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那种穷不止我家，而是大家都很穷。相对于村里其他人家，我们家条件还算相对富裕。因为我爷爷在北京市里南礼士路附近的二炮体工队篮球队当厨师，每月发了工资以后，总能接济家里点儿钱。
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那种穷不止我家，而是大家都很穷。相对于村里其他人家，我们家条件还算相对富裕。因为我爷爷在北京市里南礼士路附近的二炮体工队篮球队当厨师，每月发了工资以后，总能接济家里点儿钱。
我们家里比其他家富裕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我们家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个头挺大，有三四个装点心的果匣大小。这个收音机前面的面板上，上半部分蒙着一块类似于绒布的纺织物，透过这层纺织物能隐约看到喇叭的圆形痕迹。面板的最下面是两个小鸡蛋大小的旋钮，左侧的旋钮是开关和音量调节，右侧的旋钮是换台用的调节开关。在这两个旋钮和上面的纺织物之间，有一个玻璃板，上面有不少数字表示的波段，玻璃板最左侧有中波和短波字样。当转动右侧调台旋钮的时候，玻璃板里面有一个指针会跟着移动，指向不同数字的波段。
换台的时候，喇叭里面会滋啦滋啦乱响，只有正对准一个位置，滋啦声就会消失，声音最清楚。中波是国内的广播，短波则是国外电台的广播。
晚上的时候，会听到噪声非常大声音小得非常不清楚的国外电台广播。当时国外的电台主要是苏修的广播，他们男女播音员说话的口音都不太标准，感觉舌头发硬。苏修的广播中，我们狠批的苏修头子，他们称勃列日涅夫同志。他们广播的主要内容，都是谩骂我们，说很多非常反动的话。家里大人一听到这种广播，就会赶紧换台，并严肃地警告我绝不能听苏修的这种反动广播。家里大人要不说可能还好，他们越这么说我就越想听听苏修说了啥。等白天家里大人不在的时候，我就把收音机上的指针调到头天晚上记住了的位置，但白天比晚上的干扰还大，根本听不清，里面播音员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因为我从记事的时候，家里就有这个收音机，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多么不得了的物件。只记得很多村里的叔叔大爷们，晚上爱到我们家来串门。来了以后他们就会自己打开收音机，收听一些新闻或者文艺节目。
又过了几年，社会上开始提倡结婚新事新办反对大操大办要彩礼，有个相声里面还讽刺结婚时候要“三转一响”的旧风俗。其中的一响就是指收音机，三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家这个收音机的珍贵，珍贵到可以作为一个娶媳妇的条件。
这种新事新办的倡议发挥多大作用我不知道，但半导体收音机开始在供销社里面有卖的了。像一块大砖头那么大的半导体，看着比我们家的收音机要简便了很多，但我感觉音质远不如我们家的收音机。我们家的收音机打开的时候，会发出咚的一声，音色很浑厚。半导体收音机的音质很尖锐。
我们家的收音机经常出毛病，最常见的一个毛病，就是打开以后只听到咚的一声，然后就没有声音了。这就需要搬到我们村的中学去，请一个靠边站不教课的李灵老师给修理。李灵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市里面的单位，下放到我们中学。当时我们中学有好几个像李老师这样的下放老师，其中一个教地理的老师，是印尼华侨，因为印尼迫害才回国的。
李灵老师是个男老师，留着一个大背头，四方脸长得白白净净，很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范儿。他名字中的灵字是不是这个字我不太确定，但发音绝对没有问题。李老师在北大学什么专业的不清楚，但我觉得如果按照文理科来划分，他应该学的是理科。因为他一个人住的宿舍里面，除了他的单人床以外，不管是桌子上还是地上，摆满了各种电器。这些电器既有个人的，也有单位的。收音机、扩音机等等很多种电器。这些电器都把外壳卸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电路板。看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元器件，尤其是各种型号的电子管，很多都特像后来的半截火腿肠和小的烤肠。
我们家把收音机送到李老师那里的时候，他态度非常热情，说好来取的时间，就让我们回去了。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我跟我爸去取收音机。李灵老师说收音机没有毛病，并当场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声音很正常。千恩万谢地把收音机取回来以后，原本在李老师那里试过好好的，回家以后又不响了。我只能再跑一趟，把李老师请到了家里。李老师肯定猜到了原因，带着万用表等工具和器材就来到了我们家。他测量了一下我们家插座上的电压，还不到一百一十伏，比标准的二百二十伏电压整少了一半，家里的电灯泡发出的光都是黄乎乎的。这也说明了收音机没有毛病，就是电压太低的原因。
李老师当时在我们中学，犯的错误可能是最严重的，因为早几年村里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曾经把他拉到台上陪斗过。在陪斗的时候，他站在一边低着头就可以了，不用像主要被批斗人员那样戴一个纸糊的高帽子，而且要把腰弯得很低。
可能是参加批斗大会陪斗过的原因，李老师平时见到谁都会低头，从不主动打招呼。如果谁主动跟他说话，不管这个人说话客气不客气，李老师的回答都是诚惶诚恐客客气气的，一副惊魂未定的惶恐状。他的这种客气，让我很不舒服，总有一种怜悯和恐惧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楚的感觉。
几年后文革结束，看到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的右派形象，我第一反应就是李老师。那天我们家留李老师吃了一顿饭，还喝了一点从供销社买的散装白酒，算是对李老师的感谢。看到李老师喝完酒以后微微泛红的脸，听着他声音不高但侃侃而谈的说话，我深感这是一个有本事而且有教养的人。我也为我们家能留李老师吃饭，而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的电台里面，文艺节目的收听率最高。但节目的种类并不多，主要是革命样板戏。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北京台，不是播送这个样板戏就是那个样板戏。所以很多样板戏，对白和唱腔我都很熟悉。
我对密电码的最初了解，就是从样板戏《红灯记》中得来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原本不是一家的祖孙三代人，为了把密电码送到柏山游击队，牺牲了两个人，由此可见这个密电码的重要。因为我们老家管摩托车叫电驴子，所以当李奶奶为了应付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对密电码的盘问，跟他装傻充愣说：什么电马电驴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感觉李奶奶说的话很接地气，对这句话记忆也最深刻，。
当兵以后，知道了部队有一个部门专门掌管密电码，这个部门就是机要部门。从这个部门的名称上，就能感觉这个部门的机密和重要。机要两个字是不是机密和重要的简称我不知道，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我到机关以后，当时的机要股长是齐宝柱。齐宝柱是山东梁山人，跟我都是八一年兵。他中等个头五官端正，性格很开朗，平时说话的时候，会不经意地把下巴扬起来，好像很傲气的样子。但真正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则称兄道弟的很随和。他多次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虽然一直也没落实，但这份情谊我还是感受到了。
他称呼他家属的时候挺有意思，嫂子名字中是不是有一个“荣”字我不清楚，但他称呼的时候都是叫“荣儿”。他这个荣的儿化音再加上些许颤音，显得含糖量非常高，这种对家属非常亲昵的称呼，在我接触到的战友中还是第一个。当时他的姑娘正在上小学，小小的身材戴了一副小眼镜背着一个大书包的形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八八年，团机要股在集团军机要专业比赛荣获单位第一的好成绩后合影留念。从左至右：驾驶员李敬玉、股长齐宝柱、参谋巩宝强。
机要股的办公室是两间房，格局是里外间。整个办公大楼里面，只有两个部门像连队的司务长室和武器库一样装有铁门，一个是一楼的财务股，另一个就是二楼的机要股。每次他们进出开关门的时候，膨的那声门响无声地宣告，这是一个重要场所。细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部队把这些重要部位都搞成铁门铁栏杆，再加上内部顶棚上的铁网和警报器号称是三铁一器。这对于熟悉内部情况的潜在作案者可能增加了作案的难度，但对于不熟悉内部情况的人，则有一种指路的效果，有一种很严肃认真的荒诞感。
虽然都是装着铁门，但与财务股平时人来人往不同，机要股则是闲人免进。齐股长跟我讲，按照规定只有政委和参谋长能进他们的办公室，团长都不可以。因为他们收到电报以后，首先要给政委看，而不能先给团长看。他这么说了以后，我对他们部门神秘感倍增的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保证党指挥枪的一个制度措施。在营房里体会不到电报的重要性，因为有啥事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纸质文件来传达。部队拉出营房以后，电报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电话或者纸质文件等通信手段，都不如电报来的快，谁最先看到电报谁就最先了解了上级首长的指示精神。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黄团长确实没有对机要股的人说过什么严厉的话，就像团长很少严厉批评政治处的人员一样。机要股虽然编制在司令部，但他们很有点政治部门的意思。
齐股长跟我说完他们的规定以后，我再看他的时候，感觉他身上都带有神秘的光环了，总感觉这是一个浑身都是机密的人。有了这个感觉以后，再和他一起喝酒的时候，看着他我就遐想，这要是鸠山队长把我们抓住，皮鞭子沾凉水和老虎凳肯定都朝齐股长招呼，不知道他能不能像李玉和那样被打得浑身是血也不说，最后再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平时司令部交接班的时候，主要是作训和军务两个股汇报，机要股的事儿比通信和炮兵还少。每次齐股长站起来报告情况的时候，都是师里机要科要来团里检查，或者是机要科通知他们去师里参加集训。齐股长说到师里机要科的时候，都是说科里，而不是师机要科，这点跟其他股不同。透着一股把本系统做大的意味，那是你们的系统，又不是其他部门的系统。
每次有电报的时候，齐股长都会拿一个黑色带拉链的皮夹子，电报就放在夹子里给领导们传看。他们管把密电码翻译成汉字，然后再给相关领导传看的这个过程叫办报。我理解就是办理电报的意思，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系统的一句行话。每次开干部会或者交接班需要用到电报的时候，这种撕拉一声拉开皮夹子的声音，透着一股特神秘的气氛。每次团里领导传达电报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只能听不能记，这种嘱咐更增添了电报的神秘性，哪怕电报内容很平常很普通。
机要股不光是办公室门上装铁门，装备上也跟其他股不一样。机要股专门配备了一台机要车，选配了专门的司机。这台机要车跟团领导们的指挥车一样，也是一台吉普车。野营拉练的时候，其他股的人员，如果不是跟随团领导坐上指挥车，则只能徒步。机要股则不用为怎么走发愁，他们肯定出动机要车，而且他们这个车上还没有其他人挤上去搭车。
机要股除了齐股长以外，还有一名参谋巩宝强。巩宝强是八四年兵，沧州河间人。巩参谋的个头跟齐股长差不多，但身材比齐股长要单薄一点儿。巩参谋的性格也不如齐股长活泼，平时说话不多，一说话就会露出腼腆的笑容。因为机要股的事儿本来就不多，即便是有啥事儿齐股长就汇报了，所以巩参谋每天虽然按时按点地参加交班，但几乎没有见过他起立报告过情况。
九四年齐股长调到了师机要科，巩参谋顺利地接任了股长。机要股又调来了一个机要参谋赵凯，赵凯是高碑店人，个子高高的长得很壮实，长了很浓密的连鬓胡子，刮过胡子的脸依然能够看出胡茬。
小巩当了股长以后，一改齐股长当初对机要股大门严防死守的做法。尤其是机关组织教育学习的时候，只要是分散讨论或者个人整理笔记的时间，小巩就会邀请我们几个谈得来的人，去机要股的办公室打扑克。也就是在这打扑克的机会，我才一睹了以前非常想看，但每次都没有看成的机要股办公室里面的情况。
机要股的两间房子靠外面一间是办公室，摆着两张办公桌椅，与其他股不同的是，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溜长沙发。里面的房间住着他们股的司机李敬玉，摆有一张单人床，还有带密码锁的高高的铁皮文件柜。机要股里外两间房里都铺着地板革，给人一种很高档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在我心中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原因是有一次我们又进到机要股里准备打扑克的时候，看到住在里间的司机小李，头天晚上酒喝多了而且还出酒了，把里屋弄得乱七八糟，一打开门就闻到了满屋的酒气。
因为《红灯记》里面的李玉和，有一次在粥棚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突然搜查，他在磨刀师傅的掩护下，把密电码藏在了饭盒里面，然后上面又打了一份粥，因此躲过了敌人的搜查。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密电码应该是一本像新华字典一样的小册子。当我和小巩试探着把我的想法向他求证的时候，一下子把小巩给逗乐了。他告诉我早就不用密码本了，部队早就都用上笔记本电脑一样的密码机了。这也一下子就解开了我的另一个疑惑，为啥司令部组织大家学电脑，是机要股的人当教员了。原来我们刚开始背字根的时候，人家早就已经能够盲打了。
巩宝强办事和他的为人一样，认真仔细而且真诚。因为他们的业务特点很少跟基层营连有联系，所以他也就很少去营连吃饭，他家属临时来队的时候，也很少见到营连有人来给他们家送一些东西。他家属不在的时候，小巩想改善伙食的时候会自己包饺子。我第一次看到他自己包饺子的时候，挺让我震惊的，虽然饺子好吃，但一切都自己动手，这得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啊，反正我是绝对干不成这事儿的。
小巩当时看到我的表情，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吃饺子。虽然我非常喜欢吃饺子，而且小巩包饺子的手艺也不错，但我还是假模假式地客气了一下谢绝了。因为我有一个挺不好的习惯，就是吃饺子特别多。我属于骆驼型的吃饭，好的吃个死赖的死不吃，吃一顿能饱一天。我每次吃饺子的时候，都是五个一组夹到碗里，最后吃多少心里都有一个准数。每次吃饺子，都是三十个以上。就跟我看到火车就会下意识数车厢数一样，每次我看到包饺子的时候，都会快速地把生饺子数一下。我用眼扫了一下小巩包的饺子，我要开动起来肯定就没有他的份儿了，我还未必能够吃饱。所以只能假客气地谢绝，其实并不是跟小巩见外。
以前我一直以为，机要部门规矩这么多这么严肃，所以他们的人员来源一定也非常严格，最起码政审方面要比我们普通军校生要严。转业多年以后，参加中队的同学聚会，才对机要这个一直很神秘的系统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中队八班同学韩张义，是山西临汾人。因为在军校时候他们八班住在二楼，所以跟他不是很熟，只能说是认识。聚会的时候，我们俩聊起毕业以后各自分到部队后的经历，他毕业以后分到了驻在大同的六十九军二零六师的六一六团，时间不长就把他从排长位置调到了机要股。韩张义能够到机要股，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后来聊起他在机要股的工作，依然像在军校时候一样幽默的他，顺口就说了一段有关机要的顺口溜：机要机要，成天睡觉，有人来问，就说发报。至此，我以前对机要部门的神秘感好像消散了不少。
身着八五式军装的韩张义同学
我跟我们班同学陈少军谈起韩张义，说我跟他在军校时候不太熟悉。陈少军马上笑着跟我说：我说一件事儿，你马上就熟悉了，当年陶副校长打电话，是谁接的？陈少军这么一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军校时候的一件乐子事儿。
学校副军级别的陶副校长，打电话到中队找人。因为中队唯一的一部电话在值班室，值班员正在楼门口站岗，所以正巧路过的韩张义同学顺手就抄起了电话。当陶副校长问他是谁的时候，他肯定是想起了当年马季说的一个相声，而且他绝对想不到对方是这么大一个领导，所以他就让陶副校长猜猜他是谁，陶副校长打死也猜不出他是谁啊，最后他报名自己是啰嗦，然后扣下电话就跑了。
跟陶副校长说了一段相声，陶副校长肯定不乐意了，又把电话打了过来，把啰嗦接电话这个事儿告诉了中队干部。中队领导很快就查出啰嗦是韩张义，然后在全中队点名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跟中队全体人员就讲了。虽然中队领导讲得很严肃，但大家听得非常开心。后来大家再见到韩张义的时候，就管他叫啰嗦了。
在军校这么活泼幽默的韩张义，跟我说起他分到部队以后，因为部队的精简整编，从六十九军又调到了二十八军坦克七师。调动了不少工作岗位，最后还调到了一个部队办的企业里面。相对于毕业以后，就像老母猪掉黑豆囤里面一样，一直在团里趴着不动的我来说，与韩张义同学相比，我不知道是应该感到遗憾还是幸运，或许两者都有。
也可能是一种缘分，相对于司令部其他股的战友，唯独机要股的战友，我在转业以后全都碰见过。
齐股长后来在保定市的内蒙古军区干休所任职的时候，他老家梁山县的领导到保定市调研，要去我上班的公司参观，我安排并陪同了他们参观。
巩宝强转业安排在河间市政府，一炮连战友公令才邀请我去河间市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我们在河间驴肉火烧老店见了面。
有一次我带着公司的员工，到师教导队进行培训。晚上我去高碑店市内的一个洗浴中心洗澡，洗完穿衣服的时候，碰见了也洗完正在穿警服的赵凯。
在此祝愿所有掌管过密电码的战友以及家人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来源：依依然拜读历史1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