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大陆进行考古发掘是张光直先生多年的梦想，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了。究其原因，一是张光直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考古学，希望能实地发掘；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上做些事，尽一份力，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点贡献；三是在当时国内多学科相结合的考古发掘和

1.缘起与困境

在中国大陆进行考古发掘是张光直先生多年的梦想，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了。究其原因，一是张光直主要研究的是中国考古学，希望能实地发掘；二是希望在中国考古上做些事，尽一份力，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点贡献；三是在当时国内多学科相结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还没有有效展开，张光直对传统的发掘方法是不满的，希望把美国一些比较有帮助的新方法介绍到大陆。为什么要寻找先商文化遗址呢？正如俞伟超先生所言，“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对商文化下的功力最深，发现也最多，所以此时他很想探讨商文化的起源问题。”[ 俞伟超：《往事追记——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载《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为什么一定要在商丘地区进行发掘？这与张光直的学术主张有关，他认为商人源于东方的可能性最大。

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张光直向夏鼐先生提出合作计划，被拒绝；专搞室内整理研究，也被拒绝；与童恩正先生合作，也告吹了；表示愿意来社科院或北大工作，仍然没能实现。[ 张光直向夏鼐提出的合作请求可参看1979年2月23日致夏鼐的信，载《传薪有斯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256-259页。]夏鼐1981年9月29日日记：“童恩正同志来，谈在美国已与哈佛大学谈妥，教育部亦已批准，将于明年起合作进行西南石器时代考古。我邀童同志到自家共进午餐，加以说服，考古工作不能与外国人合作，不能贪小便宜，将研究权拱手让人。他亦肯首，事已至此，他亦无能为力。”[ 夏鼐：《夏鼐日记》卷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4-75页。]

这件事对张光直的打击很大，他虽然很敬重夏鼐先生，也理解夏先生的想法，但仍为合作的失败，对中国考古学的损失而惋惜。在后来他还很动情地回忆到：

“我邀请夏先生、夫人和童恩正先生到我家里便饭。…… 后来童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就在我家吃饭那天告诉他千万不能与我或任何外籍考古家从事合作。童先生因为教育部已经签了字，想夏先生一个人反对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继续和我讨论合作的事情。下面是我很久以后听到的小道消息。夏先生从美国回京次日就驱车到教育部，质问什么人签字同意把考古学放在合作项目里面的，应给予适当的惩罚。我们和四川大学的商议，从开始到结束，夏先生一个字也没看，从原则上就反对中外考古合作。从第一天开始做梦，到童先生回到四川大学，我们两个人所计划一切的理想都是白做的。事实上童先生刚回北京就又和夏先生谈过一次，但夏先生的立场一点未变。这是日积月累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的。夏先生反对中外考古合作我早已知道。他有一次来哈佛时，便很情绪地告诉我，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考古合作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果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不能相信。一个例子：梁思永和Creel说好的，合写一本书，讲安阳殷墟。结果，书出来之后（书名The Birth of China），全是Creel。由这两个例子，我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国人就不能碰中国的古物。夏先生的人格学问，都是我和童先生极为佩服的。他对于中外合作的意见也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全球的考古家都需自动遵循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准则。”[ 张光直：《哭童恩正先生》，载《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78-179页。]

1988年徐苹芳先生接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终于开始了考古所和哈佛进行合作的谈判。但是徐苹芳认为，指豫东地区文化遗址埋藏深，而且此地先商时期主要为岳石文化分布区，寻找先商文化可能没有结果，反复劝张光直不要选商丘作发掘地点。但是“张却坚持应在商丘一带找商人最初建国之地的看法。这样，双方的协商自然就拖延了下来。……徐苹芳对张对建议，于公于私，都是出于好心。可是，张显然是想把在商丘搞中美合作发掘，当作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来做，所以对徐的主张，不仅不同意，还产生了一些误会，以为是故意卡他，还是不想和美方合作。”[ 俞伟超：《往事追记》，载《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989年中美双方合作考古暂时搁置了下来。到1991年，双方才再次谈论合作发掘，并真正付诸实施。

2.发掘经过与结果

1990～1999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进行了调查发掘。调查发掘目的即寻找商城，寻找先商和早商文化。调查发掘计划：先调查地层，后发掘。[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前三年的调查，可以说是发掘的准备阶段，其实也是因为和徐苹芳等人意见不合，而耽误的时间。

1990～1993年，中美合作只限于地质钻孔勘察、磁力测试和考古调查。张光直曾于1990和1992年两次去豫东实地调查。1993年，双方商议，接下来两年的工作是选择若干遗址进行发掘，确立商丘地区的文化序列，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奠定基础。签订了1994～1996工作方案。1994年，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1996年，发现宋城遗址。续约1996～1999年的合作。[ 张长寿：《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载《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经过近十年的工作，商丘发掘的主要收获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徳博物馆：《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科学出版社，2017年。]：（1）发现了马庄类型史前文化。主要发现于马庄遗址，重要收获是发现一批墓葬。早于龙山文化，约3700-3300BC，是新发现的一类文化遗存。（2）发掘山台寺龙山文化遗址。大约年代为2135-1626BC。山台寺遗址是豫东龙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遗址，包含了早中晚各期段的文化遗存，文化连续发展；包含了各个遗址所体现的龙山文化特征，陶器方面和房屋建筑的构架和布局方面；包含了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特征，大型夯土台基，祭祀牛坑，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3）发掘潘庙遗址。代表了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马庄类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4）找到了春秋宋城。平面近似平行四边形，城墙宽12～15米，东墙长2805米，西墙3010米，北墙3555米，南墙3550米，面积10.5平方千米。（5）找到了睢阳古城。位于春秋宋城东南角，周长5400米，面积约1.78平方千米，时间年代不晚于北宋，具体难以确定。

在张光直看来，豫东发掘最重要的两个收获是山台寺遗址和东周宋城遗址。因为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他的期望。

“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有意外的重要性，在很小的范围里发现了五间东西相连的房基……在这排房子的南边约30米处，有一个祭祀坑，略成圆形,其中埋九头整牛和一个鹿头，有的牛已经肢解。这个牛坑使山台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与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关系。《世本·作篇》“核作服牛” ; 《楚辞·天问》“该秉季德……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易·旅上九》“（王亥）丧牛于易”。这里面的几个名字包括核和该，据王国维说都是王亥。殷代先祖与家牛这种密切的关系, 是别的朝代的祖先所没有的。殷商考古的遗址里常有祭牛的遗迹, 牛是大牢, 一个祭坑里有九条牛, 表现祭祀重要与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斑。龙山文化遗址里面这个发现是没有前例的, 它或许说明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其他地方的龙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发展平行, 在豫东发展出来由山台寺可以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龙山或岳石文化 , 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据我们所知, 东周时代这个地方唯一的城市就是宋的都城。《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封克殷, 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后来管蔡之乱中，武庚被杀，周公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微子封的地方就叫宋，《世本》说“宋更日睢阳”,也就是说睢阳、宋和商丘是一地的异名。所以，宋城一般认为建筑在商城之上。宋城的发现使我们找商城的工作在地理范围上缩小了很多。……如果能找到商城，在商城里面找到商王朝的精美手工艺术品、青铜器、玉器、基址和祭祖的档案等重要文物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但是要将这些任务全部完成，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费用。

在张光直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豫东的发掘。他的助手黄伟嘉对此深情的回忆到：

“他是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用生命的最后能量，去完成他的工作，完成他的事业。那时侯，先生只要处在清醒的状态下，他想到的永远都是工作，念叨的总是商丘的考古发掘。……提起某人要回台湾；某人要去大陆，特别是有人要去商丘考古工地。送朋友们走后，张先生独自坐在窗前，默默地流了眼泪。……张先生想去很多地方，先生常对我说，他最高兴的是他主持的河南商丘遗址的挖掘，他让我看商丘遗址发掘的报告，他指着发掘工地的照片对我说：他现在最想去的是商丘遗址发掘的现场，想亲眼看看出土的文物。”[ 黄伟嘉：《和张光直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后日子》，载《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85-291页。]

可以说，张光直把自己最后二十年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商人起源研究和豫东发掘上面。

来源：纪录河南