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制内外选择本质是两种“人生期货”的博弈。公务员岗位提供的户籍、医疗、退休金三重保障，折算成经济价值相当于体制外1.8倍薪资（北京大学《公共部门补偿性工资差异研究》）。

在国考报名人数连续十五年攀升的今天，每70名考生争夺1个公务员岗位的盛况，与社交平台上“年薪百万”“创业神话”的喧嚣形成刺眼对照。

当“宇宙尽头是编制”成为流行语，仍有大批年轻人拒绝踏入体制围城，他们并非盲目叛逆，而是将人生筹码押注在另一套价值逻辑上——

“与其在体制内安稳一生，不如在市场中搏一个财富自由”。

这种选择背后，是一场关于风险偏好、财富认知与时代机遇的复杂计算。

一、风险偏好分化：稳定溢价VS财富期权

体制内外选择本质是两种“人生期货”的博弈。公务员岗位提供的户籍、医疗、退休金三重保障，折算成经济价值相当于体制外1.8倍薪资（北京大学《公共部门补偿性工资差异研究》）。

而选择市场赛道的群体，实则是用确定性置换可能性——他们相信在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等领域，存在指数级增长的财富期权。

这种“期权思维”在现实中确有支撑：科创板上市公司创始人平均年龄从2019年的45岁降至2023年的38岁，90后创业者占比突破22%（清科研究中心数据）。

当拼多多黄峥39岁身价超3000亿，张一鸣40岁缔造字节跳动帝国，这些创富神话不断重构着年轻人的成功想象。

某风投机构合伙人直言：“我们更愿投资有体制外经历者，他们身上有未被制度规训的‘野性增长力’。”

二、幸存者偏差陷阱：被放大的神话与被忽视的代价

社会对财富故事的传播存在天然扭曲。胡润榜上68%白手起家富豪与抖音人均“年入百万”的景观，容易让人产生“体制外遍地黄金”的错觉。但现实往往更残酷：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不足5%（教育部统计数据）。更隐蔽的风险在于，体制外群体需自行承担“人生对冲基金”——按现行利率测算，其养老储备需比体制内多143万元才能获得同等安全感（中国社科院《养老成本报告》）。

这种认知偏差在行为经济学中被称为“热手谬误”。当人们看到李佳琦5分钟带货破亿，却忽视直播行业99.8%从业者月收入低于5000元；当羡慕程序员年薪百万，却选择性遗忘互联网行业31岁平均离职年龄（脉脉《人才流动报告》）。这种“选择性看见”让很多年轻人低估了市场经济的残酷性：民营企业中层收入虽比同级别公务员高32%，但其职业中断风险系数却高出4.7倍（智联招聘数据）。

三、体制磁力的隐性价值：时间复利与社会资本

公务员系统的真正优势，往往在十年后才能显性兑现。某三线城市处级干部坦言：“我的账面工资只有企业高管的1/3，但孩子上重点学校、父母住三甲医院、家族办事‘找到人’这些隐性福利，折算成年收入至少百万。”领英数据显示，公务员人际网络中42%为政商资源，高出企业职员28个百分点，这种社会资本随时间呈复利增长。

反观体制外群体，看似自由的代价是全程“风险自担”：35岁遭遇裁员时，没有组织帮忙协调再就业；孩子升学时，无法通过单位获得入学加分；甚至父母看病时，也要和普通人一样凌晨排队抢号。某互联网大厂前总监在失业后感慨：“曾经嘲笑体制内同学‘躺平’，现在他帮我解决孩子转学时，我才读懂什么叫‘体制内安全感’。”

四、财富信仰重构：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共生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将人生选择简化为“发财VS稳定”的粗暴对立。深圳科创企业主的股权收益与街道办公务员的公共价值创造，本是社会价值光谱的两极，却共同构成文明进步的基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的“心理账户”理论在此显现智慧：体制内岗位是“低风险债券”，创业是“高波动股票”，而数字游民、自由职业者则在构建“另类投资组合”。

历史早已证明职业选择没有永恒答案：90年代公务员下海潮中，王石、冯仑等人逃离体制缔造商业传奇；2008年金融危机时，又有大批创业者回归考编。今天的95后们，既有人在“三支一扶”中寻找价值感，也有人在元宇宙创业中追逐梦想。这种选择的多样性本身，恰是社会活力的证明。

或许，我们不必争论“体制内外孰优孰劣”。那些拒绝考编的年轻人，未必真是笃信自己能发财，而是在用行动对抗单一成功标准；选择公务员的群体，也未必缺乏野心，只是更懂制度红利的深层逻辑。当社会能包容有人追求“年薪百万”的刺激，也尊重有人选择“月薪五千”的安稳，才是真正的进步。毕竟，人生的终极成功，从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范本，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风险收益平衡点”。

来源：康美娟爱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