌辞以不能，请记筹。从之。颁赐有差。”贞元六年二月，“帝以寒食与宰臣及北诸军将军，击鞠于麟德殿，颁赐各有差。”贞元十二年二月，“寒食节，帝御麟德殿之东亭，观武臣及勋戚子弟会毬，兼赐宰臣宴馔。”贞元十三年二月，“赐宰臣宴于麟德殿前，观会毬，各赐锦采瓶盘等。”会毬即击鞠。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二月，“击鞠于麟德殿。”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最大的一次活动发生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六月，“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众所周知，唐代有马球运动，所谓驴鞠，则是骑驴打球的一种运动。由于驴的体形较马要小得多，且奔跑速度较低，故在麟德殿庭院亦可比赛。类似的记载还不少，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麟德殿的确是大明宫的一处重要娱乐场所。
△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二、麟德殿的外事功能
本文所谓的外事，除了指与大唐帝国有外交往来的国家外，也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内，也就是广义的外事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许多少数民族，在当时大都是独立的政权，如回纥（鹘）、渤海、突厥、吐蕃、南诏等，有些民族如契丹、室韦、奚、东蛮等，虽在政治上隶属于唐朝，但却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实际上是处于半独立状态。
自大明宫麟德殿建成以来，就具有外事召见的功能，如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九月，“宴论弥萨于麟德殿。”这个论弥萨为吐蕃使者。另据《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载：“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许之。”论弥萨之所以要求亲观之，是因为百戏在麟德殿庭院中表演，而宴会则在殿内进行，因此论弥萨才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同年，武则天还在这里召见过日本使者，据载：“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蘤四披，紫袍帛带。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这是日本第八次派出的遣唐使，使者叫粟田真人，其返国时已在长安四年（704），这时武则天已于前一年返回神都洛阳，说明日本使者也一同返回洛阳，然后再从洛阳回国。
为了进一步说明麟德殿的外事功能，下面以《册府元龟》为主，参照其他史籍的记载，将在麟德殿举行的外事活动，列表统计如下：
麟德殿召见外来使者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个表格所统计的数据并不是有唐一代的全部情况，主要原因是：一、史籍记载的缺漏。在很多情况下，史籍仅记载了皇帝召见外来使者，却没有明确记载在何处召见。类似这种情况是大量存在的，稍举一例：契丹与奚自唐后期以来，“是后每岁至，至今朝贡不绝，或岁中三至。……其每岁朝贺，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长三五十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赐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以为常。”但却没有详细记载其在麟德殿接受皇帝召见的具体时间。至于那些连召见地点都不清楚的记载就更多了，难保其中没有在麟德殿召见的情况存在。二、有关唐代史事的典籍残缺严重。别的不说，就说唐朝的实录，众所周知，自唐末以来，武宗以来的诸帝实录便已亡佚不存了，以至于形成了唐代史事详于前期而略于后期的现状。表中对武宗会昌以后情况统计的缺漏之现象，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
尽管如此，但通过上表的统计，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麟德殿召见外来使者的频繁程度以及其在唐朝外事活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上表的统计看，麟德殿在安史之乱以前，虽然皇帝也不时召见外来使者，但频率却明显不及唐后期，这是因为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统治时期，皇帝长期住在洛阳不在长安的缘故。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主要居住在兴庆宫，外事活动主要在那里举行，在麟德殿举行的活动便显得稀疏了。麟德殿在外事方面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唐后期，尤其是唐德宗贞元以来凡重要的外事接见活动几乎都在这里举行，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虽然不排除在大明宫其他建筑中亦有外事召见活动举行，但毕竟要少得多，规模也要小一些。
大唐帝国之所以选择麟德殿作为举办外事活动的场所，主要原因是大明宫中的三大殿，即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是举行外朝、中朝和内朝听政的场所，地位十分重要，皇帝虽然也在这里召见外国及四夷使者，然其性质更多还是体现在礼仪性方面，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写了皇帝在含元殿接受外国与四夷使者朝拜的场面。具有实际意义的外事接见则安排在麟德殿，之所以安排在这里，是因为麟德殿建筑宏伟，面积广大，据考古实测，麟德殿由前、中、后三殿组成，三殿前后毗连，殿基南北长130.4米，东西宽77.55米，面积达5000平方米，约相当于明清北京故宫太和殿面积的三倍。外国和四夷使者进入如此宏伟的建筑内，加上威严壮观的朝仪，其内心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达到显示大唐帝国国威，令外夷臣服的目的，而大明宫内除了三大殿、麟德殿外，其它殿阁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其次，按照唐朝接待外国和四夷君长及使者的惯例，除了皇帝召见外，通常都要设宴款待和赏赐物品。皇帝赐宴的场所自然要宽敞气派一些，而麟德殿建筑宏伟、面积广大，正好符合这样的要求，于是选择这里作为外事接见的场所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文献记载看，皇帝召见外来使者后，大都要设宴款待，如“（大历）六年十一月乙酉，宴文单国王婆你等二十五人于三殿。”“（元和）九年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见渤海使高礼进等三十七人，宴赐有差。”元和十五年“二月庚寅，对新罗渤海朝贡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长庆）二年……八月壬午，对吐蕃使者五十人于麟德殿，宴赐有差。”类似记载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除了在麟德殿宴请外来使者外，也经常在这里设宴款待朝廷及地方大员，关于这一点史籍也是有明确记载的，所谓“凡蕃臣外夷来朝，率多设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对于此也”。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麟德殿面积广大的缘故。关于后一问题，下面还要详论，就不多说了。
再次，在唐代凡宴饮必有乐舞助兴，而皇家举行的乐舞表演与普通官僚家庭不一样，必须有一定规模，这也就要求举办宴会的场地必须宽敞，能够满足表演的需要。从文献记载看，麟德殿曾多次举行过《秦王破阵乐》和《九部乐》的表演，其中前者有一百多人进行表演，后者人数虽少于前者，但也对场地的大小也有严格的要求。此外，麟德殿还举行过百戏表演，参加表演的人数则更多，场地要求更大，所以通常在麟德殿院庭表演。麟德殿庭院有东西亭，考古实测东西宽120米，除去台基、墙基，有学者认为其庭院至少应有50米深，观看时应该坐在东亭之上。
正因为麟德殿具备这些有利条件，遂使其成为大唐皇帝接见外来使者的不二选择，举行外事活动也成为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麟德殿的外事功能主要体现在款待与赏赐外国及四夷使者上，其正式朝见唐朝皇帝的礼仪则必须在三大殿进行，有一条史料十分典型，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唐武宗会昌六年（846）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牱、昆明等使，并朝于宣政殿，对于麟德殿，赐食于内亭子，仍赉锦采器皿有差。”这里所谓的内亭子，是指麟德殿庭院内的一处建筑物。可见正式朝见皇帝与皇帝接见谈话、赏赐、宴饮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进行的。
△ 大明宫平面图
三、麟德殿的宗教功能
唐朝对宗教实行“兼容并畜”的政策，允许各种宗教并存，而唐朝皇室则对儒、佛、道三教格外垂青，在宫廷内部亦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唐朝除了在大明宫内建有佛寺、道观，进行宗教活动外，麟德殿举行的多为宗教研讨之类的活动，层次上要更高一些。
关于此类活动的记载颇多，早在开元十八年（730）十月，唐玄宗“命集贤院学士陈希烈等，于三殿讲《道德经》”。仅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的记载，唐朝皇帝就曾在这里举行多次讲经传道的活动，详情如下：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七月，“御麟德殿观僧道讲论，颁赐有差。”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四月庚辰，“帝降诞之日，近岁常以其日会沙门道士于麟德殿讲论。帝每谓三教与儒教所归不殊，但内外迹用有异尔。是日，兼召儒官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四门博士韦渠牟与沙门谈延、道士万参成等数十人迭升讲，坐论三教。初如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帝大悦，颁赐有差。”
元和九年二月降诞日，“御麟德殿，垂帘命沙门、道士三百五十人斋会于殿内。食毕，较论于高座，晡而罢，颁赐有差。”
敬宗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长庆四年正月即位。四月庚辰朔，中书门下奏皇帝六月九日降诞，伏准故事休假一日。从之。其日，帝御三殿，命浮图道士讲论，内官及翰林学士、诸军士（使）、驸马皆从。既罢，赏赐有差。
宝历二年六月降诞日，“御三殿，命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亘、前随州刺史李繁，与浮图、道士讲论。内官、翰林学士及诸军使、公主、驸马皆从。既罢，赏赐有差。”
文宗以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大和元年十月降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等，与僧惟应、道士赵常盈于麟德殿讲论，赐锦采有差。
（大和）四年十月辛亥降诞日，命道士、僧徒讲论于麟德殿。
（大和）五年十月甲戌降诞日，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
以上仅是此书记载的几次皇帝生日的讲经活动，其实类似的活动远不止此。如大寂禅师，“元和三年，有诏征至京师，宴坐于章敬寺，每岁召入麟德殿讲论。”惟宽法师，“元和四年，宪宗章武皇帝召见于安国寺。五年问法于麟德殿。”大和年七年（833），十月，“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下此外，《唐会要》卷29《节日》条在记载了贞元十二年的这次讲经活动后，接着又记载说：“近岁，常以此时会沙门、道士于麟德殿讲论，至是，兼召儒官，讲论三教。”可见以前只是召和尚、道士讲论，从这时起才把儒生也召来，讲论儒教。关于这一点，另据《新唐书》卷161《徐岱传》载：“帝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也可以证明先是进行佛、道二教讲论，然后才有儒教的讲论，同时也说明每年皇帝生日都会举行此类活动，并不仅限于以上数次。关于唐德宗在麟德殿举行的三教讲论活动，当时人非常重视，权德舆还专门起草一篇名为《中书门下贺降诞日麟德殿三教论议状》的文件，以中书门下的名义向皇帝祝贺。自此以后，由皇帝主持并在皇宫中举行的三教论衡活动便多了起来。
关于在麟德殿举行的三教讲论活动的详情，大都不得而知，唯有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十月皇帝生日这一天举行活动，由于白居易撰写了一篇名为《三教论衡》的长文，并保留在其文集中，才使得后世得以窥见其一斑。据此文说：“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这就是说白居易也只是记录了辩论的要点。从文中所述情况看，三教各派出一名辩手，分别是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宏元。其辩论程序分为问、对、难、再对，“问”不难理解，“对”即回答的意思，“难”则是进一步质询。先是由佛教辩手义休问儒教，白居易回答；然后再由白居易问，义休回答；接着白居易再问道士杨宏元，道士回答；道士又向白居易发问，白居易一一回答。然后便结束了辩论，由儒教一方进行总结。《三教论衡》从前述贞元十二年的三教讲论活动看，参加的人数颇多，上引白居易的文章仅记载了第一座三人的辩论情况，应该还有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等的辩论。从《全唐文》收录的多篇高僧的碑铭看，都或多或少地提到其参加麟德殿讲论时的佛理论点，并对其大加赞颂。至于道士在辩论中有何高论，由于文献记载阙如，不得而知，白居易的文章对这方面的内容也略而未载。
那么，唐朝皇帝为何要选择麟德殿作为宗教场所呢？据笔者愚见，最初只是偶而为之，后来发展成为大明宫中的重要宗教场所，是从唐肃宗时期开始的。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载：“上元二年九月天成地平节，于三殿置道场。”这一条史料没有说明所置的到底是佛教道场还是道教道场，另据《资治通鉴》卷222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条载：“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据此可知，此次在麟德殿设置乃是佛教道场。众所周知，道场乃是僧人礼佛供养和修行学道的场所，后来道教也将其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称为道场。从此麟德殿便成为大明宫中一处重要的宗教场所，上引白居易《三教论衡》一文中，也有“麟德殿内道场”的说法，这就证明后来又加入道教道场，否则在一个纯粹的佛教道场举办三教论衡，便不能体现三教地位的平等。
不过这种情况到唐武宗时期便发生了变化，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时在开成五年（840）九月，武宗刚刚即位不久。然而《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与《资治通鉴》卷246均记载此事发生在会昌元年（841）六月。唐武宗出生于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二日，并以此日为庆阳节，按照唐后期诸帝皆在其生日于麟德殿讲论的惯例，唐武宗很可能在这个时间设置了道教道场。如果这个推论不错的话，则后两书的记载更为可靠一些。
众所周知，唐武宗崇道抑佛，后来还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摧毁了大批佛教寺院，强令大批僧尼还俗，在宫中麟德殿的佛教道场决不会允许其继续存在下去，将其废去亦在情理之中。不过武宗死后，唐宣宗又大力恢复佛教，设在麟德殿的佛教道场很可能又重新恢复了，但道教道场并未废去，因为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曾担任过麟德殿供奉之职。此外，唐朝皇室一贯以老子后裔自居，自高祖以来便尊崇道教，宣宗虽然崇佛，但也不会贬损道教的。正因为麟德殿自唐肃宗以来便正式设置了宗教道场，于是后来诸帝在这里举行各种宗教活动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四、麟德殿的其他功能
大明宫的诸殿阁虽然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但作为皇家宫殿是不可能完全与政治脱离的，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功能，麟德殿亦不例外。麟德殿的政治功能除了外事接待、宴请群臣外，也具有召见臣僚商议军国之事的功能。从现有文献记载的情况看，主要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召见诸学士、中书舍人等近臣。唐宪宗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为什么要在麟德殿召对学士们呢？这是因为翰林院位于麟德殿之西，方便召见之故，《雍录》卷4在记载了此事之后，接着又指出：“凡蕃臣外夷来朝率多设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对于此也。”可见在麟德殿召见臣下由来已久。另据记载：“（元和）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召对翰林学士张仲素、段文昌、沈传师、杜元颖。以仲素等自讨叛奉书诏之勤，赐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绯。”其实唐朝皇帝命诸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讨论，并非始于唐宪宗，早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就有所谓北门学士，以分宰相之权，后来设置翰林学士不过是沿续了以往的做法而已。正因为如此，唐人遂把入翰林院视为飞黄腾达之途，唐朝皇帝也不时从翰林学士中选人充任重要官职，上述唐宪宗给张仲素等赐紫、绯，只是其中一例。再如唐文宗开成三年（829）十一月，“帝于麟德殿召翰林学士柳公权、丁居晦对，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为天子亲近之臣，升迁的机遇大亦在理情之中。
其二，召见地方大员。唐朝前期的皇帝在麟德殿召见地方官员的情况还不多见，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这里召见地方大员的情况便愈来愈多，尤其是唐宪宗时期遂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宪宗时之所以频频在这里召见地方大员，是因为这一时期唐中央正在进行削平叛乱藩镇的战争，不能不对其他节帅进行安抚，在麟德殿召见并宴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在唐宪宗临死之前，还在麟德殿召见了昭义节度使刘悟。在召见地方大员时，给予赏赐自然是少不了的，如德宗在麟德殿召见义武节度使张茂昭时，“赐良马、甲第、器币优具。”元和十三年，宪宗在这里召见义成节度使李光颜，“赐金带锦彩。”同年，召见鄜州节度使韩公武，“赐以银器缯锦及马。”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东都留守裴度来朝，“对于麟德殿。”
其三，召见地方使者。一般来说，皇帝召见地方使者如无特殊情况是不会见之于记载的，所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见。如长庆二年九月，“对阴山府沙陀突厥兵马使朱邪执宜等于麟德殿，仍赐官告、锦采、银器。”这是因为朱邪执宜是后来建立后唐王朝的沙陀李氏的祖先，为了反映其祖的事迹史官有意为之。大和元年（827）五月，文宗“对诸道端午使于麟德殿，宴赐有差”。端午使则是诸道向皇帝恭贺端阳节的使者。同年十月，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杀贼颇多，于是文宗“召其奏事官，对于麟德殿，赐锦采银器”。大和九年（835）正月，文宗“对贺正使于麟德殿。既退，复召诸道判官孔温质、李暨、苗恽等九人，问以出身所繇，词学所工，德音诲勉至于再三，各别赐采绢十疋。”贺正使是诸道派往京师向皇帝拜年的使者，皇帝自然要亲自召见，其中孔温质等九人因为得到了皇帝的特别赏赐，自然要写入史籍。有关皇帝在麟德殿召见地方使者最典型的一条史料，就是永贞元年（805），顺宗病危，宪宗被立为皇太子后，“见四方使于麟德殿西亭。”这里所谓的四方使指来自于各地的使者，之所以急于安排宪宗召见他们，有诏告于天下的意思，以稳定人心。
其四，召见其他人员。唐朝皇帝召见臣下的地点，除了宰相等重臣和举行一些重大仪式有固定的场所外，其他人员大都有很大的随意性，一切视皇帝的方便为准。当皇帝在麟德殿时，往往会安排相关官员到这里觐见。比如新任官员赴任时要面辞皇帝，通常都会在正殿或者延英殿召见，有时也会安排在麟德殿进行，如赵昌，元和六年（811）任华州刺史时，“辞于麟德殿。”唐文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御紫宸殿、延英视事者，凡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陈大政，帝皆虚心听纳。异日对翰林学士于思政殿，对南北军使于麟德殿。”在麟德殿召见南北军使，决不会是制度性的规定，却可以证明麟德殿确是皇帝召见臣下的场所之一。皇家招婿有时也在麟德殿进行，如杜悰，“元和九年，选尚公主，召见于麟德殿。寻尚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岐阳公主是宪宗的长女，杜悰则是著名士族京兆杜氏中人，宰相杜佑的孙子。
对于那些附庸风雅的皇帝来说，麟德殿还是其与臣僚们赋诗唱和的一处场所。通常是在节日宴飨百官时，或者召集百官欣赏新创乐舞时，皇帝都要即兴赋诗，并命百官唱和。在《全唐诗》中就收有多篇此类诗歌作品，如卷4就收有唐德宗所作的《麟德殿宴百僚》、《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等。另据《册府元龟》卷40《帝王部·文学》条载：“（贞元）十四年二月，帝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皇太子书，以示百僚。”可知后一首诗作于这年二月中和节时。臣僚们得到皇帝的诗歌后，则由中书门下代表百官向皇帝上书以表谢意，《全唐文》卷485所收的权德舆撰《中书门下进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状》一文，就是此类应景之文，而皇帝还要有所回复，《全唐文》卷54所收的《答中书门下进奉和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状批》一文，就是对中书门下上书的一种回复。权德舆所撰的状中写道：“谨各献奉和圣制诗一首，谨诣延英门随状封进以闻”云云，可知当时臣僚们都写了奉和之诗，只是这些作品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全唐诗》卷320权德舆所撰的《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一首。此外，卷276所收的卢纶所写《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也是属于此类性质的作品，但是不是这一次君臣唱和时的作品，则不得而知。不过唐德宗举办的此类活动绝不仅有这一次，《全唐文》卷437收有王纬所撰的《代陈司徒谢敕赐麟德殿宴百僚诗序表》，王纬是贞元时人，这就证明此类活动还不少。
其实在德宗之前，就有皇帝在麟德殿举办过此类活动。《全唐诗》卷254收有常衮的《奉和圣制麟德殿燕百僚应制》诗一首，他是肃、代时人，曾拜过相，德宗即位之初，就被贬到地方任职，数年后死于任所。因此这首诗当是其在京任官时的作品，至于是与肃宗或是代宗唱和，则不得而知了。
此外，《全唐诗》卷7中还收有宫中女官所撰的数首诗作，这就是尚宫宋若昭的《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僚应制》诗、尚宫宋若宪的《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宫诗》和鲍君徽的《奉和麟德殿宴百僚应制》诗。其中宋若昭、宋若宪为亲姐妹关系，前者“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宋若昭死后，“敬宗复令若宪代司宫籍。文宗好文，以若宪善属文，能论议奏对，尤重之。”因此宋氏姐妹的诗作所和的应是宪、穆、敬、文等皇帝在麟德殿所作的诗歌。至于鲍君徽《全唐诗》卷7说她是德宗时召入宫中的，《唐才子传》卷8也提及她的姓名，但生卒年却不详，因此尚无法判断她的这首诗作于何时。在麟德殿举行此类文学活动，虽然作品水平未必高，但所选择的场所倒是符合麟德殿在大明宫中的定位。
总的来看，麟德殿的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性质的，也有宗教、娱乐、宴饮、文学等方面的功能，是一处具有综合功能的建筑物。正因为如此，有唐一代，遂将一些无法归类的活动都放到这里进行，比如元和十年，“上阅新作指南车、记里车于麟德殿。”其原因就在于此。（节选自《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