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魏晋到隋唐，这套“拼爹”的游戏规则被玩到了极致。 当时选拔官员，靠的是一个叫“九品中正制”的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由各地有头有脸的“中正官”，给年轻人评定等级，从一品到九品。

杀不尽的士族，砍不完的门阀！

一场黄巢起义，杀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长安城里的高门大姓几乎被屠戮一空。

可这又如何？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只要选官的根子还在，只要“龙生龙，凤生凤”的规则不变，倒下一批旧士族，立刻就会有新士族踩着他们的尸骨爬上来。

真正给这些中古时代的“天龙人”釜底抽薪的，不是屠刀，而是一张薄薄的考卷。

一场持续了三百年的科举改革，彻底改写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游戏规则。

你敢想象吗？在古代中国，有那么几百年，决定你一生命运的，不是你的才华，不是你的努力，而是你投胎的“技术”。

你姓“王”，还是姓“谢”？你家是不是“五姓七望”？

如果是，那恭喜你，人生直接开启“简单模式”。

从魏晋到隋唐，这套“拼爹”的游戏规则被玩到了极致。 当时选拔官员，靠的是一个叫“九品中正制”的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由各地有头有脸的“中正官”，给年轻人评定等级，从一品到九品。

听着挺像那么回事吧？可问题是，这些中正官自己就是顶级士族！这不就是典型的“裁判和运动员是一家”嘛！

于是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成了铁律。 你是清河崔氏的子弟，哪怕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也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年纪轻轻就当上大官。

你是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就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对不起，这辈子能混个县城小吏，都算是祖坟冒青烟了。

南朝时有个叫庾信的文学大家，才华横溢吧？可他出身寒微，年轻时去拜见大官，人家根本不拿正眼看他，甚至当着他的面说：“哪来的乡下小子，也配跟我们谈论文学？” 庾信气得满脸通红，却只能把屈辱咽进肚子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才华在血统面前，一文不值。

整个社会，就像一个盖子焊死的锅炉，下面的人想往上爬，门儿都没有！上升通道被几百个大家族死死焊住。 他们之间互相通婚，垄断知识，把持官位，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特权阶级。

就连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千古一帝，想动一动这块奶酪都费劲。他下令修《氏族志》，想把皇族李氏排第一，结果呢？修出来，天下第一等的大族，还是山东的崔氏。气得李世民鼻子都歪了，强行下令：“把我们老李家给我放第一位！”

皇帝都如此憋屈，可想而知这股力量有多顽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社会心理：血统，就是一切。

这道血统的“诅咒”，仿佛要永远笼罩在华夏大地上。谁能想到，打破它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一场来自底层的血腥风暴？但这风暴，真的能把根拔出来吗？

公元881年，长安城迎来了它最血腥的时刻。

黄巢，这个科举落榜的盐贩子，带着他那支由饥民和亡命徒组成的军队，像一股黑色的洪流，冲进了大唐帝国的都城。

接下来的场面，堪称人间地狱。

“杀人满街，巢不能禁”，黄巢的军队对唐朝的宗室、官吏和士族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性屠杀。 那些往日里高高在上、衣冠楚楚的士族老爷们，一夜之间成了刀下之鬼。连唐宣宗的女婿、广德公主的丈夫于琮，都难逃一死。公主抱着丈夫哀求，结果被一同砍杀。

这场大屠杀，几乎将留在长安的士族门阀连根拔起，物理上消灭了一大批特权阶级。 按理说，旧的秩序被砸得粉碎，这下总该公平了吧？

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黄巢就像一个愤怒的园丁，他用最锋利的镰刀，砍掉了地面上所有看得见的杂草，却没能挖出深埋在地下的根茎。

聪明的士族早就跑了，而士族的真正力量，不只在长安的几座宅子里，更在于他们遍布全国的宗族网络、土地财产和文化资本。你杀了长安的王老爷，可他老家的“王家村”还在，族学里的琅琅书声还在。

黄巢之后，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这五十年，是武夫的天下。那些只会耍刀弄枪的“大老粗”皇帝们，看这帮舞文弄墨的士族更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曾经在滑州白马驿，一夜之间将宰相裴枢等三十多名朝廷高官全部杀死，扔进黄河，史称“白马驿之祸”。他轻蔑地说：“这帮自命清流的家伙，就让他们变成浊流去吧！”

从黄巢到朱温，屠刀挥舞了半个多世纪，士族的肉体被一次次清洗。可这又如何？只要“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还在，只要选拔人才的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暴力的清洗只会让旧的循环不断重演。

历史证明，纯粹的暴力，只能带来毁灭和轮回，无法带来真正的变革。一把更锋利、更精准的手术刀，正在等待它的出场时机。

五代十国，那是个“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疯狂年代。

赵匡胤，这位靠着“黄袍加身”上位的马上皇帝，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最怕什么？不是北方的契丹，不是南方的割据政权，而是手下那帮骄兵悍将，以及那些盘根错节、随时可能东山再起的旧势力。

他需要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把天下英雄的野心，都圈到自己的笼子里。

这个笼子，就是被他和他后代们彻底改造的“科举制度”。这堪称一场伟大的“阳谋”。

第一招，叫“釜底抽薪”。唐朝科举，一次就取二三十人，还得有人推荐，基本还是士族子弟的内部游戏。

宋朝怎么玩？宋太宗时期开始，一次录取名额暴增到几百人！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的官位，不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是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岗位。寒门子弟的机会，一下子大了几十倍！

第二招，叫“六亲不认”。为了防止考官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开后门”，宋朝发明了“糊名”和“誊录”制度。 你的卷子一交上来，姓名、籍贯全部糊掉，这叫“糊名”。 还怕考官认识你的笔迹？没关系，朝廷专门找了一批抄写员，把你的卷子原封不动地抄一遍，再拿去给考官批改，这叫“誊录”。

是不是感觉这操作有点眼熟？没错，今天高考的密封线、机读卡，可以说是老祖宗一千年前就玩剩下的。

在这张“朱卷”面前，你爹是宰相还是农民，考官一概不知，只能凭文章好坏给分。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盲审”！

第三招，叫“天子门生”。以前考中了，学生感谢的是举荐自己的恩师，容易结成朋党。宋朝直接把最后一关“殿试”制度化，由皇帝亲自主持。

考上的进士，那都是“天子门生”，以后效忠的对象，只能是皇帝一人。这一下，就把官员和皇帝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这三板斧下来，整个官场的生态全变了。

血缘、门第、关系，这些曾经的“硬通货”，在一张小小的考卷面前，迅速贬值。而才华和学识，成了唯一的“敲门砖”。

赵匡胤和他的继任者们，用制度设计，兵不血刃地完成了黄巢用屠刀都未竟的事业。他们没有去杀戮任何一个旧贵族，却巧妙地拆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舞台。一场重洗天下牌局的社会大变革，就此拉开序幕。

制度的威力，最终要体现在人的身上。

我们来看看北宋大名鼎鼎的宰相王安石他们家。

按理说，王家从王安石的爷爷辈开始，到他自己，再到他的儿子、女婿，几代人都是朝中高官，女婿蔡卞更是官至宰相。 这要是放在唐朝，妥妥的顶级士族预备役，关起门来就能自己玩了。

但在宋朝，这套行不通了。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天资聪颖，但他也得老老实实去读书，去考试。他爹是宰相又如何？考场上没人认识你。王安石的几个弟弟，同样是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拼杀出来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堪称古代版的“内卷”。

特权阶层的子弟，发现他们父辈的权势，并不能直接兑换成自己的官位。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但他们也必须和全国成千上万的寒门学子一样，头悬梁、锥刺股，去啃那些枯燥的经书。

当然，宋朝也不是把门完全焊死，还留了一道叫“恩荫”的缝。高级官员的子弟，可以不通过科举，直接获得一个低级官职。

但这也就是个安慰奖，能让你混口饭吃，要想在官场上出人头地，爬到金字塔尖，对不起，还得回去参加科举。

这就把整个社会最聪明、最有野心的一批人，全都驱赶到了书桌前。“拼爹”的时代过去了，“拼命”的时代到来了。

当王安石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弟弟们埋首苦读时，他会作何感想？是庆幸于这个时代的公平，还是感慨于自家子弟也逃不过的“考试宿命”？

这个曾经只属于贵族的“铁饭碗”，被宋朝的科举制度砸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全社会开放，但竞争也无比惨烈的“瓷饭碗”。它看上去很美，但一不小心，就会摔个稀碎。

回顾全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真正埋葬士族的，不是黄巢的屠刀，而是宋朝那套“不问出身，只看文章”的科举制度。 它用一套公平、开放的规则，瓦解了血缘特权的根基，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影响之深远，远超任何一场战争。

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看似打通了阶层上升的通道，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公平，但它是否也催生了另一种形式的“精英循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社会的多元与活力，让无数最聪明的大脑都挤上了“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这究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精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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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史》，[元] 脱脱等撰。

《新唐书》，[宋] 欧阳修、宋祁撰。

《中国通史》，范文澜著。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 谭凯（Nicolas Tackett）著。

《中国科举制度史》，王炳照著。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阎步克著。

来源：嘉林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